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3月26日訊】廣西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個絕然不同於全國所有省市的特點：一是在全國所有省市的第一書記或被打倒、或被調任的十年裏，它的自治區第一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廣西軍區第一政委、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始終不倒；二是文革中廣西出現了相當規模的吃人風潮，即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剜心剖肝吃肉的事件。
由於韋國清一直在廣西執政，以致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廣西上上下下都宣稱該省在文革中有一條自始至終「以韋國清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全國其他地方執行林彪、『四人幫』路線，廣西沒有」{1}。因此，中共中央當時在全國展開的意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運動等，在廣西根本無法開展。
直到1977年，韋國清被調到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任主任，胡耀邦、習仲勛等中共開明派領導才於1981和1983年兩次派出相當規模的中央調查組去廣西，由李銳、周一鋒等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領導掛帥，在廣西本地組織了十萬幹部來調查處理廣西文革的「遺留問題」（以下簡稱「處遺」）。
在1983到1988年間從最基層的公社到省市級的細緻調查、核實中，非但發現廣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位列全國各省市之首，有大約8.6萬至15萬之多{2}；還發現廣西全省在文革中確實發生過一場吃人風潮。這五年內的關於廣西文革「處遺」問題的內部報告系列，即為共十八冊、七百多萬字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以下簡稱機密檔案，引用均出自2016年電子書版本）{3}。
一 規模和數量：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
對廣西文革中吃人風潮的公開揭露，首功當屬現居北美的華人作家鄭義。他先後在1986、1988年兩次冒着風險到廣西調查這一吃人風潮，又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躲避通緝的流亡途中寫作，終於在1993年出版了《紅色紀念碑》一書{4}。由於鄭義所做的是個人的調查，足迹所限，只包括上林、鍾山、武宣、賓陽、靈山等七八個縣。而在這套機密檔案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年的吃人風潮所及，有名有姓或有統計數字的受害者牽涉24個縣市，分別是靈山縣、欽州縣、橫縣、大新縣、上思縣、合浦縣、天等縣、巴馬縣、忻城縣、隆安縣、都安瑤族自治縣、浦北縣、馬山縣、扶綏縣、蒼梧縣、鍾山縣、武宣縣、來賓縣、武鳴縣、崇左縣、賓陽縣、上林縣、柳州市、容縣。
除此以外，這套檔案中提到有吃人案件發生，但沒有具體細節的還有邕寧縣、柳江縣，即共26個縣市。為了便於讀者了解這一吃人風潮的起因、性質和規模，筆者特意根據機密檔案中的材料，編撰了「《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覽表」（見附錄）。
要指出的是：這套機密檔案中提到的26個縣市並不是完整統計。如曾參與「處遺」工作的中央工作組成員晏樂斌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他當年的筆記裏還有貴縣、桂平縣、凌雲縣等發生過吃人案例{5}，亦即至少波及29個縣。另據一名廣西民間學者鍥而不捨的多年調查，發現這一吃人風潮共波及了31個縣市{6}。文革中廣西全省的行政區域，全區轄8個專區，4個自治區直轄市。除了南寧市、桂林市和梧州市這3個直轄市外，其餘9個專區、市全部都曾發生吃人事件，波及率為75%。按縣級單位計算，當時廣西大約只有82個縣，涉案率為38%。換句話說，就地理分布上來講，將近一半的廣西土地上發生了吃人事件。
另外，這一吃人風潮的數量和規模在廣西是史無前例的。這裏的「數量和規模」有兩重含義：（1）被吃者的數目；（2）參與者的規模。就被吃者而言，僅根據機密檔案中的記載，有名有姓或有統計數字的被吃者就有302人（次）。因為這套機密檔案意在記錄該省的文革全過程，對吃人事件的記述大都點到為止，有意無意的遺漏是很有可能的。
例如，鄭義當年調查過上林縣喬賢鄉的武裝民兵屠殺反韋國清的「四．二二」造反派的「木山慘案」。他提到多人被剖腹取肝，其中老游擊隊員鄭建邦被打死後，他的長子不服，被批鬥並殺害，隨即「晚上糾察隊剖活人肝，在大隊裏煮熟，十餘人分食。稱沒結婚的肝好，壯膽治病」。兇手還準備「斬草除根」，吃掉鄭建邦的幼子鄭啟平，但終被他逃脫。
就此事，鄭義還訪問了兇手——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謝錦文{7}。可是此事在這套機密檔案裏就沒有任何記載。此外，據前述廣西民間學者的多年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有421人之多{8}。應當說，這一數字是比較可信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400多人的受害者規模不是很大。就此，我們不妨就同類事件做一些縱向和橫向的比較。其一，據文革中的「四．二二」派調查，廣西公安廳長鍾楓承認：在大躍進、大饑荒（1959-1962）中因為韋國清積極「反瞞產」，大約餓死了50萬人。但是廣西在這整整三年的饑荒中出現的吃人事件，只有很少的記載。例如，在上述「四．二二」造反派的調查報告中，就只提到了「環江事件」中的兩例、共5人（次）的因飢餓而吃人肉的事件{9}。
