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的《炎黃春秋》第九期刊登了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的文章，披露了張學良中共黨員的身份，主要證據如下：
一、2001年10月29日，閻明復受命參加張學良的葬禮後去看望開國上將呂正操，呂正操對閻明復等數人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張漢公即張學良，字漢卿，公，尊稱。呂正操時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
二、葉劍英在生時曾對宋黎說“張學良是共產黨員”。宋黎，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主持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
三、1986年莫斯科公開的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有1936年7月2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洛甫（即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發給共產國際關於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請示報告。據說莫斯科沒通過。
共產黨曾派周恩來親自和張學良接觸，從上面的介紹中我們看到張學良在周恩來的統戰下曾要求加入中共。
張學良親自寫的歷史和口述歷史現在都出版發行了。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張學良說：“我自己給我下個考語：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我什麼都幹，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麼都幹，我抽鴉片。”（後來戒了，不戒也活不到那麼大年齡）。張學良佩服的人有汪精衛、杜月笙、周恩來等。
張學良一會兒說他沒錯，一會兒又說他是罪人，還是罪魁。大陸作家竇應泰著《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中記載張學良在美國紐約慶賀91壽辰上面對眾多的中外來賓的答謝詞：“但是自我評價是：‘魯莽草芥，膽大妄為。’正如《聖經》中保羅所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書中還記載了：“1936年10月5日，周恩來和毛澤東再次聯名給張學良寫信，應該說張學良後來發動的西安事變，與這封信中所敦促的“願先生速起圖之”不無關係。”“1936年10月張學良還給了紅軍法幣五萬元和一萬套冬裝棉衣和藥品。”
竇應泰在他2002年6月的著作《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中提到說：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張學良夫婦建造的“毅荻書齋”中陳列著“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授意張學良不抵抗的《銑電》原件。可是3年以後竇應泰在自己的新著作2005年11月版的《張學良遺稿》中又這樣說：“與張學良相關的若干歷史疑團，將在這部《遺稿》中得到澄清。“九.一八事變”之前究竟有沒有一份蔣氏發來的《銑電》？”最後張學良自己證明了沒有《銑電》。
大陸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刪掉了許多內容。包括竇應泰著《張學良遺稿》也是從張學良親筆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刪選而來的。竇應泰也明確說對《雜憶隨感漫錄》進行了刪節。他說：“尤其對《雜憶隨感漫錄》的最後一章，由於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作了整體刪除。我想這樣處理不僅對維護張學良在國內讀者心中固有的形象有益，同時對熱愛崇敬這位西安事變發起人的讀者也是一種補益。”竇應泰也說：張學良親筆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的出版，為祖國大陸眾多“張學家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即：建國以來國內各出版機構汗牛充棟般的張學良出版物，都無一要面對翔實真偽之檢驗。因為張學良畢竟是權威當事人，他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回憶，無疑有著不容置辯的權威性。竇應泰也說：自己寫張學良的所有著作也要在《雜憶隨感漫錄》等資料面前接受核對總和鑒別。張學良自己也說別人寫他的書“多不正確。常使我大笑不止。”
《張學良遺稿》中記載：張學良“對總裁的瞻仰（蔣介石）當西安事變之後，我感其剛毅嚴正，又親見其機密日記，知其對日問題，忍辱負重，深謀遠慮，具有臨最後關頭。奮鬥到底，堅強的決心。使我慚愧追悔萬分，我雖忝列門牆，未能窺其堂奧，自信不堅，為浮言所動搖。因之，懸崖勒馬，願自犧牲以贖罪。“總統”說：西安事變，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張學良在多次回憶中說到是蔣介石阻止他去南京，是自己堅持要去南京的。張學良還說如果自己的部下這樣，自己會槍斃他的。
在海外版《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張學良說杜月笙說過一句話：“共產黨還能幹朋友呀？” 張學良說這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
在談到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說：“我要正式聲明，就是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這個絕對不是的，不是事實。”張學良說：“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日本呢，我沒把日本看透。……我就沒想到日本會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對這件事情，我事先沒料到，我情報也不夠，我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受點委屈，我們在歷史上都是這樣的辦法啊！假使我知道這個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處置就不同了。”
