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白宮官員:為低收入區辦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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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11月14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楊傑凱採訪報導/秋生編譯)「我在一個社區長大,那裡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小男孩兒,他們有天賦,聰明,但是他們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學校,結果就是……」史密斯說。

白宮官員加倫·史密斯(Ja’Ron Smith)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一個低收入家庭長大。他父親以鏟雪和鋪路謀生,而他母親在與鴉片類藥物上癮鬥爭多年後,在加油站工作。

如今,史密斯是川普總統的副助理,他認為自己是和他一起長大的孩子們的代言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的人生軌跡,與他本人的截然不同。

在向川普總統提供幫助低收入社區的政策建議方面,史密斯發揮了關鍵作用,包括機會區(opportunity zones,為投資低收入社區提供稅收減免)、擇校、刑事犯罪司法、警察改革、為「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簡稱HBCU)增加援助等方面。

本期節目我們將討論,他如何努力幫助那些長期被忽視的人們。

(註:「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簡寫為HBCU,根據《1965年美國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規定,指的是那些在1964年之前建立的黑人學院或大學,以招收非洲裔美國人為主,並且得到了教育部認可的高教機構或協會的認證,目前美國有101所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高中時摔斷了腿,意外獲得靜心學習機會

楊傑凱:加倫·史密斯,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史密斯: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加倫,我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NC)上看到你的演講,感到很有趣,你說的一些話,讓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記得你說過你摔斷了腿,這給了你思考人生的機會等等。我膝蓋的前交叉韌帶也受過傷,在類似的情況下,我也真的有了機會思考我的人生。後來怎麼樣了?

史密斯:說來話長,在高中十年級那一年,儘管我可能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可是前一年我差點兒就沒學上了。我上的是一所私立高中,我父親對我非常嚴厲,(會要求我)諸如:「你必須把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成績上。你需要有一個備選計劃(backup plan);隨時做好準備。你需要動腦筋,集中精力學習。」等等。

在「一日兩訓」(two-a-days)的最後一天,我在一場意外事故中摔斷了腿和股骨。這對我打擊很大,好像我可能以後再也不會打橄欖球了,那以後我該怎麼做?我記得從醫院回到家時,我已在輪椅上坐了一個星期,還得必須完成我的夏季閱讀作業。

(之前的)整個夏天我都沒碰過書本,而(當時)我下不了床,什麼也做不了。於是我第一次在一天內讀完一本書,我發現如果我能專注,我可以讀得很快。我從此變得更加好奇,一件事導致了另一件事——讀完一本書,人們再讀另一本書——最終我以3分的(GPA)成績,完成了高中學業,由此進入了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

自身經歷顯示擇校重要性

楊傑凱:啊!自我反省的時刻,能給你帶來這麼多,太了不起了!你還說了一些話,可是我沒有完全理解,想讓你給我講講。你說過,當媒體談論人們尋找就業機會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真正展示給人們,並沒有展現一下(機會給)像你或你父母這樣的人。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史密斯:當他們談到川普總統以及幫助他當選的藍領選民時,他們通常談論的是農村的白人選民,而不是那些生活在「鐵鏽帶」的非裔美國人或者西班牙裔美國人,他們是不良貿易協議的受害者,也是充斥著毒品和缺乏教育機會的體制的受害者。這就是我成長的環境。

我非常幸運,但是我的父母不得不設法利用這個體制,把我送進了一所天主教學校。我的意思是,我的父母不住在一起,我是由我的父親撫養長大的,他是一名藍領工人,但是我的母親,她仍然依靠公共救濟生活,這樣我就可以根據我母親的財務記錄情況,來支付天主教學校的學費——我母親的社會救助,使我在天主教學校上學的費用得以減少,這才使我父親能夠負擔得起。

但是我成長的社區裡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小男孩兒,他們有天賦,聰明,但是他們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學校,結果就是,我成了唯一一個能上大學的人。另一個朋友參軍了,這救了他的命。但是,如果有合適的教育機會,那麼許多有天賦的男孩兒,都可以很容易地處在我現在的位置上。

楊傑凱:這真是不可思議。你顯然非常重視擇校問題,我知道政府一直在支持這個問題,原因就在於你剛才告訴我的情況。

史密斯: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高等教育體系,你可以去任何你選擇的高等教育機構接受教育。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每個家長都負擔得起這個費用,因為目前的體制讓很多父母別無選擇,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不合格的學校。

如果他們有資源,他們會為孩子選擇最好的學校,無論是私立的、公立的,或者說如果他們想在家自主學習也可以。我們現在注意到,特別是在這次瘟疫大流行期間,很多學校,很多兒童,被迫在家裡學習,但是沒有資源來這樣做。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進行投資來彌補這種差距,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的,為人們創造均衡的機會來接受教育。

楊傑凱:你去了克利夫蘭的一所私立學校,所以最後進了(「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之一的)霍華德大學?

