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稱投降日本的汪精衛為投降派，稱既抗日又反共的蔣介石為頑固派。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抗日也好反共也好，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看有沒有錯？一面是日本鬼子侵略《中華民國》，一面是俄國鬼子扶持中共顛覆《中華民國》。蔣介石抗日是抵抗日本鬼子對中國的侵略，反共是反抗俄國鬼子扶持中共對中國的顛覆，他不都是在忠心耿耿的保衛著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嗎？
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東南局的這個指示，前半句是“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既然發展抗日力量，那後半句你叫新四軍抗日打鬼子啊！沒有，後半句是叫新四軍對付抗日的國民黨（即共產黨稱的頑固派），還美其名“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到底是抵抗還是主動進攻啊？毛澤東說：“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要完成毛澤東下達的這個命令新四軍不主動進攻國民黨是根本就不可能達到目的。
同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說：“（六）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對於地方保甲團體、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應廣泛地打入之；”這些是為了抗日還是內戰？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皖南事變爆發了，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
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畫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
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新四軍自成立以來，所謂著名的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像樣的仗（大一點的仗打的都是國民黨，）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甚至是令人羞恥的中共與日寇秘密談判的主要執行者。
12、顛倒黑白，信口雌黃在《毛選‧學習和時局》中毛澤東說：“河南戰役[19]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打。湯恩伯部官脫離兵，軍脫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注釋[19]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日本侵略軍為了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的交通，以十餘萬的兵力，發起河南戰役。國民黨軍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約四十萬人，在日本侵略軍的進攻面前望風而逃，鄭州、洛陽等三十八個縣市相繼陷落，湯恩伯部損失了二十多萬人。大家看一看毛澤東共產黨描述的這段歷史：國民黨和日本鬼子兩軍共五、六十萬兵力的大戰，既然四月至五月，打了一個多月，又怎麼可能是望風而逃呢？
這一場戰役儘管打輸了，可打的是很悲壯的！第29師死守許昌城，師長呂公良將軍和3000多官兵壯烈犧牲。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玨親率特務營掩護高樹勳等部轉移，浴血數千日寇騎兵，將士全部犧牲，李家玨將軍壯烈殉國。同時犧牲的還有周鼎銘將軍、陳紹堂將軍等。如此悲壯的浴血抗戰，可到了毛澤東嘴裏成了“不戰而潰”和“望風而逃”。
13、延安整風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發動一場讓人聞風喪膽的整風內鬥、清除異己運動。共產黨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國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89年以後，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學家們則從“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風的真相：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裏。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裏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
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裏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
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党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建政後大小運動的寫照。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14、罌粟花開，革命鴉片
在八年當中，它還幹了什麼了？它還幹了一件事。早年在中國大陸有一位非常走紅的歌唱家叫郭蘭英，有許多人都很崇拜她。她的一曲“花籃的花兒香”唱出來真是字正腔圓呐。一曲“花籃的花兒香”唱遍了中華大地，三歲小孩會唱，八十老漢會哼。可是當我們唱這支歌的時候，我們那裏知道那花籃裏飄出的花兒香，不是別的花兒，是罌粟花、是鴉片花香。在《東方紅》所謂的史詩裏面，我們看到了一幕幕的鏡頭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種出糧食來支援前線抗日救國啊。你能怪我們這幾代人在共產黨的宣傳下不愛共產黨嗎？我們天天都在受這個教育，我們曾真心愛它呀！
可是，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不是抗日啊，如果是抗日，我們就不說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嚴格的禁止鴉片。就算你要種個抗日的鴉片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今天就認了。不是，它種的是革命的鴉片，革抗日救國的國民黨的命。革命兩個字掩蓋的是何等的罪行和羞恥啊！
1995年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訪問臺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在接受訪問時告訴辛灝年先生，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偷運鴉片的任務。
現年80多歲的抗戰時期老幹部，19歲就參加了“八路軍”，所謂的“頭銜”有好幾個。他說：當時我所在部隊的職責就是負責收購、發運毒品。中共奪取政權後立即發動“鎮壓反革命”。那些當年為中共收大煙的商人（煙販子）全部被滅口。這些人在被槍決時，連連大呼冤枉：“那是共產黨讓我幫忙收的大煙！你們不能殺我！”孰不知，中共是謊言加血腥暴力，一貫的卸磨殺驢。
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佔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打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不斷地運往國民黨統治區和敵佔區去坑害自己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15、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救國
1984年江蘇省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南京志史》。這本書詳細的記載了新四軍的領導人楊帆，新四軍的領導人、毛澤東的直接聯繫人潘漢年，是怎樣在日本岡村甯次侵華總司令部裏面直進直出的。這本書出版後引起整個歷史學界的轟動，難道共產黨通敵賣國嗎？我們不相信啊。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
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王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
弗拉基米若夫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延安日記》裏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這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
16、躲到敵後大發展羽翼豐滿，抗戰未結束公開叫國民黨下臺讓位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毛選‧兩個中國之命運》中說：“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我們應該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一個！這就是我們大會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全黨的任務，這就是全中國人民的任務。”
共產黨一直宣傳內戰是國民黨發動的，可我們在這裏看到，抗日當頭，毛澤東卻在中共的七大上明確告訴全黨“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一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即推翻老中國；建立新中國。他把孫中山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稱為老中國，把蘇聯式的專制獨裁政權稱為新中國。接下來毛澤東說他已經有發動內戰的資本了：“我們的希望能不能實現？我們認為是能夠實現的。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這樣幾個條件：第二，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九十一萬軍隊，二百二十萬民兵；第四，有全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的援助。”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