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41)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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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  复归平静

不过她更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我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我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
  
“千万别再耽误了!”她把我送出她的诊室时再一次叮咛着。
  
可是,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得知此事,立刻向指导员刘恩汇报予以阻挠。我去找刘恩,问他为什么不准我去治病。他冷冷地说了四个字:
  
“去就去吧!”
  
这下我满以为治病有望,立即去场部供销组领粮票。万没想到,他们竟半两粮票也不给。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刘恩已有话,必须有他的文字批准。我随即转身又找到了刘恩,刘恩竟又要我去找供销组。就这样,他们推来推去地踢皮球,我终于没去成。
  
过去在党内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反右”,我从未见到如此阴险冷酷的人。可是在云山畜牧场,竟和这种人天天相见!宋立君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报以几声长叹,以示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像宋立君这样好的医生还有一位,名叫苏宝珠,他是南京人,中等身材,20来岁,肤色白皙,有点络腮胡子,长相很英俊。他毕业于一个军医学校, 对我们这些落难者的遭遇颇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同情心。在第三生产队的“三间房”时,一天夜晚,宋立君医生临时回云山场部的家中去了,“五间房”的一位“老 右”得了上吐下泻的急症。苏宝珠医生闻讯,从“三间房”打着手电,手里拿根打草驱蛇的小木棍,走过了“三间房”到“五间房”之间的二里多地的沼泽地,给那 位“老右”服了急救药,使其恢复了平静。这在“老右”们中间广为传颂,第三生产队队部的墙报也不得不予以赞扬。
  
只可惜,像这样富有良知和为人厚道的干才,在云山畜牧场的干部群中并不占多数。
  
不久,我的背部也被晒烂了。前两年打草,我的全身被晒得油光黑亮,神态爽朗。而现在,由于抵抗力的大幅度下降,再也经不起日光紫外线的强辐射 和一群群大中小牛虹“祖孙三辈”的叮咬。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蜕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 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那痛苦,只有身遭此难的人才深知其味。

                  四

这时,我们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人人饿得不是浮肿就是皮包骨。
  
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不但饿得皮包骨,门牙也几乎都掉光了。一天,他和军医李定国一起上山扛柳条,在半途中歇脚时,他对李定国说:“小李,想当 初我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时吃的那只猪蹄膀,要是留到现在吃那该多好啊!当时是一只真的红烧猪蹄膀,只当道具用,装样子啃了几下就丢掉了,现 在想来真可惜、真可惜!”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口水。
  
出收工也拄着枴杖的学者风度的谢和赓,有一次拜托李定国从云山场部给他抢购回来一斤小人酥,高兴得像个小孩似地连声说:“感谢李医官,感谢李医官!”他过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在白崇禧等人身边当过多年的秘书,称军医为“医官”已经说惯了口。
  
1958年中秋节发月饼,漫画家丁聪一次就吃了五块月饼,当时对人说“饱的难受比饿的难受还厉害”。可是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 “饱的难受”的滋味了,因为后来的中秋节再也没有月饼可吃了。大伙儿只能对着圆月在心眼儿里哼哼:“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照着我们‘右派犯 ’,更是愁上又加愁!”
  
经廖承志提名,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英语。临离开北大荒时,他到虎林县城洗澡堂去洗澡,里里外外 的衣服刚脱得一丝不挂,就引起澡堂内所有的洗澡客与服务人员的一致注目。他觉得好生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只好跟着睽睽众目往自己身上 瞅了瞅,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 伊。几个月不洗澡,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怪不得澡堂子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了“西洋景”。
  
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长听到了,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好些人只得面面相觑,以沉默待之。一位名叫高建的难友饭量特大,饿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就拿起他那黑不溜秋的空饭盒用小铝杓儿敲得丁当响。这位队长这才明白“常委们闹意见”是什么意思,然而只当没听见。
  