史密斯:是的。

楊傑凱:學校生活怎麼樣?

史密斯:霍華德大學很棒。我真的、真的很享受我在霍華德大學建立的友誼,還有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那裡的文化營造了一種氛圍,一個來自克利夫蘭這樣的藍領城市的人,變成了共和黨人。我在大學時成為了共和黨人。

我真的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我認為,就非裔美國人的經歷而言,這是「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獨特的一面,原因在於不存在讓你不要做你自己的社會壓力。有時候,在某些環境中,我們會被冠以有色眼鏡,類似於,如果你是黑人,你就應該這樣做,你就應該這樣想。

我覺得我在一所HBCU(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的經歷,讓我有了自己的個性。我了解到非裔美國人是非常多樣化的。即使你只看他們來自美國的哪個地區,你也會發現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差異很大。我最好的朋友,大多來自霍華德大學。我在霍華德大學有一個龐大的關係網,這絕對是一次改變人生的經歷,所以我回到了那裡讀研究生。

川普做實事 試圖為每個美國人提供機會

楊傑凱:的確,你在(HBCU)裡面(的經歷,看來)有太多的有利因素可以去談。其中之一,現在似乎有很大的壓力,坦白地說,讓很多美國人確認我們姑且稱之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敘事。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史密斯:這很有趣。我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這一觀點是正確的,我相信。

楊傑凱:誰會反對呢?

史密斯:我想很多人都相信但是這裡面摻有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運動,那當然是我不支持的,因為我認為,美國的制度提供了舞台,讓每個人都能獲得機會,雖然對於非裔美國人來說,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總統、一位現代總統,至少是根據我的經驗,確實做了一些事情,試圖減少這種差距,包括我們對霍華德大學和其它傳統黑人大學的投資;糾正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譬如執行「強制性最低量刑」(mandatory minimums),把第一次犯法的人關進監獄長達幾十年,比如愛麗絲·約翰遜(Alice Johnson);還包括向「機會區」投資,用來自私營企業的經濟發展資金創造就業機會,投資到低收入地區等等。

我們正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來解決健康差距以及獲取資本的問題。這些是切實可行的方案,旨在確保所有美國人能實現美國夢——這並不是一直以來的真實情況,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很多社區,甚至像我所在的社區,會感到沮喪。

但是現實是,要想找到解決方案,我們也需要當地政府,不可能都靠聯邦。你在許多發生騷亂的城市所看到的,都是因為政府不作為長達幾十年,沒有誠實地告訴人們,説明為什麼有些事情可行,而有些事情則不可行,我認為人們已經受夠了。

既要保護第一修正案權利 也要保護社區安全

楊傑凱:在我看來,你一直是和平抗議的倡導者。我記得有一份報告說,只有7%的抗議活動是暴力的。我想大概有500次。我們看到其中之一就發生在白宮前,我記得當時你和蘭德·保羅(Rand Paul)參議員都在場——有一段視頻。你如何區分和平抗議和暴力抗議?這些抗議都一樣嗎?還是有所不同?

史密斯:我確實參與過幾次和平抗議活動。我參與過為(2012年2月26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桑福德,年紀17歲的小男孩)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因穿了一件灰色連帽衫,被覺行蹤可疑遭槍殺)事件舉行的有組織的「國會山上的連帽衫」的和平抗議,是與國會山的工作人員一起參加的;還組織過在國會山上舉行的「我無法呼吸」的和平抗議活動。這成了新聞,也真正地開啟了我們關於如何進行改革的對話。

然而,如果你燒毀建築物,搶劫,或者攻擊警察,那就不是和平抗議了。我經常想起馬丁·路德·金。他的大部分抗議活動是在白天進行的,而不是在晚上。事實上,如果抗議活動與暴力抗議者有任何關聯,他們就會離開。所以我認為,我們既要保護第一修正案(關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也要保護社區安全。

