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淺談五四後當代中國知識精英的徹底臣服化

仲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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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12月16日訊】1.

有網友論及:中國其實直到明清知識份子和權力的關係都不完全是時下所說的隸屬關係。又說,中國的宗教屬於君王,晚清君王結束,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沒了信仰寄托而終有投湖、自沉之殉道者。這前半段說的非常確切,但是,後一句「宗教隸屬於君王」由於沒了君王而知識份子失去了信仰載體,卻是值得探究的,因為這又是用外來的框架套用中國特有的事物。

對於這個問題,由於我正在思索「再談意識形態問題」一文,所以暫時無暇詳細展開。然而,由於意識形態問題與這個問題密切相關,這也就是說談中國近代問題、知識份子問題,與我研究的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問題一樣,離不開西方社會的近代變化問題。這個變化不單影響西方,而且也影響到整個世界,而這個西方社會的近代變化則是在「基督教宗教」社會及文化基礎上的變化,這樣兩個文化傳統的區別以及後者在近二百年中的強勢擴張影響,就造成了我們研究當代幾乎可說是一切問題的基礎。所以這就促使我擱筆、先為此寫下一點零感。

2.

談中國知識份子和權力關係的變化,首先,我們必須看到的是,中國的君王和儒道釋思想一樣都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份。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中對於天地人,人生理解的結果。所以可以肯定地說沒有這樣的說法:即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宗教隸屬於君王」。其實這一點就是這位朋友也已經看到,因為他已經看到,直到明清中國文人和權力的關係也不是時下所說的那種隸屬關係。

坦率說,這種絕對的隸屬關係卻正是存在於西方基督教社會中的關係:上帝與教士,上帝與人的關係。無論教士和人對上帝和教會都只有服從,沒有監督和制約的關係。

其次,於此平行的問題是,這位網友談到的「宗教」之於中國文化的關係讓我們看到,這裡或者說談中國問題涉及的「宗教」並不是西文的religion。中文中的「宗教」強調的是教化,是另外一種方式的信仰,與西文religion完全不同。西方的religion是一神創世,一神主宰世界。而中國人的宗教信奉的卻是「倫理」、「道」。價值和關係主導人和世界。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甚至民間起義,革命反抗都說是「替天行道」。這種宗教的不同傾向,與權力的不同關係造成了東西方文化不同,社會結構不同。

為此,對於國家和社會來說,這裡我要強調的是,中世紀前,西方的君主是君權神授,一切無不隸屬於宗教。他們的合法性是在宗教及其文化中獲得的。而中世紀後,政教分離,這個合法性的前提變了,所以,在政教分離後的近代社會,塵世的法取代上帝和神學,才會產生國際法以及公民自覺問題。但是中國卻並非如此。然而,近代的問題,無論國際還是中國卻都是產生於西方的這個演變,根源都在西方。

由於法和公民權要取代過去上帝和神學的地位,自然就隨之而來了另外一種衝動。在西方繼承以往的社會結構及其文化的現代社會中,總是會有一些君主、黨派、及觀念思想要佔據上帝和神學位置。而這就造成了我所研究的極權主義在歐洲的產生與發展的可能性,意識形態——觀念論在歐洲的產生及發展氾濫的可能性。

這裡必須注意的是:只有在這種西方文化和社會中才會產生這種「佔據」問題。在中國你就是佔據了統治地位,當了皇帝也要守道、守倫理;你有了想法也必須合乎情理,你也不是「絕對」真理。否則你是天理不容!所以中國的皇帝從來不曾如現今的一黨專制那樣肆意胡作非為。因為在中國天理永遠是第一,倫理永遠是第一,而所謂真理是相對的,人間立的法也不是絕對的!

3.

為此,對中國近世來說,絕對不是因為君主之歿才有王靜安投湖,梁濟自沉;文人的絕望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形而上學前提,綱紀毀滅了——中國文化在西化中徹底地毀滅。所以活下來的陳寅恪才會說,耶教不可能如佛教那樣融入中國文化。因為它無法和中國人對於天地人的理解,中國的倫理兼容。

所以五四後形成,四九年後徹底完成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和政權的關係首先是一種「文化革命」——徹底粉碎傳統文人思想及精神的結果。因為從北伐後黨國逐漸開始在中國社會起決定性影響,最後在四九年後完全支配中國大陸的這種知識份子與政權、政黨的徹底的隸屬關係,極權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關係,是一種典型的近代西方社會的產物。

到中國傳統,到所謂反對封建專制中去尋找這種知識份子的服從及完全意識形態化不僅徒勞,而且一定會矛盾百出!

