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北京開槍鎮壓天安門抗議群衆，造就了中華民族最爲傷痛的一刻。鎮壓暴露了中國集權政治的本質，成爲中共揮之不去的陰影。
十三年過去了，如今的中國物欲橫流、歌舞升平。有一種很普遍的說法，那就是人們已經把“六四”徹底淡忘了。劉曉波先生滿腔義憤地指出：“自私懦弱令良知泯滅！”身在北京的劉先生，是一位極有正義感的獨立知識份子。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慨。一九八九年的示威是來來往往的流水席，僅僅在北京，有人估計最高峰時達到百萬以上，這些走向廣場的人們不都是出於最基本的正義感嗎？自始皇帝起到滿清王朝，政府鎮壓人民雖然層出不窮，但自從結束帝制實現共和之後，早已不是人民可以忍受的了。難道連這最基本的原則也可以放棄嗎？近代中國人百年奮鬥，爲強盛，爲尊嚴，到了科技昌明，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竟然向強權俯首稱臣，聽任指鹿爲馬。無怪劉先生疾呼：“中國人怎麽了？”
我與劉先生情感同在，尤其讚賞他對十三年來各種思潮的脈絡和作用的分析。也許出於性格，我不如他激越，但比他樂觀。我認爲中國人沒有變，中國人將沿著“五四”、“六四”的路繼續走下去。
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群衆自發的運動總有許許多多層面：道德精神、社會、文化、政治以及經濟層面，乃至偶然的、技術上的層面。經過歷史的篩選，有的泯滅，有的淡化，有的凸顯，有的昇華。所有這些，與其說取決於對當事人或者同齡人的價值，不如說取決於對後繼的歷史創造者的價值。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直接的、帶有偶然性的原因是抗議學生到北京政府的曹汝霖家放火，起火之後，警察總監下令捕走三十二人，引發了罷課和事態的進一步擴大。五四運動的主要原因，當然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交涉失敗，發展到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條約》，導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去天安門舉行抗議活動。至於對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品格和責任的評價，這些歷史上的細節，已經不重要了。對後人來說，這些細節已經同自己的生活沒有關係了。只有“民主”，“科學”，“新文化”， 這些 “五四”的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成了後人公認的歷史遺産。也只有這種精神上的昇華才對後人更有實際意義。
同樣，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也有不同的層面。短短的十三年，對歷史來講僅僅是一瞬間。“六四” 精神的昇華對未來的中國歷史，必將比對今天更有意義。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 “六四” 偶然的、技術上的層面還具有一定影響，還會情不自禁地爲某些“學生領袖”令人失望的表現痛心疾首。但是我相信這些偶然的細節實在無足輕重，對未來不會産生絲毫影響，創造不了也傷害不了新的歷史。
“六四”的經濟訴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物價飛漲的不滿，另一方面是對“官倒”即腐敗的不滿。物價這個因素，現在許多人淡忘了，但在當時，是個非常敏感的觸發點。 “工資趕不上通漲”，推動城鎮居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現在城鎮居民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異常穩定，是用犧牲農民利益換來的。它確實緩和了當局和市民的矛盾，同時也加深了當局和農民的對立。當年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的事實在城鎮居民記憶中被淡忘是正常的，現在農民對當局長期凍結主要農產品價格的憤懣也同樣是正常的。這兩個因素，都將在今後繼續起作用。
至於“反腐敗”，今非昔比，少數腐敗變成全面腐敗，草根腐敗變成廟堂腐敗，昔日分散的“官倒”們早已成群結隊把持了從能源到電訊、從材料到金融的行業和産業。如果承認“六四”的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經濟，也就不難解釋：“中國人怎麽了”。一九八九年的通脹率是18%；2000年的通脹率是不到1%。十三年來城鎮居民得到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好處，城鄉差別近一步擴大。中國更腐敗了、更不平等了、民主和自由更是不要提了。中國人怎麽了？中國人其實沒有變，至少是“沒有怎麽變”。
“六四”精神昇華了，她沒有變，也不會變。這種昇華在歷史上也象歷次群衆運動一樣，比運動所提出的一切實際的、具體的主張更重要。“六四”明確徹底地暴露了中國集權政治的真面目。什麽是“六四”精神？“六四”精神就是堅持人民主政的共和原則，就是“民主”。中共建政以來，迄今所有一切自發的群衆運動，不管具體的起因如何，無例外地都昇華到了“民主”的層次。五十年代由中共發動，但事與願違的“大鳴大放”、七六年的“四五”、七九年的“民主牆”、八九年的“六四”，無不如此。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改變之前，我看以後任何廣大人民的訴求，都不可能與集權主義不發生衝突、最後的訴求也不可能不是“民主”。
對“淡忘”，其實不必擔憂。試想八九年，如何一天之內在北京至少有一百萬人想到“民主”？ 群衆性的頓悟，自然也會有群衆性的淡忘，而且還會有群衆性的再醒悟。群衆“淡忘”了嗎？當政者可是一天也不敢或忘。不然也就不會有九十年代的“穩定壓倒一切”，也不會十三年如一日每天在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了。
“六四”的精神是民主，這是中國人永遠不會搞錯的，也是當政者回避不了的。當政者應該明白，如果“六四”的導因是經濟，那麽防範“六四”再次發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既然農民的憤懣在增長，最迫切的當務之急當然應該是使農民得到看得見的實惠。經濟上順應民意是當政者成功的必要條件，但政治上的高壓絕不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可靠保證。歷史上、世界上已屢試不爽，歷歷在目。最近就有兩個明證。一個是前幾年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危機，經濟尚好不思政治改革，等到經濟不好了，人民怨聲載道，經濟危機政治危機並發，怎麽得了？另一個是最近的俄國，靠民主政治安全地度過了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機，社會日趨穩定。正面和反面，兩個實例都在眼前，中國的當政者不妨借鑒借鑒。
-原載《信報》200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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