有證據表明,許多和平抗議活動都被一些人劫持了,這些人來自該城鎮以外,利用和平抗議製造騷亂,所以我認為這些城市不能退讓一步。

我來自克利夫蘭,我提到過,我熟悉的大部分社區,看起來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暴亂殘餘的樣子。直到現在,他們才開始重建城市的這些區域,所以我們要扭轉局面——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去像基諾沙這樣的地方,看到被木板封住的建築。這些都是企業,是人們的生計。在任何抗議之後,我們都需要找回公道,但也需要回歸文明,需要養家餬口。如果人們把我們的社區和城市弄得四分五裂,那就很難辦了。

警察改革措施:出台警察安全執法行政命令

楊傑凱:至少其中一些抗議活動要推動實現的目的之一,是取消對警察的資助。你實際上發揮的相當重要作用,是在《警察安全執法安全社區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Safe Policing for Safe Communities)方面。我想知道,首先,這裡有一個巨大的共存關係,那麼執行行政命令的情況如何?

史密斯:我們已經接近完成行政命令的部分內容。其中關鍵內容包括,在每個州制定認證標準。我想我們很快就會有結果,將會有一些不同的州,可能有三十多個州,成立了這些認證機構。這將使警察部門在使用武力、制止暴力升級訓練、創建更好的警察和社區關係等方面實現標準化。

在我們的行政命令出台之前,全國18,000個警察部門中,只有1000個得到了認證,所以說這個行政命令,有力地推動了我們的警務工作進入21世紀。實際上這一直是本屆政府關注的焦點,甚至在我們簽署行政命令之前。去年年底,我們簽署了另一項行政命令,成立了一個警察委員會,可以說警察部門一直想要實現警察現代化,更新他們的標準。

但是我們看到,在許多有社會動蕩的地方,他們缺乏標準。比如,你可以看看明尼阿波利斯,他們已經三十多年沒有更新他們的標準了,涉及鎖喉等與降低衝突强度有關的訓練,所以你會看到沒有受過訓練的警察。我們有壞警察,也許、很可能幾年前就該被解僱了,可他們還在巡邏。

我們的行政命令涵蓋了所有這些不同的方面。事實上,在總統的領導下,我們不僅能夠善用警方對改革的意見,還能夠善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和個人的意見,他們的親人在與警方的遭遇中失去了生命。

這就是我們解決一些問題的方式:我們把人們聚集在一起,找出解決辦法,但是我們需要警察。有很多不同的社區都經歷過暴力,讓有些人感到不安全。因此,如果反其道行之,取消對警察們的資助,那將會危及很多人的生命。

為什麼暴力抗議不是答案?

楊傑凱:就在最近,整個羅徹斯特警察局,這可能有點誇張,但是包括警察局長在內,基本上都退休離開了。你對這種情況怎麼看?

史密斯:那正是你不想看到的。讓我給你舉個例子:我懷孕的妻子在華盛頓特區開車——人們開車的方式已經改變了,開車時有點瘋狂——她連續看到了兩起事故。在知道沒有人監視的情況下,人們什麼都幹,所以可想像而知,如果整個城市都沒有警察,那會怎樣。

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每個人都是好人的世界裡,但的確有些人是壞人,他們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如強姦、謀殺或盜竊他人財產。因此,一支警察部隊是任何公民社區的支柱,因為它能讓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得到應有的保護,免受那些心懷惡意的人的傷害。

楊傑凱:我剛剛想到一件事兒,有一本書正在流行開來,書名叫「為搶劫辯護」(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這等於是給參與(趁亂打劫)其中的人以包庇。

史密斯:我聽一些人提到過它。我們不想造成一種困局,把我們的國家變成這副模樣——人們為所欲為,如燒掉大衆財產那樣的方式,我們將這種行為設為一個標誌,即正在扶植一個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公民社會,我們有像馬丁·路德·金博士這樣的民權領袖,他組織和平抗議,改變了我們的國家。

暴力抗議沒有產生過同樣的效果。可是我想,人們想要的是從他們選出的領導人那裡得到結果、實際的成果,這就是過去改革的方式。如果有人對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滿,或者不喜歡他們所在地區的現況,那麽他們有能力去投票、可以去提倡變革、並對那些領導者進行問責,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不幸的是,許多這樣的藍領城市或主要城市,都被當地選出的領導者搞砸了。

我們甚至要推動對總統的問責,他必須確保每個人都負起責任,甚至在我們的社會出現騷亂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在不同的城市研究安全社區,研究經濟發展,研究創業精神和教育工作者。

