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人物
在公開場合,班尼迪克·羅傑斯總是保持低調,但他發言的狀態和私下的談話,總能讓人感到一種善良與平和。深入接觸羅傑斯之後,發現他有著溫和的性情,樂觀的心態,以及水滴石穿般的毅力。他多年來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出入緬甸幾十次,只為發掘緬甸人民經受的苦難,讓世界聽到那裡人們的聲音;他也不畏懼中共的強權政治,公開多次為法輪功修煉團體發聲,揭露活摘器官真相。羅傑斯也有著自己的信仰,那就是「為那些不能發聲的人發聲」。
從1999年之前的官媒攝影記者,到關注維權人士、揭共產黨真相的獨立記者、作家、紀錄片製作人,杜斌被中共稱為「專門挖政府傷疤的人」。他因此丟掉了《紐約時報》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說,「我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值。」在新著《長春餓殍戰》面世之際,杜斌接受大紀元專訪,暢談心路歷程。
從1999年之前的官媒攝影記者,到關注維權人士、揭共產黨真相的獨立記者、作家、紀錄片製作人,杜斌被中共稱為「專門挖政府傷疤的人」。他因此丟掉了《紐約時報》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說,「我做的事情我覺得很值。」在新著《長春餓殍戰》面世之際,杜斌接受大紀元專訪,暢談心路歷程。
幾度前往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處的中國方向,心緒沉重如石。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閃。總是在起飛回北美的那一刻,趕緊默禱,為親友,為同胞,為故國。何時撥烏雲而見青天?飛越太平洋,故國,越來越遙遠。故土,無盡的懷念。
冷風中,揮別故國,禁不住潸然淚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拒絕我的香港,竟成為我流亡生涯中,唯一能造訪的一小塊中國土地,儘管,它很不像中國。
有人權組織在美國加州商場發現了我參與製作的那種人造花,完全相同的產品,英文商標和美金標價也完全一致。包括美國ABC電視台、美國之音等媒體,做了專題報導。總部設在美國的勞改基金會也發表了專項報告,題為「血染的人造花」(Blood Stained Flowers)。美國海關採取行動,查禁這類人造花。
惡勢力無處不在,犯人們敢怒而不敢言。我從內心恨透了這個無法無天的場所、這幫仗勢欺人的惡霸。我尋思機會,要報復他們,讓他們不得好過。
一位算命先生走上來,連聲喚著:「紳士!紳士!」執意要為我算命。我漫不經心地說,如果你能說出我的過去,就讓你算我的未來。他只說出兩句話,便讓我驚異。
我的中國故事:橫渡恐懼之海(15)
然而,我的直覺更準確。面帶微笑、神態淡定而極盡禮數的泓,她的生活,已經發生了根本變遷。我不應該再介入或干擾她的生活。
這份愛情,沒有因為與友誼的衝突而夭折,也沒有因為空間與時間的阻隔而中斷,反而愈益熱烈、堅韌、刻骨銘心。於是,連老天爺也嫉妒了,他大發雷霆,讓神州大地來了場狂風暴雨——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終於,將我與泓,生生隔離,隔絕於高牆內外!
狹小的監倉,連縱情悲傷的角落都沒有。其他幾個犯人,就坐在身邊。寫完,我把頭伏在膝蓋上,以裝睡的樣子,一任淚如雨注。
我活著,卻被埋葬了,活埋。我不曾意料,在這樣的鐵石籠子、活死人墓裡,前後會被活埋達兩年半!這是死亡的體驗,或者,對死亡滋味的嚐試。不是死亡,勝似死亡;一種逼似死亡的狀態,可稱之為「準死亡」。連身體的變化,也逼真於死亡狀態。活著的,已經不是肉體,只有靈魂。
我心下有數,因為天安門事件成為國際聚焦的大事件,中國政府備受國際壓力,雖然把民運領袖關起來,但是否動用酷刑,他們一時還有所顧忌。
關押我的監倉,除我之外,還關有其他犯人,有時三個,有時四個。除我之外,他們均非政治犯,而是經濟犯,而且都是出自公安系統的經濟犯,即那些犯下貪污、受賄的公安幹部。他們也是犯人,卻負有監視我的任務。牢中有牢,這是雙重的牢獄。
時年二十五歲的我,書生氣十足,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甚麼,因而,不僅沒有逃亡,反而前往公安局,與當局「談話」。尚銘記中國古語:好漢做事好漢當。其間,我繼續輔導學生期末考試,有學生問我:「陳老師,你為甚麼不逃跑?聽說吾爾開希都逃到香港了!」我半是幽默半是嚴肅地回答:「祖國的得失,就是我個人的得失。我願意與祖國共進退。」
5月間達到高潮。每天遊行人數,少則數千,多則十幾萬,有時達到數十萬。珠江兩岸,風雲激盪;白雲山下,旌旗招展。由廣東省與香港民運界合作展示的一次大示威,稱為「省港大遊行」,那日,走上廣州街頭的遊行人數達四十多萬。遊行隊伍像潮水一般,淹沒並席捲了廣州的主要大街。行進在這樣的洪流中,我欣慰地感歎:廣州人並非商業動物,他們也渴望民主啊!