这时候,对大家来说,养生之道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已完全成了梦想,而成年不变的现实,只有“叫化子的晚餐”。每天天黑收工回来排队打稀饭或□子粥、高粱粥,都是先大杓后小杓、再一匙羹半匙羹地分,一星一粒粮都当作宝贝,直到把一大锅稀汤都分光。
  
早餐,有些生产队是二两五的高梁糊,午餐是二两五的“双蒸馍”。那“双蒸馍”松如豆腐渣,都得用双手接,其珍贵神圣如同接圣旨,就怕掉下一星半点的碎渣渣。
  
晚上一下了工,许多人在回住地分食那份“叫化子的晚餐”之前,尽可能先奔向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抽烟的人则去找野薄荷叶或柞树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一天大休,“七间房”基建大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到云山场部基建队库房提取存放在那儿的杂物,同时也想碰碰运气,看看在场部能不能买到“进口’货。
  
他们一到云山,听说场部大食堂在“处理”头天吃剩的大□子粥,虽然已有点馊酸味儿了,但每碗也要半斤粮票五角钱。而且每人每排一次队只能限购两小碗。就这样,人们也一窝蜂似地立刻排起了长蛇阵。
  
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鲁一中尉,人们爱叫他“鲁小个子”的,接连排了四次队,买到了八碗粥。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木桌旁,呼啦呼啦地一会儿就 扒拉下肚六碗粥,还有两碗实在扒不下去了,他就直着个细脖儿,挺着个小圆肚子,把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珠儿瞪得滴溜儿圆,直愣愣地盯着这两碗有待开发的“宝 藏”,一句话也不说。
  
原国防科委的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也买了两碗大□子粥,端到了鲁一中尉坐着的那张木板长条桌上,只见鲁一中尉面前放着六只空碗,还挺着个肚儿望着那剩下的两碗粥愣神,遂问鲁一中尉:“怎么?你已吃饱了吗?”
  
鲁一不搭腔,没神的大眼珠儿仍死死地瞪着那两碗□子粥。
  
原铁道兵司令部的文化教员陈勇少尉在一旁对杨崇道说:“鲁一来得早,买了八碗粥,一口气吃下去六碗,剩下的两碗吃不掉了。”
  
“吃不掉给我!”杨崇道忙说。
  
一听此言,鲁一立即伸出两只细瘦的小胳膊,把这两碗粥往自己的面前一搂说;“撑死也比饿死强!”说完就吐里吐噜地吃了起来,直到把这两碗粥又吃了个底朝天。
  
比起鲁一中尉来,还是陈勇少尉有妙法:他排了五次队,抢购了十碗粥。他一口气灌下去七碗,另三碗实在没法再灌了,他就不像鲁一中尉那样“消极 地”干坐在那儿侍机再战,而是“积极地”到食堂外面的广场上兜圈儿走走路、跑跑步,接着又到食堂后面的打麦场上,把一个压麦子的小石滚儿扛在肩头上跑步, 使劲地创造“吃机”。他一觉得自己的“皮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空隙,就赶忙回到食堂的那张桌旁吃一碗,直到把第十碗粥“扫荡”得一干二净。
  
在回“七间房”基建大队的路上,忽然有人说,场部大食堂为什么会“剩下”那许多大□子粥?为什么又馊酸得那么出奇?因为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抢 着买的人太多,大有厚利可图,就把前几天所有已经倒进猪食缸的剩饭都又捞了回来,掺在新剩下的大□子粥里卖给“老右”这帮饿鬼的……
  
忽闻此说,鲁一“鲁小个子”恶心得哇地一声,从胃里翻了出来几大口吐在地上。但他又摆出了刚才在场部大食堂里的那架势,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 这滩已经半消化了的乳状大□糊儿不走。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白白地扔掉这已进过“皮口袋”的宝物太可惜,于是一狠心,连忙弯下腰来,把这摊宝物撮起来往嘴 里糊。
  
一个多月后,这些“老右”从“七间房”到云山场部砌房子。一天收工后,军医李定国去云山水库大坝南边850农场五分场四队想买点儿吃的,只买到一瓶豆瓣酱。他想拿回去冲汤喝也是好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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