我們看到很多市長不想與我們合作,就因為我們來自川普政府。所涉及到的一些問題,比如讓人們獲得機會以及解決貧富差距,都不涉及政治問題,只討論結果,因為只有在這一點上,我們能達成一致。我不是比爾·克林頓的粉絲,但是他曾經和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合作平衡預算,服務人民的利益。在80年代羅納德·里根,也曾與當時的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一起合作,改革福利制度,進行稅收改革。這才是真正的領袖,我們需要找回這樣的領袖,尤其是現在,當人們正在尋找機會實現美國夢的時候。

刑事犯罪司法改革

楊傑凱:我們來談談其中的一些結果。在我看來,你至少在兩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一個是有關刑事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2018年12月由川普總統簽署,目的是為了減少累犯)。我認為這是在過去的數年裡出現的最跨黨派的事情,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另一個當然是「機會與振興委員會」(Opportunity and Revitalization Council)和「機會區」。但是讓我們先來談談《第一步法案》的影響。一開始有很多大張旗鼓的宣傳,一些本不應該入獄的人被放了出來。就其初衷而言,我們現在走到哪一步了?

史密斯:看到我們的國家走向成熟令人高興。司法改革在30年前就開始了,當時你一談到刑事司法改革,你就會想到一些令人髮指的惡棍之類的東西。如今我們說的是非暴力違法,比如說愛麗絲·約翰遜,愛麗絲·瑪麗·約翰遜(Alice Marie Johnson,1996年被控參與販毒,在監獄表現非常好,服刑21年後,2018年被川普總統減刑後釋放)的案例。這表明我們已經從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謀殺犯,被判終生監禁,後受益於馬薩諸塞州週末休假計劃,有機會回到社會,犯下了襲擊、武裝搶劫和強姦罪,然後在馬里蘭州被抓獲並判刑,至今仍被關押在那裡)的整套思維模式,轉向了愛麗絲·約翰遜模式。我們希望把威利·霍頓式的罪犯關在監獄裡,如果他們是暴力罪犯的話,但是有些人應該得到第二次機會,比如愛麗絲·約翰遜。

因此,川普總統幫助引入的——是我們從德克薩斯州和喬治亞州學到的,他們在打擊犯罪方面很聰明——就是我們可以對我們的監獄進行投資,投資於教育、心理健康、戒毒,甚至於包括幫助與家人重新建立聯繫,讓那些真正想要改變自己生活、成為有創造力的公民的人,那些犯過錯誤的人,能夠在刑滿出獄後,成為有創造力的公民。

我們知道下一個罪犯是從哪裡來的,通常來自已經進了監獄的人,所以如果我們能大幅降低累犯率,減少出獄後再回來的人數,這將有利於公共安全,這就是《第一步法案》所要做的。聯邦範圍的再入重犯率在過去是30%。由於《第一步法案》,現在是11%,因為我們已經進行了投資。

依據《第一步法案》的整體修訂,有7000名非暴力罪犯被釋放,另有7000人以家庭監禁的方式服刑。這從根本上簡化或者改變了我們的監獄管理方式,因為它注重個人的責任心,幫助他們在獄外取得成功。

當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為監獄系統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州立監獄,所以我們將繼續與各州合作來創造這種模式。這是正確的做法;但是也有錯誤的做法,你不能簡單不加區別地,把什麼人都放出去。我們在一些州和地區看到了這種情況,這導致了犯罪率上升。

有一些左翼市長在這類改革行動中,走得比他們應該走的要遠。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公共安全和公平,可是不幸的是,1994年的《犯罪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對刑事司法改革,採取了一刀切的辦法,規定了這些「強制性最低量刑」,關押了很多非裔美國人。

我們所做的就是打破這一現狀,讓更多的非裔美國父親能和他們的家人在一起,讓更多的母親能和他們的家人在一起。只是讓他們回家還不夠,還要為他們準備好必要的工具,在獄外取得成功,由此產生持久的影響。

楊傑凱:愛麗絲·瑪麗·約翰遜,她是很多節目的嘉賓。實際上,還有喬恩·龐德(Jon Ponder,曾搶過銀行,2009年出獄後,在內華達州創立了「囚犯的希望」,幫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會),他談到了累犯率的下降。他在拉斯維加斯開始了這個有意思的項目,當然,最近他被赦免了。幾天前我給他打了電話祝賀他。你對這個特別項目有什麼看法?我們是否正在考慮擴大這個項目?

