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著時間光流，Biung王宏恩幻想著回到過去的布農部落。他不會是個詞曲創作歌手，卻是個很會抓山豬的勇士，腰際繫著獵刀，手裡握著獵槍，機靈敏巧地搭設陷阱，迅捷奔飛地穿梭在山林間。披星戴月，聽風呼嘯，犀辨各種動物出沒的時間、路徑。當沉重的山豬負在肩，歡愉的腳步輕踏出，獵人的心緒早飛回部落，急切地想與族人分享豐碩的獵獲。
傳統布農文化漸凋落
打獵是傳統布農族人的生活方式，靠著經驗、耐力與智慧，與深山林野間的萬物依存。延續千年的打獵文化在這一百年來起了很大的變化，日本殖民政府倡導文明，使耕作穀穫的交易價值高於獵物；強制將部落遷近平地，讓獵人遠離了狩獵區。
西洋與漢人文化隨之在宗教、教育、經濟、社會等層面帶來更多的衝擊，布農人接受了現代化，新生代蜂擁地遷徙到都市謀生活，致使部落人口日漸凋零。
族人對巫靈信仰的信任隨著醫療科技的傳入而喪失，許多祭典儀式因此停擺，雖然古調繼之失去展演的空間，卻轉為使用在教會的唱詩佈道文化中，本來只能在耕種小米前才唱的pasi pupu（小米豐收歌），現成為向上帝祈禱的讚美歌。
藉音樂傳遞遠古生命力
從阿嬤的記憶中，Biung得知了些許布農的過往生活，在停了又復甦的祭儀中加了些布農文化，用想像捉摸先人的足跡與智慧，將之融合在音樂創作中，把布農遠古的生命力再次藉由音樂傳遞給人們。
一九七五年出生的Biung，成長在山水環繞的布谷拉夫部落，行政區劃上的正名叫武陵村，是台東縣延平鄉中的一個村落。就像歌詞裡的描述，個子不算很高的Biung有雙粗壯的小腿，黝黑的肌膚把深邃的雙眼襯得更晰亮，濃密的眉毛帶出高挺的鼻樑、厚實的鼻翼，鮮明的布農體格表徵，讓原住民的身分在以漢人人口為大宗的台灣社會中不名自喻。
幾年前，求學路途讓Biung不得不離開部落，遊子思鄉與對漢族群的疏離感，使他對布農族在漢人社會中的定位感到迷惑，對消失中的傳統布農文化感到沮喪。他夾在現實與理想間交迫掙扎，創作歌曲成了他抒發情緒的一個重要管道，藉著創作，他也更深入地檢視自己澎湃思緒的轉變。
與大家分享神聖的感動
Biung意指木炭，是升火煮食的重要物品，在布農社會中是常見的名字，通常用來為家中第一個出生的男孩命名。用自己的名字做了首歌，同時也是二○○一年出版的第二張專輯的名稱，Biung以此表達他對布農身分的認同及對布農打獵文化的嚮往，希望這首歌能喚起族人對自己文化的肯定，期待布農族及其他原住民生生不息地繁洐下去。
在二○○四年聖誕節前夕，Biung發行了第三張專輯「走風的人」，將多面向的原住民文化內涵化為歌詞，融合在搖滾及R&B的曲風中。
他說：「過去，對我的祖先而言，音樂是向上天祈求祝福的方式，是巫師在祭典進行當中與鬼靈溝通的語言。我面對音樂的態度，是伴隨著靈魂的神聖。然而，對現代化的人們而言，音樂是一種娛樂、一種消費的商品，相對的也失去了某些價值和感動。
常思考如何將過去穿越時空的生命力注入在現今的流行音樂中，經過這幾年的思考與沉澱，終於在阿公、阿嬤的傳說故事與生命經驗中，我找到了創作的平衡及方向。期望能讓音樂賦予新的聆聽價值，然後將這樣神聖的感動與大家分享。」
在認同爭議中獲得沉澱
相對於布農名，Biung在日常生活中比較習慣使用漢名。Biung說：「媽媽從我小時就常叫我宏恩，老人也這麼叫我，幾乎沒有人叫我布農名。父母對孩子的稱呼真的影響了旁人怎麼叫你，及自己對名字的熟悉感。可能我媽媽很喜歡宏恩這個名字吧，我們都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這名字還是牧師幫我取的。我雖然知道自己的名字叫Biung，總覺得這名字跟我之間沒有太大的關聯，是在上大學時參與了一些原住民權益覺醒的活動後，媽媽才又開始叫我Biung。」
Biung說，大學時是他思考民族意識的開始，也是強烈民族意識萌發的開始，但是他後來也反省到，強烈的民族意識其實等同於種族優越、種族歧視。所以雖然現在他的民族意識也很強，但和以前不一樣。
音樂──不單純只是情緒的抒發，世界上有很多例子，將音樂做為個人及國族認同的表達途徑。音樂變成了象徵，內在使用的音樂元素反射出許多象徵符號。Biung從反問自己為何要認同布農開始，回頭去探求什麼是布農文化，又該如何看待自己身在世界中的角色。繼之，他以布農人自傲，認清自己需要民族認同平行在自我認同的關係是什麼。
他的音樂，反映了他一步步走來的心路歷程，從宣洩悲憤過渡到沉穩的將原住民文化分享給他人，並探求傳統與現代化的平衡點。Biung是因為自己、因為阿嬤、因為族人，也因為現代人而創作。
希望有更多的聽眾能細細地聆聽Biung的三張專輯，從他將布農文化、人生哲學融於音樂中的成品，反觀到我們自己成長過程中的自我認同、國族認同，也讓夾在統獨爭議的煩躁中，有個沉靜的機會。──台灣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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