其二，安徽省在大躍進、大饑荒中是重災區，餓死了400多萬人，也出現了不少吃人的「特殊案件」。據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回憶，一份當時絕密的〈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統計：1959至1961年三年裏共有1,289起吃人事件，佔整個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400多萬的比例為0.032%。而這裏的「人相食」大都是指吃「餓死的人」的屍體，僅有5%至8%是「殺人犯」，即「殺害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親人而食肉的」{10}。換句話說，在安徽的大饑荒中，殺人相食的案例僅為103起左右。而廣西文革中的殺人而食的比例，以「非正常死亡」8.6萬人下限計算，則為0.48%，是安徽上述比例的15倍。更何況安徽統計的是大饑荒三年間的總數字，而廣西文革中的被害者人數只是從1967年冬到1968年秋，即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的統計數字。
就參與者而言，三年大饑荒中的吃人案件大都是個體性的，即隱蔽的個人行為——連盜竊屍體都常常偷偷進行，還透露出人類起碼的羞恥感{11}。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則帶有明顯的群體作案的鮮明特點，即大都是公開的、瘋狂的群眾運動——在光天化日之下群起剖腹、取肝、割肉、進食（下詳）。就參與吃人的數量規模而言，更為前所未有。據當年去現場採訪的鄭義估計，其規模應當是「萬人吃人運動」{12}。這樣的吃人群體的規模，恐怕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至少在廣西是空前的。這裏，我們不妨從發生吃人事件最多的武宣縣的檔案中摘錄幾段，來看一下1968年「革命群眾」殺人而食的瘋狂情況：
縣城遊鬥中打死2人，並剖腹取心肝。
6月12日，武宣區在街上圩亭召開批鬥會。「聯指」觀點的王春榮親自押送被鬥的周忠（居民）、「黑五類」羅耀祖、鄺保安、黃振基、譚啟歐、陳魁達等十多人進入會場。在批鬥中，王邊審問邊用五寸刀向被批鬥對象周忠、羅耀祖捅去，進行逼供。在批鬥會上譚啟歐被人打死，黃振基被打休克。會議結束後，王春榮強令周忠、黃河、吳祖榮、陳魁達等4人分別拖着譚啟歐（屍體）、黃振基往回走。
拖至途中，黃振基醒來抬頭向王春榮求饒說：「同志，原諒我嘛。」王即搖動着五寸刀極為囂張地說：「原諒你5分鐘。」隨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當拖到中山亭處，王即令停下。手持五寸刀，就一隻腳狠狠地踏上被打休克已醒過來的黃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開腹部挖出心肝。接着又剖譚啟歐的屍腹取出心肝膽，後王聽圍的一個人指着拖屍的陳魁達說：「這個傢伙偷過牛。」王不顧陳的申辯和求饒，向前抓住陳魁達的頭髮，將陳按倒在地上，用腳踏在陳的胸脯上，活生生地將陳剖腹取出心肝……
縣城遊鬥打死湯展輝肉被割盡吃光。
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龍鳳桂等人拿湯展輝上街遊鬥，走到新華書店門前，龍基用步槍將湯打傷。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心肝，圍觀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肉割完後，有一個老媽子割要生殖器，縣副食品加工廠會計黃恩範砍下一條腿骨，拿回單位給工人鍾桂華等剔肉煨燉吃。當時在殘殺現場的縣革委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目睹這一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當時正在召開四級幹部會，參加縣四級幹部會議的個別代表也參加吃人肉，造成極壞的影響{13}。
武宣縣在文革中有二十二萬人口，縣城每周或每十天一次舉辦集市（圩日），每一次都有成千上萬人參加。就是在這樣人山人海的情況下，發生了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的革命群眾把個別活人的肉「割盡吃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而現役軍人、革委會副主任和武裝部副部長竟然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以「目睹這一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的態度來縱容鼓勵。從此，全武宣各地都掀起了新一輪的群眾吃人風潮。
在武宣縣的最高學府——武宣中學和桐嶺中學裏還發生了學生吃掉老師、學生吃掉校長的血腥事件。下面是檔案裏的兩則記載：
武中師生批鬥打死教師，剖腹取肝，投屍江中。
6月18日，武宣中學吳樹芳、覃昌蘭、王著尤、黃寧群、韋天社等5位教師被付屏堃、何培賢、李漢南等幾十個學生輪流批鬥。到晚上8點批鬥吳樹芳，韋解安第一個用木棍打。跟着陳恒軒、何少海、韋英瑜、蘇炳定、韋習實、覃家飛、覃允雅、黃東明、廖承、廖田保、何開朗、韋世銳、蘇崇富、李漢南、何建國、蘇就堅、林國柱、黃海初、付屏堃等20人對吳樹芳進行毒打。……過了一個多小時，吳樹芳死於牀上。
廖承到總務門前對總務廖振坤（東方紅軍區司令部頭頭）說：「吳樹芳已經死了。」廖振坤答：「當狗死。」廖振坤又對付屏堃說：「聽人說肝可以做藥，搞點回來。」……覃馳能動刀，韋天社、吳宏泰、何凱生幫扶着屍體，剖腹取肝，付又責令覃馳能再割幾斤肉，都裝在塑料袋裏，拋屍江中。
轉回單位後，潘茂蘭將人心、肝、肉放在廚房菜板上，由陳瑞陽動手分割，在場的還有付屏堃、廖承、陳志升、何開朗、韋解安、蘇崇富、蘇就堅、廖田保、何少海、何建國、林國柱、龔培宜、韋英瑜、龍城等17人，他們分別在廚房和黃元樓房間煮吃，還有在走廊等處烘烤人肉人肝。
整個學校，血迹斑斑，焦味充溢，滿目悲涼，令人怵目驚心，鬧得學校烏煙瘴氣。
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敲死，且被割肉挖肝。