史密斯:是的,「囚犯的希望」(Hope for Prisoners)項目很了不起。總統在他們的畢業典禮上做了演講,我記得是在今年年初。真有意思,2020年發生了這麼多事情。這是在今年年初,這個鮮明的例子,說明了什麼是可能的。你看到地方警察、地方治安官和那些曾經入獄的人一起工作,作為他們的良師,幫助他們成功,他們的再犯罪率極低。

我們想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個經驗,因為治安是社區的一個核心。我們希望警察看起來更能融入社區,我們希望招募住在當地社區的男孩兒和女孩兒,來保護他們的社區。我們希望這類互動能夠順利進行。喬恩·龐德,他的「囚犯的希望」所做的堪稱典範,如果我們一起努力,我們也能做到。

成立白宮機會與振興委員會 發展「機會區」

楊傑凱:讓我們換一下話題。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談談「機會與振興委員會」工作的效果,以及這些「機會區」的發展狀況。你能不能再給我們,講講我們現在的情況?

史密斯:「機會區」是一種稅收激勵政策,基於總統的減稅政策以及《促進創業企業融資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簡寫為JOBS Act,喬布斯法案)。它允許州長們將其25%的低收入「人口普查區」(census tracts,為進行人口普查而界定的地理區域),指定為「機會區」,於是全國的州長們都指定了這些地區。它允許這些地區投資者的資本收益延期納稅,如果他們投資的是長期項目,他們就不必為這些地區的資本收益納稅,並且可以根據他們的投資期限的長短,得到額外的稅收激勵政策。

目標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為小企業和開發項目進入低收入地區,開闢資金渠道。第二,為這些地區的長期投資創造一個生態系統。第三,給當地帶來更多的靈活性,幫助他們找到解決當地問題的方案,或者找到他們想要解決的當地問題。

與我們曾經擁有的其它投資中心相比,這是非常獨特的。自從我們開始啟動以來,在兩年的時間裡,我們有大約750億美元的新資本,投入到了這些低收入「人口普查區」,全國有3800個地區,為這些社區創造了五十多萬個就業機會,經濟顧問委員會(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註:由一組經濟學家組成,為美國總統提供相關諮詢)估計,這將使一百多萬人擺脫貧困。

我們看到的是,那些制定實施了機會區計劃的地方、城市和地方管轄部門,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那些尚未實施機會區計劃的地方,還沒有看到他們本可以取得的成功。

我們成立了「白宮機會與振興委員會」,以兌現聯邦政府的承諾,同時確保這些地區有配套措施可用,以取得成功,並且鼓勵這些地方,也利用他們自己的措施。

在你所看到的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地方,聯邦政府的配套措施與各州的配套措施相互協作,與城市的配套措施相互協作,然後吸引到了私人的投資。目前正在形成一種五方合作: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私營企業,包括商家、個人、教會和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則是利益相關者,就是那些有機會獲得「平價屋」(affordable housing,或稱「廉租房」)、找到新工作的個人,還有那些試圖擴大業務範圍的小業主。這就是你期待產生的變化,也是「白宮機會和振興委員會」真正關注的問題。

不幸的是,我們還要回到了地方政府的問題上。我可能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一些地方拒絕與我們合作,這就是在一些主要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難,芝加哥是其中之一,紐約,還有很多大都市地區,《紐約時報》可能報導過。

但是你還可以看到一些地區,比如伊利(Erie)、賓夕法尼亞、伯明翰,或者洛杉磯中南部,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項目,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成果。你可以在opportunityzones.gov上找到所有最好的做法,但其中最好的部分是關於長期投資。我們實施「機會區」才3年,所以我們還有8年的激勵機制,所以我認為從長遠來看,它一定能實現它的初衷。

楊傑凱:克利夫蘭,我認為,也是受益地之一,對吧?

史密斯:是,是的。

楊傑凱:又回到了最初的話題。

史密斯:的確如此。克利夫蘭,坎頓(Canton),我們在這兩個地方花了一些時間,想辦法幫助他們成功。我希望在克利夫蘭,某些地區,比如東克利夫蘭,或者甚至包括我生活過的社區,能夠加入進來。有很多低收入地區需要這種幫助,希望我們能與國會合作,推廣到更多的地區。

楊傑凱:在我們結束之前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史密斯:我想說的是,這項工作的大部分都需要長期的投入。在與這位總統共事過程中,我認識到的一件事是:他是誠心幫助實現這些成果,並願意在他的權力範圍內,儘其所能來創造這些夥伴關係。因此必須要知道,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夥伴關係,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有一些問題我們就無法解決。美國是一個大國,所以人們必須明白,為了解決我們面臨的這些大問題,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制定一個統一的戰略。

楊傑凱:加倫·史密斯,謝謝你接受採訪。

史密斯:非常感謝!

責任編輯: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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