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正义（19）：汉语的秘技（3）无招胜有招
（三）语法与表现力－－无招胜有招
所谓“语法”，是多音节语言中的概念，笼统地说，就是语言表达中所须要遵循的一整套规则。这在单音节语言的汉语（主要指“古汉语”，下同）中根本没有。
多音节语言中，因为其“Word（词）”是多音节，Word与事物的关系是“任意”的，Word的数量是无限的，Word之间的关系是杂乱无章的，所以要想运用Word表达完整的、明确的、众所周知的语意，就必须对Word的构成与运用进行明确地约定，即制定相关规则。
这些规则就是“语法”。要想使语意表达得愈明确、清晰，规则的制定则须愈严格、细化，所以多音节语言的语法严苛而繁琐。以简单的英语为例，其语法就包括：词性（12＋4种），名子成分（7种），动词时态（16种），动词语态（2种），语气（3种），句型结构（4种），从句（7＋3种），共58项之多；如果再加上名词性、数、格的变化，动词人称的变化，则组合起来恐怕得有上百项之多。
那么为什么多音节语言都采用多音节的形式呢？
在前文〈汉语－－神的嫡传语言〉中我们提到，除中华文明文化外，其他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以后，全新发展起来的人的表面文明。所以，当时那些地区的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完全处于经验层面，既没有对事物进行系统分类的概念，更对物质与宇宙的结构完全茫然，因而对于事物的表达，只能是“任意”地、零散地一事一音。
而人类所能发出的音型是有限的，比如现代英语中只有560个，所以要对无限的事物一事一音地予以表达，就只能将有限的音型不断地进行组合－－“多音节”由此产生并成为主导。
事实上，西方文化直到250多年前（中国处于清乾隆年间），才有了对客观事物进行系统分类的认知与实践，以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1753年印行的《植物种志》（植物分类）和1758年第10版《自然系统》（包括动物分类）为标志；西方文化对微观世界和高速宏观世界，有了初级的、相对完整的认识时间，还不到100年。
语言的本质，是对思维的表达。大洪水以后发展起来的人类表面文明的思维基础是逻辑，其思维的最高形式也是逻辑，所以多音节语言对思维的表达必然是以逻辑为基础，以追求符合逻辑为目标，从而建立能够共同接受的交流标凖。
为了保证其语言的逻辑性，就逐步编制完善一整套严密的规则来予以规范。这就是多音节语言“语法”的实质。
所以，多音节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按规则说话的语言。
可是，我们说传统汉语中几乎全然没有多节语言中那些语法规则，难道说汉语不讲逻辑？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缺乏逻辑？
逻辑的本质，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顺序和规律，在一定层面主要是感官经经验层面的思维认知，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化与抽象。它只适用于表达世俗的、感官的世界。如《周易．系辞下》中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而进入微观世界后，“逻辑”就成一种“荒谬”的东西。
比如在量子力学的“双缝实验”中，每个微观粒子似乎都同时以粒子和波的属性通过狭缝，而且每个粒子似乎都是同时穿过两条狭缝。一旦人们想通过测量来确定粒子的任何一种行为时，不管是其“粒子”或“波”的属性，还是粒子究竟是通过两条狭缝中的哪一条，则双缝后面的干涉图案都会立刻消失。
这说明，你要得到“精确”，那么真相就消失；越“精确”，离真相越远。微观粒子的行为，呈现出一种完全违反逻辑“模棱两可”的“叠加态”，而且只能以“概率”的方式，才能“准确”地予以描述。
同时，在高速宏观世界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质量（测量数值）与能量成了一种共轭关系（由速度相联系）；同一空间与时间的量度，会因观测者所处的运动状态与速度的不同而变化，而产生所谓的“尺缩效应”和“钟慢效应”。
在高速宏观世界中，事物的存在形式与状态，不再是孤立不变，而是在与其他事物互相联系中的一种相对性体现。
物质世界的这些特性，西方文化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逐渐“触摸”到，到20世纪上叶才有初步的整体认知。可是这些，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当然表述方式是不同的。在前文“语音”部分，已经揭示一些，并在“辞汇”表现方面，今天更显示出其无比的优势。
大洪水以后传出的中华文化中，也以另外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秘密︰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岂非“双缝实验”的古代汉语版表述？
“常无欲，以观其妙。”－－不要施加任何观念、影响，才能看到微观事物的真相。观测者的任何扰动，都会导致微观粒子“隐藏”部分真貌。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微观至微，达到基本粒子的微观程度，不就找到了万物构成的根本了吗？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仿佛“电子云”的写照。
“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类似于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明确揭示了事物的“共轭”的存在状态与互相联系的属性。
当然，史前文化留下的河图、洛书、阴阳、太极以及五行的生克关系理论等，更是全面、系统地揭示万事万物普通联系的属性及“共轭”存在的现象与原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结构、形式，是逻辑基础上的全息。而汉语，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维结构、方式，因而是基于逻辑而又高于逻辑的体系。所以，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其逻辑基础，就是对事物的分类（表达基本概念），以及语音对分类的表达关系（汉字）。这显然高于多音节语言对逻辑的运用。
不同层级的分类（概念）之间，还构成一种层级上的逻辑关系。而同一层级的内部表达（小概念），是按照“属＋种差”的逻辑关系进行的（词组），这同时又构建起同一层级的横向联系。最后通过思维活动（对不同概念的运用，和反映、揭示、构建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将这些纵横的层级，及其层级内的各种联系，整合为一个立体的网路系统，从而高于逻辑。
也就是说，汉语的“语法”规则，是完全由思维活动决定，没有任何预设的条条框框。这样，汉语就成了一种直接表达思维活动的语言－－我说即我思，我思化我言。
对此，法国诗人罗宾（Robin）曾这样感叹：“汉语无需任何借助；汉字表示一切，其意自明。……当一句笼统的句子把一些字连接起来时，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就无声无息（产生）了。”、“创造出这样的语言无疑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奇迹。……这种语言没有名词，没有形容词，没有动词，没有副词；没有单数，没有复数；没有阳性，没有阴性，没有中性；没有动词变位……；没有主句，没有从句……”（《怎样学习法语》，青岛海洋大学法语系主任李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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