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檔】大饑荒後的七千人大會(上)

武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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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8月21日訊】編者按:按照中共官方內部統計,1959—1961年三年大饑荒中,中國餓死約四千萬人。此時,中共上下仍在蓄意掩蓋,甚至黑白顛倒,把壞事說成好事。

「三面紅旗」餓死那麼多人,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劉少奇和周恩來也都是「共犯」。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發言說:「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曾經熱衷於大躍進的劉少奇雖然在會上承認三年災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禍」,但他仍然積極配合毛澤東批判彭德懷,說:「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不能平反。」而七千人大會要解決的問題,卻正是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提出的。此時,毛澤東的威望降到谷底,林彪仍在天花亂墜地吹捧毛澤東。

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網絡圖片)
大饑荒後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喜笑顏開。(網絡圖片)

七千人大會定調:「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

1961年,經過三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普遍出現大饑荒。當時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糧食調不上來。1961年全國徵購糧食720億斤,中央上調60至70億斤。9月廬山會議時,中央和各中央局協商,決定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32億斤。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可是各地上交的糧食只完成了20.1%,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直接威脅到社會穩定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為此,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遂決定召開中央、中央局、省市委、地委、縣委和重要廠、礦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又決定吸收軍隊的部分領導幹部參加。因為參加的有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

1961年12月22日到1962年1月10日,中共預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研究七千人大會如何開。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開會,說:「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1962年1月11日,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正式召開。根據毛的指示,不開大會,先把準備由劉少奇作的主題報告發給大家,分組討論。毛計劃1月27日開大會,由劉少奇讀討論會修改過的報告稿,然後再討論。報告定的調子是:「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我們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了」,「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發展時期」。代表得到通知,在會上要講責任就講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責任往上推、往下推。劉少奇的報告裡提出「分散主義」的概念,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分散主義嚴重存在。毛編出「分散主義」,原本是想讓大會認可中共過去的政策,走一下過場,然後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批判「分散主義」上去,把「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糧食短缺、餓死人的責任,通過這次會議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沒料到,在實際討論中,大家對「分散主義」的提法反應強烈。湖北省長張體學提出不同意見:「幾年來,發生的問題是高指標,『左』傾蠻幹,是主觀主義。問題出在主觀主義上,不是分散主義,不反對主觀主義,分散主義也反對不了。計劃大、指標高,還能不出分散主義?」一位縣委書記憤慨地說:「這幾年工作想想真虧心,1958年、1959年心裡憋著一口氣,要人給人、要糧給糧,不曉得會出問題。1960年出了問題不敢講,怕人說攻擊『三面紅旗』,又怕自己擔責任,到揭蓋時,做檢討、挨批評。1961年生怕出問題,怕餓死人,做工作膽戰心驚,照顧群眾多一些。現在又要檢討本位主義、分散主義。」許多省委書記、地委書記都從不同角度提出:過去幾年政策多數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看法不便提,跟著中央走;現在出了困難形勢,又要反對地方上的分散主義,讓地方承擔責任;對此想不通,不服氣。

由於地方各級幹部頂得很厲害,毛只得改變初衷。16日,毛提議重新組織報告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包括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主要成員和六個大區書記,執筆的秀才5人,共21人,動手改稿子。17日,劉少奇召集起草報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傳達毛對起草委員會的意見:毛主席說稿子中「不正確的可以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緊。」[1]

周恩來發言: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

1月18日,彭真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責任;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大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的毛主席也不是花岡岩也是偉晶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負面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這時,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2]

周恩來的發言調子不同,他不提反冒進時毛澤東成立「政治設計院」讓自己靠邊站的問題,而是以「自我批評」的姿態,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中風。現在的問題是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的。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3]

劉少奇發言: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21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從17日起對原稿進行反覆討論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幾易其稿,24日拿出一個報告修改稿,以書面的形式發給大家,由劉少奇在書面報告的基礎上作口頭報告。劉少奇講了幾個問題。

對於形勢的估計,他說:「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關於造成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了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少,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生產困難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個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乾了沒有?他們說:沒有乾,塘裡有水。可見那裡天災不是那麼嚴重。」

劉少奇繼續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是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4]

這個報告等於否定了先前那個「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的結論,承認了經濟形勢很嚴峻;第一次承認三年災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禍」;「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是毛澤東用以回擊彭德懷的一個理論,意在表明中共和毛澤東的決策永遠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報告對這樣一個人人知其由來的說法也加以了質疑,明確指出這幾年「錯誤是主要的」。

關於「三面紅旗」,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我們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幾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說以後再進行總結,實際上就是持否定態度。

劉少奇這些話,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匯集了大多數與會者民意的結果,所以廣大與會者反應強烈,都感到他說了實話。對於工作中出現問題的原因,他真實地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剛一說完,全場馬上爆發了持續五分鐘(有人說有十分鐘)的雷鳴般的掌聲。鼓掌聲震動,連後台的服務生也跑進會場,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會場上有人喊出:「劉主席萬歲!」(待續)

注釋:

[1]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高高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1月17日。
[2] 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記錄,1962年1月18日。
[3]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記錄,1962年1月18日。
[4]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頁。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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