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为政理念

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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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为政理念是为政以德,包括“敬天、敬德、保民”等,也就是维护天理、伦理,洁己爱民,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亡。这种德治思想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阐发,内涵更加丰富而深刻,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一、为政者修身明德

为政者首先必须从修身做起,作民众的道德表率,这是为政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较早的提出了为政者“修己”的思想,他说“修己而安百姓”(《论语.宪问》)、“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等。孔子认为为政者修身至关重要,要不断摒除自己的私心杂念,遵守礼的规定,才能归于天理,民众才能敬畏。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

孟子提出了“正君而国定”的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为政者要不断完善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思想修养,要培养心中的浩然之气。只有拥有这种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才能够承担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任。

荀子提出君主为仪表的思想,他认为君应为民之仪表,就像标杆和它的影子一样。标杆正,影子才能正。君主应以身作则,以身示范,为民作出表率。

唐太宗提出了君主“正身”的思想,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贞观政要.君道》)他认为作为君主,无道有道至关重要,必须做到身正。他严于律己,从善如流,为后世作出了楷模。

司马光提出了“人君德明”的思想,他认为君主的一言一行十分重要,君德昭明,臣下才能尽忠。作为君主,应该禁暴除害,赏善罚恶,才能使君德昭明,百姓安定,国家得到治理。

二程(程颢、程颐)提出“天者理也”的观点和“恕己及人”的思想,认为为政者要遵循天理,谨守纲常,仁民而爱物,行仁政。以人心悦服作为根本,使四海之民蒙受其恩泽。

朱熹提出了“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君心”等,认为为政者修身正心是根本,就是要心存天理,去除人的各种欲望和私心,胸怀天下之大公,申明正义。

二、为政者仁民爱民

民为国之基础,为政者必须以仁民爱民为要务,这是为政的关键。

孔子认为为政者要以仁为基础,爱民、富民、宽民,爱民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点。他说“仁者爱人”,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了解民心,顺应民意,与民同忧乐,爱惜民力,取信于民。他认为推行仁政的根本手段是对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的教化,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惠民利民”、“富之教之”等,使德入人心,民风淳厚,社会和谐。

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把民众摆在重要的地位,认为民众的事是不可怠慢的。行仁政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使远方的人来归附,就能天下无敌。他指出为政者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等。

荀子继承孔子和孟子的爱民思想,提出“平政爱民”的主张,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如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必须做到平政爱民,才能有江山社稷的稳定。

唐太宗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道德若是积的厚,则永远令人怀念感佩;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则国家自然就巩固安全了。”他提出“民为邦本”,并告诫群臣说:“立国,先须存民;国家富庶,先须百姓衣食有余。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宽厚爱民,恭俭节用,制定了许多利民惠民措施,使国富民强,史称“贞观之治”。

二程的爱民思想讲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为本。” (《程氏文集》)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民志定、民力足,民众生活富足。提出为政者要“视民如伤”,就是把百姓当作受伤受痛苦的人一样照顾,体现了对人民的爱护之深。

朱熹的爱民思想主要是“恤民”。朱熹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得到民众的拥护,作为为政者要爱民如子,体国恤民,兴利除弊,正如他所说“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其它事难预论”。

三、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为政者要做到尊贤任贤,这是使国家仁政德治的保证。

孔子提出了“举贤才”(《为政》)的思想,他主张任用贤才,认为任用正直的人,民众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贤者,则民不服。他说道:“善言不进,则政事不明;要闻善言,需要任用贤人。身边多贤人,所闻也就多善言;身边多奸佞,所闻也就多谄媚;身边多小人,所闻也就多名利。”孔子的任贤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的继承和发挥。

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主张任用官吏要尊尚贤者、使用能者,让他们在位在职,才能导人以正。

荀子提出了“尚贤使能”的思想,着重阐发了任贤思想,他认为应尊尚贤者、使用能人,不贤者不能授官。

唐太宗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把任用贤才看作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他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知人善任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国家政治清明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司马光也提出了举用贤才的思想,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上皇太后疏》)。他根据人的德才情况划分为: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全无为“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选人用人时,司马光的观点是必须重用圣人、君子,倘若无圣人、君子,宁可用“愚人”也不用“小人”,因为小人对国家的危害是最大的。

二程提出了“择任贤俊”的思想,认为君主必须任贤选能,把择任贤俊作为根本大事来办,得到贤才后才能共同治理国家,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保证就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朱熹也主张任用德行高尚之人,认为贤人敢于直言极谏,小人则阿谀谄媚。他指出为政者要“光明正大,讲义理,立纲纪,亲贤臣,远小人,闭塞私邪之路,才能有利于治国安邦”。

实践证明,为政者能否行“德政”关系到民心的向背。综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圣王明君和清官廉吏,都是道德仁厚,仁民爱物,视民如伤。只有上顺天意,下应民心,才是真正的为百姓造福,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

--转载自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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