7月1日晚8時，在桐嶺中學十丙班教室批鬥黃家憑同志，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批鬥會持續約一小時後，謝東宣布散會。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押解黃出會場，行至電話室門前時，覃廷多喝令「打」。聲落棍下，朝黃打了一棍，其他人不約而同地蜂擁而上，將黃家憑亂棍打死。
2日上午，屍被學生黃佩農剖腹取肝，張繼鋒（女）等人將肉割下，只剩骨骼。當天午後，在桐中廚房周圍，宿舍區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的情景舉目可見，血迹斑斑，腥風飄蕩，火煙繚繞，焦味充溢，陰森慘狀，令人不寒而栗。
黃家憑同志，早年參加革命，曾任一二一縱隊第一支隊直屬中隊政治指導員和桂中支隊十八大隊長，廣西解放後，任過蒼梧縣副縣長、桐嶺中學副校長等職，「文革」中慘遭殺害，令人痛惜{14}。
綜上所述，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不僅在地理規模上、而且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數量和規模上都是空前的。這裏恐怕還要補充一句：它在挑戰我們的認知和理解上也是空前的。文明世界的人實在是難以想像歷史中的「惡」可以發展到何等瘋狂的地步，它甚至會在瞬間凍結和顛覆我們作為人的正常思維——因為這類獸行實在太難以使人置信了。
著名意大利作家萊維（Primo Levi）在談到納粹大屠殺的時候說：在一開始聽到這些消息時，人們都是無法相信的：「在1942年這個關鍵的年頭，關於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消息開始流傳開來。雖然只是些模糊的隻言片語，但這些消息相互印證，勾勒出一場大規模屠殺的輪廓。面對這些如此窮兇極惡的殘忍，如此錯綜複雜的動機，如此罪大惡極的罪行，人們往往難以相信它的真實性。」{15}
筆者以為，廣西文革中割肉挖肝的「群眾專政」與德國納粹的黨衞軍在對猶太人大屠殺中使用的煤氣室和焚化爐相比更為殘酷！（未完待續）
註釋
1、5、46 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頁13-20；19-20；19。
2 有關廣西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有多種官方和較正式的記載。如《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稱，廣西文革期間死人8.6萬多人（參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整黨辦公室：《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理「三種人」文件彙編》，第二冊〔南寧：內部出版，1986〕，頁273）。又據當年參加「處遺」工作的公安部幹部晏樂斌的工作筆記：死者8.97萬是有名有姓的，無名無姓的3萬多，失蹤的2萬，共14萬。韋國清在一次談話中則承認有15萬人之多（參見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頁14）。本文並不專門研究這一課題，所以僅列出這兩種較正式的數字作為死亡人數的範圍。
3 參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機密），共十八冊（南寧：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內部出版，1987-1988）。筆者對此重新進行了校勘，並加上了一些註解和導讀，共分為三十六卷出版，參見宋永毅主編：《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電子書）（紐約：明鏡出版社，2016）。
4 鄭義：《紅色紀念碑》（台北：華視文化公司，1993）。
6、8 筆者對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廣西民間學者的訪談，洛杉磯，2015年12月28日。
7、12、21、32、33、36、39、42、48 鄭義：《紅色紀念碑》，頁28-29；99；67；103；128-31；40；20；27；28-29。
9 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絞死韋國清！為死難的廣西五十多萬階級兄弟報仇雪恨！——揭發韋國清反瞞產的滔天罪行〉，《南疆烈火》（廣西紅衞兵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衞兵南寧八．三一部隊指揮部），聯5號（1967年6月8日）。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5）。
10 尹曙生：〈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記錄〉，《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頁62-63。
11 宋永毅：〈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載勞改基金會編著：《人相食的年代》（華盛頓：勞改基金會，2013），頁112、115、117、128。
13、14、25、29、44、45 中共武宣縣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武宣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87年5月4日），載《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十八卷。
15 萊維（Primo Levi）著，楊晨光譯：《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頁1。
原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155期）@*
責任編輯：謝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