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初春暖花開之際，北京政治舞台便上演兩台大戲，即全國人大會議与全國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前者號稱是中國最高權力机關，后者則是中國式民主的象征。無論這兩個龐大組織的名義、職能、与實際作用有多少反差，它們畢竟是北京政治戲碼的重要組成部份。何況，中國确實有許多重大人事案要在這里通過，有許多重要政策要在這里宣示、灌輸。而外界也早已將“兩會”作為觀測政治風向的無可替代的指標。
由于今年“兩會”是處在新世紀的第1年，又面臨高層權力交接的關鍵階段，再加上适逢許多敏感議題，因此格外受人注意。比較而言，全國人大會議政治信息含量多一些，全國政協的思想信息含量多一些。蓋因前者是“權力机构”，后者只是“議政論政”；前者充任政府監督者角色，后者是政府的旁觀者，盡管政協委員有權對政府提出批評。
通常全國人大年會的議題有3項：（一）審議并且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二）審查并且通過重大法規和政策；（三）審查并且表決重要人事案。其中第3點無疑是重點，盡管在表面上不會突出人事問題。事實上，北京“兩會”前，中國省部級領導人已經出現了頻繁的變動。在30多個省、市党、政一把手中，已有大半被汰換。部級官員亦有多人被調整。如果在今年兩會期間异動或增添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及政協副主席，應該不致令人感到意外。而這些一定都与權力轉移有關。
不管怎么說，中共“第四代”執政團隊隱然成形。西方觀察家認為，以胡錦濤、曾慶紅、溫家寶等為主干的“第四代”領導核心，具備以下主要特點：（一）意識形態色彩較淡。他們雖然經歷了50年代意識形態的洗禮，但更重要的是經歷了文革時期理想的破滅，因此不象前三代領導人那樣，有許多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二）吃過苦，比較能干。在第四代領導人中，許多人曾經在文革中上山下鄉，即使胡錦濤和溫家寶這樣年紀較大者，也在甘肅等艱苦地區呆過10几年。他們都在艱苦的環境中經歷過磨練，因此比較能干。（三）知識結构不同。包括江澤民、李鵬、朱熚基在內的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大多數人都是技術官僚，是學工程出身的。而在第四代領導人中，雖然學工程者不在少數，但是他們比較年輕，對現代管理理念以及西方文化不陌生。
少數認識當然不錯，但是第三代与第四代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權力的繼承与占有。也許可以這么說，中國已經出現了從強人政治向更為集体性的領導模式轉移的趨勢，尤其是在后江澤民時代，几乎是一种歷史性必然。但這并不表示中共內部各派系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得到解決。長久以來，北京權力交替不僅僅是從一個核心到另一個核心的轉移，而是不同派別之間核心的繼承。如果派系平衡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危机就會始終存在。在缺乏制度化權力繼承方式的情況下，如何完成接班問題，不僅要看江澤民的政治智慧，也要看現存派系領導的政治道德狀況。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s://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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