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称投降日本的汪精卫为投降派，称既抗日又反共的蒋介石为顽固派。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抗日也好反共也好，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看有没有错？一面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华民国》，一面是俄国鬼子扶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蒋介石抗日是抵抗日本鬼子对中国的侵略，反共是反抗俄国鬼子扶持中共对中国的颠覆，他不都是在忠心耿耿的保卫着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吗？
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这个指示，前半句是“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既然发展抗日力量，那后半句你叫新四军抗日打鬼子啊！没有，后半句是叫新四军对付抗日的国民党（即共产党称的顽固派），还美其名“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到底是抵抗还是主动进攻啊？毛泽东说：“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要完成毛泽东下达的这个命令新四军不主动进攻国民党是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同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说：“（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这些是为了抗日还是内战？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皖南事变爆发了，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
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
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所谓著名的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像样的仗（大一点的仗打的都是国民党，）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甚至是令人羞耻的中共与日寇秘密谈判的主要执行者。
12、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在《毛选‧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说：“河南战役[19]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打。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注释[19]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以十余万的兵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约四十万人，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汤恩伯部损失了二十多万人。大家看一看毛泽东共产党描述的这段历史：国民党和日本鬼子两军共五、六十万兵力的大战，既然四月至五月，打了一个多月，又怎么可能是望风而逃呢？
这一场战役尽管打输了，可打的是很悲壮的！第29师死守许昌城，师长吕公良将军和3000多官兵壮烈牺牲。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玨亲率特务营掩护高树勋等部转移，浴血数千日寇骑兵，将士全部牺牲，李家玨将军壮烈殉国。同时牺牲的还有周鼎铭将军、陈绍堂将军等。如此悲壮的浴血抗战，可到了毛泽东嘴里成了“不战而溃”和“望风而逃”。
13、延安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发动一场让人闻风丧胆的整风内斗、清除异己运动。共产党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89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建政后大小运动的写照。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14、罂粟花开，革命鸦片
在八年当中，它还干了什么了？它还干了一件事。早年在中国大陆有一位非常走红的歌唱家叫郭兰英，有许多人都很崇拜她。她的一曲“花篮的花儿香”唱出来真是字正腔圆呐。一曲“花篮的花儿香”唱遍了中华大地，三岁小孩会唱，八十老汉会哼。可是当我们唱这支歌的时候，我们那里知道那花篮里飘出的花儿香，不是别的花儿，是罂粟花、是鸦片花香。在《东方红》所谓的史诗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幕幕的镜头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种出粮食来支援前线抗日救国啊。你能怪我们这几代人在共产党的宣传下不爱共产党吗？我们天天都在受这个教育，我们曾真心爱它呀！
可是，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不是抗日啊，如果是抗日，我们就不说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严格的禁止鸦片。就算你要种个抗日的鸦片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今天就认了。不是，它种的是革命的鸦片，革抗日救国的国民党的命。革命两个字掩盖的是何等的罪行和羞耻啊！
1995年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在接受访问时告诉辛灏年先生，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现年80多岁的抗战时期老干部，19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所谓的“头衔”有好几个。他说：当时我所在部队的职责就是负责收购、发运毒品。中共夺取政权后立即发动“镇压反革命”。那些当年为中共收大烟的商人（烟贩子）全部被灭口。这些人在被枪决时，连连大呼冤枉：“那是共产党让我帮忙收的大烟！你们不能杀我！”孰不知，中共是谎言加血腥暴力，一贯的卸磨杀驴。
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打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去坑害自己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15、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
1984年江苏省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南京志史》。这本书详细的记载了新四军的领导人杨帆，新四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直接联系人潘汉年，是怎样在日本冈村甯次侵华总司令部里面直进直出的。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整个历史学界的轰动，难道共产党通敌卖国吗？我们不相信啊。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
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王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弗拉基米若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延安日记》里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这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
16、躲到敌后大发展羽翼丰满，抗战未结束公开叫国民党下台让位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毛选‧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应该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共产党一直宣传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可我们在这里看到，抗日当头，毛泽东却在中共的七大上明确告诉全党“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即推翻老中国；建立新中国。他把孙中山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称为老中国，把苏联式的专制独裁政权称为新中国。接下来毛泽东说他已经有发动内战的资本了：“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