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祐四年（1256年），二十岁的天祥随父到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在此他们看见了诗人林升在他那一首七言诗里所说的景象：“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于是当时忧国忧民的天祥，在参与殿试时，一看到题目，略加思考，草稿也没打，就撑着当时刚好受了风寒的病体，将胸臆之中满腔的文采与报负一挥而就。待宋理宗到集英殿亲定名次时，经过主考官的推荐，马上把这位笔力雄健、论策高明、胸怀远大又条陈明晰的文天祥取为一甲第一名，考上了头名状元！
这样的变化对天祥期许最深的父亲文仪先生来说，看到自己有子若此，果然再无遗憾，他安然的放下了这扶植天祥的担子，在此时突然的病逝归天了。只是想不到这天祥还未及为国尽忠，就得为父戴孝；文家门楣上的报喜红纸未干就得另换白纸守丧，这人生的变化得失端是无常；在他归乡守孝的这三年期间，天下大事又是另一番面貌了！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向南宋兵分三路，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九月，忽必烈围鄂州（今湖北武昌），消息传到临安，朝野震动。有宠宦建议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兵锋，想要再度重演那南宋初期高宗赵构逃亡海上的策略，然而，这样一退是丧志辱国，影响深重；当时刚刚重返朝廷的天祥只有任职于秘书省正字（负责草拟朝廷文书，勘正文字谬误的小文官），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多言必定招祸，但为了社稷人民，他还是独自一人向皇帝上书，指出迁都之议是误国之言，朝中宠宦恶贯满盈，应以斩首。文天祥建议要改革朝政、扩充兵力、团结臣民、抗元救国，可是昏瞆的理宗却根本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因为天祥此时所表现出的宁愿“正言不讳，以危身乎”，也不愿“从俗富贵，以偷生乎”的品格，让天祥自此远离了权力的中枢。
就在这南宋的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的时刻，天祥此时有个插曲是曾一度兼任景献太子府教授，专门给太子讲授四书五经的故事，当时由于他的表现极佳，而获赐金碗一只；一般人对御赐物品，必定是奉为传家之宝的珍视，但文天祥却一点也不看重，这在后来他的老师欧阳守道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文天祥马上就将金碗拿到当铺抵押好帮忙老师可知，这名誉荣宠对他而言果真如同身外之物，这真是一个超然高举的人物呀！
隔年天祥二十五岁，景定元年（1260年），他被委任为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但是他不愿赴任，反而自行请求“祠禄”﹙因为宋朝道教非常兴盛，全国各地建造了不少宫观，朝廷派人主持宫观事务，称为祠禄。﹚，没眼光的朝廷竟然应允了，遂命他做一个道教宫观仙都观（在今江西南城）的主管，这个职务是个闲差，是安插退职或酬庸人员用的，而文天祥是一介状元出身，年轻优异、文武双全，却退隐出世，跑去坐领干薪、甘于平凡，这是怎么回事？这都是因为朝廷权奸当道呀！他痛心举世浊流，改革无望，既不能坐视不管，混迹官场，又无法施展报负，有所作为。这与屈原被放，行吟泽畔一般，虽说“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然其中细数为国为民之忧，又如何叫天祥不恸而隐呢？
因为对朝政时有的非议，使得天祥后来陆续被朝廷贬到地方上任职，但这对天祥的才能来说简直如烹小鲜一般，短短时日他就把当时曾遭蒙古兵蹂躏，城垣屋宇被毁，文物古迹被洗劫的瑞州﹙今江西高安县﹚的整个地方秩序、民生义理都重新整顿了过来，瑞州内百废俱兴，万事端正。但反观朝廷这时在理宗逝世（1264年）之后，权臣贾似道操纵着朝政，使得南宋朝政充斥着好大喜功、阳奉阴违、阿谀吹捧、营私贪渎这些腐败不堪的劣质文化；所以在后来﹙1270年﹚有机会，对国家乱象终究有一份使命感的文天祥再次回到中央出任军器监（掌管武器制造）及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解书史、经义）的职务。这一次，想当然尔，天祥永远宁与骐骥抗轭也不随驽马之迹的作为；这不同的辅君方式又得罪了那忙于发国难财的贾似道，所以当时这已经仕宦了十几年，转眼已经三十五岁的天祥啊，又在一夕间被免去了所有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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