這種隸屬性,以及意識形態化——觀念主義的思想方法也是十八世紀末期後西方知識份子,十九世紀末期後西方左派及極端右翼,意識形態化、觀念化傾向的產物。在中國文人傳統中從來沒有過這種徹底工具化,使女化的教化與角色。中國文人的家國觀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意識,不是掌握真理的救世說,而是倫理感。而服從,以及意識形態化、觀念論的假大空則都只有在基督教教會及其所屬的社會結構與精神結構中存在。簡言之也就是說,只有在一神論宗教的世俗化中,二元論的思想方法中存在。

所以,正是這個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在近代的政教分離,在最近三百年的世俗化的發展中,造成了這種新興的極權主義國家的知識份子和政權的關係,造成了最近一百年來的極權主義問題和意識形態,也就觀念主義問題。而近代化,全球化又把它帶到了世界各地,各種不同的文化社會中。

為此,對極權主義及現在我正在解析的意識形態問題讓我看到:基督教及其文化在政教分離後,世俗化的基督教社會帶來的各類問題是當代國際社會的主要問題。這也就是說西方近代文化和政治的發展,全球化問題與獨特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政教合一的思想框架,社會結構,文化基礎問題是分不開的;當代重大的社會政治、國家及文化問題都是基督教世俗化的結果。

一言以蔽之,一個本來的神學,宗教框架,沒了神和上帝、神學,卻來了塵世的黨派和領袖,塵世的觀念思想——它們佔據並且世俗化了它的各個位置,為此就導致了近代發展的各種問題。

4.

由此我們看到,西方之所以晚到在十九世紀才開始形成世俗國家就是這個政教分離的結果,政教分離使得過去君權神授而產生的各類染有宗教色彩的政治紛爭變為國家、種族、地域等世俗特點的族群問題。而又因為這個國家、種族問題,實際上都是在過去基督教社會的框架中世俗化表現,所以產生的爭鬥和對立有如過去教派對立,宗教對立那樣的文化思想及社會基礎,一旦分離一般就不會再合。這又和中國社會的春秋戰國,以及其後各次的分合不一樣。為此我曾經著文說過,只有在中國文化前提下才會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一點,包括費正清等西方中國研究專家都早已看到:中國文化的原因造成中國人不怕分合,傳統中國永遠會有一種向心力。
而這個政教分離在文化和思想中的反映是,就是我正在研究的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問題。

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問題都是西方歷史文化中政教分離的結果。正為此,在現代化,西化的潮流中,即便在共產黨集團八九年崩潰後也無法徹底消除極權主義及意識形態的產生和傳播。對於這一點,西方人自己其實也早已經感覺並且認識到。他們自己早就開始了轉化與糾正自己,例如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徹底反省和否定,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也就是所有人類各種文化沒有高低、優劣之說;對於動物保護、環境問題的覺悟——即各類生命的價值及關係的重新認識。這幾個反省及調整涉及的都是根本的形而上學前提問題,而絕對不應理解為,只是科學的,生存的功利主義要求使得西方人產生了這個改變的衝動。當然,即便是功利主義要求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行為做出改變,也一定是出於一種根本的人和自然關係的要求。

研究當代問題,如果看不到這點就會自欺欺人。

最後,重新回到最初的中國問題,我們可以肯定說的是,五四後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問題,而是當時那批知識份子在西化中,全球化中的選位問題。令人非常遺憾的是,他們選位,接受的是極權主義傾向的那種基督教世俗化的內容與形式,在中國形成了一種「新的」世俗化宗教,共產黨及其學說,為此自然帶給中國的問題就是最極端惡劣,最變態的西方問題——極權主義問題。而尤為不堪的是,在絕大多數西方民眾及國家已經唾棄了它之後,我們現在又必須在西方社會的投資利用下,忍受它的繼續存在。這真的是我們民族的千年災難,可這千真萬確地是五四後的知識精英們帶給我們後代的,很多東西至今還在毒化我們!

2014-12-14 德國•埃森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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