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当中国媒体全力报导北京奥运、大肆宣传金牌第一、“奥出一个崛起大国”之时，一条人命关天的信息却被“平安奥运”和谐掉了，而且，被荼毒的还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因为，中宣部严令奥运期间禁止报导任何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公司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氨，而且，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曾多 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信息，不但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这种知情不报且继续销售的行为，不啻于 “故意投毒”。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9月8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恒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对“毒 奶粉”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采取行动。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开始采 取行动。据媒体报导，已经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包括北京奥运赞助商蒙牛和伊利、光明等知名品牌。目前肾结石患儿已有四人死 亡，住院治疗的婴儿12892人，潜在患儿高达3万人。
可以肯定，此次毒奶粉之害蔓延全国，责任人之一是三鹿集团生产毒奶粉并隐瞒真相，责任人之二是石家庄市和河北省官权的庇护，责任人之三是国家质检局为三鹿品牌开了免检绿灯，责任人之四是国务院疏于督查，特别是国家质监局和国务院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监管缺失、官员腐败和商德沦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比比皆是。仅近年而论，就有“石蜡大米”、“敌敌畏火腿”、“苏丹红咸鸭蛋辣椒酱”、“福尔马林火锅”、“硫磺银耳蜜枣”、“硫酸铜木耳”、“硫磺粉丝”、“注水猪肉”，“避孕药鱼”，“工业酒精酒”、“洗衣粉油条”，“滑石粉面粉”，还有毒大米、毒 梨子、毒榨菜，……更有轰动世界的出口“毒猫粮”和“毒饺子”。
如此众所周知的恶劣环境下，中国的食品安全凭什么免检？2004年的“大头娃事件”已经凸显毒奶粉问题极端严重，但国家质检总局居然为许多食品企业发放“ 免检证”，难道没有黑幕中的权钱交易？国务院在1999年出台免检制度，对滥发“免检证”不闻不问，难道就真的对中国造食品拥有免检的信心？
据四川著名学者冉云飞发表的《毒奶粉编年史》的统计：毒奶粉问题时间链早已显露，但从未得到过真正有效的治理。从2001年到2008年，每年都有不止一 起“问题奶粉”出现，仅大陆媒体曝光的就高达30多起，其中有多处涉及三鹿集团的问题。但国家质监局和顶级喉舌却把“三鹿集团”树为质量标兵，授予该集团 200多项荣誉，三鹿奶粉和液态奶获得双免检待遇。2007年9月1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推三鹿；2008年三鹿集团“新一代 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夺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如果说，人命关天乃人类文明的最基本常识，那么，孩子的生命就应该是“天上之天”。而在中国频发的天灾和更频发的人祸中，受害最大的总是孩子。1995年 的“克拉玛依大火”，在“让领导先走”的命令下， 288名学生、36名教师被大火吞没；2001年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发生爆炸，造成42名学生死亡；2004年安徽阜阳毒 奶粉造成“大头娃”，13婴儿死亡，病死率高达7．6％；2005年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因洪水灾害，造成87名学生死亡；2008年汶川大地震，大量豆腐 渣校舍倒塌，官方公布的遇难师生为9000多人，而网民统计的死亡孩子高达13000多人。
对于必须为重大安全事故负责的各级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安全事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对于负有向公众提供真相的媒体来说，面对如此重大的命案，也没有理由不作为头条新闻进行同步追踪报导，更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隐瞒真相。
但在没有权力制衡与独立媒体的中国，凡是出现类似的重大事故，中共官员首先想到的，绝非“人命关天”和“孩子第一”，而是“党权关天”和“面子第一”。所 以，每有伤亡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发生，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真相”和“封锁媒体”，让其消失于无声无息。如果隐瞒无效，相关责任人的第一反应是“ 百般狡辩”和“推卸责任”，直到惊动了最高层之后，相关官员才会出面承错。然而，无论高层官员做出多么严厉的指示，也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皆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
所以，当事件爆光后，中共当局马上采取严控措施：1，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2，突出报导最高领导人 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于毒奶粉的指示都要置于头条）。3，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高层审查的信息。4，报导要尽量删繁就 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5，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导。6，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 媒体加大报导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7，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完全是黑箱作业，有选择地或歪曲地公布调查结果，务必从重从速地处罚当局宣称的罪犯。 8，对有关官员的处分以及处分的力度，全视其与高层的亲疏关系而定。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独裁制度下，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两次扼杀——第一次是人祸对生命的毁灭，第二次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
在中国，死于人祸的无辜者太多了，但在对生命的制度性轻蔑中，生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亡灵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亡灵们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发霉腐烂。
在此意义上，“结石儿”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毒奶粉，不如说是死于制度之癌。
如果毒奶粉事件的问责仍然仅止于让地方官中当替罪羊，那么其背后的高层渎职和制度之弊就无法得到追究；如果胡温从毒奶粉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就是“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而仍然不敢触碰深层的制度缺陷，那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2008年9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转载《观察》2008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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