天安門事件」,國際上流行的這一定義,指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及其被中國政府鎮壓的結局。在中國民間,包括海外華人中,這一事件,被稱為「八九民運」;又稱「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殺」。中國官方,最先稱這一事件為「反革命暴亂」,後來又淡化地稱之為「發生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
1986年,校園空氣愈加活躍,多元化思潮衝擊著年輕學子們充滿理想與渴望的心。我和好友頻繁舉辦各種形式的聚會。經春夏兩季播種,到了秋天,推動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項目之一,是邀請方勵之、劉賓雁等文化名人來校演講。
「政治體制改革」這六個字,在今日中國,隨處可見,其涵義甚至被扭曲。但在1985年,這六個簡單的中文字,尚從未在中國的媒體或書籍上出現過。上書胡耀邦,我成為最早提出這六個字的人之一。
的中國故事:橫渡恐懼之海(3)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國經貿官員的流亡紀實:走出紅塵(10)
這一切,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捆綁,批鬥,毒打,這就是毛澤東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設計的場景。毛澤東發動文革,原本出自他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卻演變成一場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
大約在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常駐的時候,一次使團活動,一位德國的外交官帶著他九歲的女兒安妮婭和我聊天,他突然直接了當的問我:「您對世界末日這件事是怎樣看的?」
我決定通過機要通道遞送大法資料,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已無所畏懼。給中央、國務院所有領導人,所有機構,從政治局一直到各部委全面遞材料,把所有師尊和法輪功的真實材料都遞給他們,還包括全國的媒體等讓他們都知道法輪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是怎麼回事!這一億修煉群體孰是孰非;那些捏造和誹謗來自何方;法輪功沒有觸犯中國的任何一條現行法律,特別是憲法。
我不由得駐足觀看,尋找、識別我曾經短期工作、長期工作、過往和生活過的地方,羅馬尼亞、俄羅斯、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布魯塞爾、肯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香港……親切熟悉,歲月像翻過去的日曆一頁一頁又重現腦海,那是當外交官的生命歷程,躊躇滿志,無限風光 ……
(shown)林昭和柏楊雖不能相提並論,但同樣感動作了不少的中華兒女。林昭被害於4月29日,柏楊逝世於4月29日,這是一個絕妙的偶遇。假如柏楊生長於大陸,那麽《中國人史綱》、《醜陋的中國人》和《柏楊版資治通鑒》就絕對不會現世,中國人就會更加不知反思,柏楊也絕對不會活過1968年的4月29日。假如林昭選擇了移居美國,那麽靈岩山上就絕對不會有林昭墓,北大的校園裏就連一根牛毛草也長不成……
關注人權的農場主到正義的省議員
2004年,高智晟向中共全國人大致公開信,其第一次從法律和律師的角度談法輪功的問題。其先後三次上書給中共前領導人,揭露當局殘酷迫害法輪功的真相,並呼籲當局停止滅絕人性的迫害。為此,高智晟及其家人遭到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所掌控的北京公安系統前所未有的瘋狂的殘酷迫害,其至今身陷囹圄,妻兒被迫逃亡美國。針此,美國國會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主席以及中國事務委員會共同主席史密斯發表聲明說:「高智晟將在被非法監禁、與他的家人被隔開的情況下度過又一個年頭。中國政府仍然害怕高智晟充滿激情所捍衛的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還有被告人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力——這些都是建造一個穩定而繁榮的社會所必須有的。高智晟以及像高智晟一樣的人們應該受到中國政府的頌揚,而不是遭到酷刑、監禁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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