張學良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解釋九一八事變的這個我的所謂不抵抗，我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張學良說：“蔣公給我指令？不是，不是，不是！這是共產黨方面或誰寫的玩意兒？這是我個人的事，不怪蔣公不蔣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沒有這樣做。”“根本，那個九一八事變，我們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請示說：“九一八事變，你怎麼辦？”……事情還沒來。我請示說日本人要來怎麼怎麼的？不是這樣的！是不是？不是這樣的！那個事情還沒發生呢，我怎麼請示？待事情出來了，我可以，是不是？”“有人說蔣公打電報給我，我還拿一個皮包，把電報每天帶在身上？花說、花說，瞎說、瞎說！沒這個事情，瞎說，外頭瞎說！”“所以我這個人說話，咱們得正經說話啊。我這個人，從來不諉過於人呐，這是事實！所以，我要聲明的，這個最要緊的一點，這是事實。你剛才說的這個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責任啊！”。“所以這是我講的九一八事變，我這個人是，整個的歷史跟外邊所說的話不一樣。那外邊所說的話，意思是給我解（卸）過，我不，我不承認，我不，我的過是我的過。我的過是我的過！”
張學良談到西安事變時說：“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張學良說：“那麼，也許我上了周恩來的當也不一定，”“他（周恩來）說：‘我們絕對服從你指揮，跟著你作戰。’合作啊，都說好了。”張學良有沒有上當？明白人都知道共產黨是不可能歸你張學良領導的。
張學良還說：“所以我就說，中央啊，事情也都過去了。（今天）我已九十歲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塗（指國民黨中央），他就一直不曉得我與共產黨有聯絡。後來戴先生（戴笠）我倆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我說你那些特務，盡扯蛋特務。你特務什麼了？你特務！”
張學良說閻錫山吃了很大的虧！軍隊給共產黨帶跑了。張學良又說：“當然，後來人也說：你（張學良）傻瓜，共產黨把東北軍給你帶走了，走了。”張學良說中央被蒙了，他說：“所以我說，咱們中央過去是大失敗，它的軍官學校叫共產黨給滲透了，”張學良說自己的弟弟張學思是共產黨，他說：“東北後來掉到共產黨手裏，張學思有很大的功勞，張學思後來被共產黨給害死了，”張學良說：“共產黨歡迎我幹什麼？歡迎我回大陸，文化大革命呀？我們奉天呐，有一句土話：‘貓給耗子舔鼻樑骨’沒安好心！”
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據資料記載，1927年冬，楊虎城提出過加入共產黨的申請，丁雍年《西安事變前的中共和楊虎城的關係》中顯示，那一次，楊虎城加入中共的要求未獲批准。
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張學良也回憶說到自己身邊有共產黨派駐的代表劉鼎，還說：“而後同中共聯絡，多有劉鼎任奔走。”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史達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史達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要中共借機二次國共合作。中華民國最高統帥的這條老命竟掌握在一個外國鬼子新沙皇 ——史達林的手裏，他要他死，他就要死；他要他活，他就要活。
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魚翁之利。張國濤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史達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毛澤東、周恩來等本已準備在延安公審蔣介石，但迫于蘇共的壓力，中共立刻改變腔調，只好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共產黨稱張學良、楊虎城是千古功臣，那是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上講的，他們救了共產黨的命，對共產黨確實有功。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共產黨的奪取政權，就沒有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的歷次運動和運動中人民的大批被屠殺。因為同是中國土地的臺灣、香港、澳門根本就沒有歷次運動和大批的人民被屠殺？大陸上之所以屠殺了八千萬人民就是有了中國共產黨。張學良後來大概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晚年信基督教、常常在耶穌像前懺悔。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中共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大陸，還派張學良的老部下中共的呂正操上將專程飛往紐約，勸張學良回大陸，但都給他推了。他晚年寧願定居美國、寧願死在美國，也不回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
8、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是什麼？是革誰的命？
西安事變，中共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其中（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按理該一致對外革日本鬼子的命了吧。可是沒有，毛澤東要革的仍然是國民黨的命。毛澤東在《毛選•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說：“（一一）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
（1）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
大家看到了保證的不錯吧，“四項保證中（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可是就在這同一篇文章中毛澤東談著談著就變了，變成了如何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問題：“（一七）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談著談著就變成了如何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專制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的民主共和國，——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大家看到了國難當頭，毛澤東為他的黨、軍隊寫了這篇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文章。可是它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實質仍然是奪取國民黨領導權、推翻《中華民國》。高喊著革命，不是革日本鬼子的命，而是革抗日救國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命。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