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麼教太子平天下?(14)

——《帝範》初學
作者:薛馳
太宗作為帝王的三大最優秀的素養——仁、明、武。唐太宗像。(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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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宏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鑑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唯學乎?此文術也。斯二者,遞為國用。

 至若長氣亙地,成敗定乎筆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干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輕甲冑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

「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崇高,所謂「經緯天地曰文」(《左傳》)。經緯天地,本指以天地為法度,後謂經營天下、治理國政;這本是文武都包括在內的,但歷史上文武分途後,文治武功並稱,「文」的涵義就縮小了,最後狹義的「文」僅指文教。《貞觀政要》全文十卷,其第七卷分「崇儒學」、「文史」、「禮樂」三部分,大體涵蓋了「文」的主要內容。

太宗「崇文」,第一好學。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太宗深以為然,說「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翰,不識智之源」。好學既是太宗本性,也是治國所需。「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勛賢三品以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貞觀政要·崇儒學》)再有,人才選拔,太宗也明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後世亦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說)。好學,既成就了人君,又成就了國家。

第二,復興儒學。這在歷史上的意義就是再度完成文化上的統一。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漢儒學大興;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亂世,儒學衰敗。太宗復興儒學,影響深遠。主要做法有二。

其一,尊孔子(「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並擇歷代賢人配享),興國學,「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崇儒學》)

其二,考定「五經」,編修《五經正義》統一了南北經學之說,成為後世明經取士的藍本。儒家經學作為「經世之學」再次復興。「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人)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貞觀政要‧崇儒學》)

第三,編修前朝史書。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或其主體)成書於貞觀年間,其中《隋書》、《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晉書》為官修史,《北史》、《南史》為太宗至高宗年間的史學家李延壽所著的私修史,為官史的總結與補充,都被尊為正史,構建了中華民族歷史認同的基礎。

修史要求很高,過程極其繁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並非易事。所謂「盛世修史」,是有多種意味的。太宗專門為此作出安排。《唐會要‧卷六十三》記載:「(唐高祖)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也就是說,史館從此成為了一個獨立機構,由宰相監督,專門的史官負責修撰,國家負擔了修史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承擔了史書質量的風評。有論者稱,貞觀史館制度直接影響了我國史家主流從私修史向官修史的轉變,以後各朝史館制度都是在此基礎上的延續和改進,有唐一代乃至後世讀書人皆以編修國史為最高追求之一。

太宗復興儒學,尊孔子,興國學,影響深遠。圖為《孔子聖跡圖》之《杏壇禮樂》。(公有領域)

第四,重整禮樂。中華文明自黃帝始,就以禮樂治國。六代樂舞(黃帝《雲門大卷》、唐堯《大咸》、虞舜《韶》、夏禹《大夏》、商湯《大濩》、周武王《大武》)人神共欽。春秋後,禮崩樂壞,漢朝重建;南北分裂、衰敗幾百年後,太宗又重整禮樂,中華文明走入巔峰時期。

根據《貞觀政要‧禮樂》記載,太宗詔令改革禮制,自身躬行不輟,為天下之表率。其一,修訂《氏族志》,重振之前幾百年低落的皇權,扶植庶族地主,壓制舊士族勢力,再配以科舉制,為新生的唐王朝提供了澎湃的社會動力。

其二,順應人情,修改禮儀。例如,「依《禮》,二名義不偏諱······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又如,貞觀四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京城的百姓在為父母服喪期間,有的人聽信巫師的妖言,在辰日這天不哭,他們謝絕別人的哀悼慰問,拘泥於禁忌不允許悲傷,這是傷風敗俗、違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現在下令各州縣,讓他們教導百姓,一律按照正確的禮儀規範去做。」

再如,禮部尚書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兒南平公主。王珪說:「《禮記》上規定有婦人拜見舅舅、姑母的禮儀。可近世以來,這種風氣逐漸改變了,公主下嫁,這些禮節都被廢棄了。陛下聖明,處處都遵循法令規範。我接受公主的拜見之禮,哪裡只是自己的榮耀,其實是在成全大唐禮儀之邦的美名啊。」於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讓公主親自拿著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進食之禮,禮畢,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聽說此事後非常贊成。此後,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這條禮儀。

太宗以上的「崇文」舉措,是貞觀之治的重要內容,也是太宗「文治」的成就之一。太宗「文治」、「武功」都極其傑出,深知兩者兼用之妙,教誨太子「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而《帝範》十二篇以「崇文」壓軸,蓋對「文」多有寄託也。

太宗諡號「文皇帝」。《諡法解》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太宗之諡「文」,切也哉!

附錄:「崇文第十二」大意

大功告成,國家安定之後,就應該制禮作樂,致力於教化萬民。制禮作樂的大事,應該以儒生學者為中心才能做好。宏廣風化,導引習俗,沒有比用文術更好的了;宣揚教化,訓誨民眾,沒有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了。原因在於依靠文術,可以弘揚道德;憑藉學習,能夠光顯身名。不靠近深溪,就不會知道地有多厚;不認真學習,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根本。出產在吳地的竹竿雖然質量優良,可作良箭。但如果不放在弓弦上,就沒法顯出它的功用。儘管天資聰慧,善辨有識,但不學習也終究成不了大器。因此設立了明堂,作為尊賢之所,建立了學校,作為學習之地。做君主的,必須博覽群書才能積累學問,深入探討六藝的精髓,才能增長見識。端拱無為,就可以鑑古知今,安然地把國家治理好。要想揚英賢的名聲,傳嘉美之德行,從而使自己能不朽於世,不靠學習怎麼能行呢?這就是禮樂儒術的價值。因此,這兩者交互使用,不偏不廢,才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所在。

無論兵禍怎麼慘烈,但最後決定成敗的仍是文術;無論災亂怎樣瀰漫天地,興盛和衰亡也只取決於戰爭。每當戰事降臨之時,人們就會追求堅戟利盾的武力,從而輕視了學校教育。等到海晏河清,兵塵不起,天下平定之後,君王必須放棄武功而專修文治,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豐厚的物質去養育黎民。每當這樣的時候,人們就會丟開兵器而鑽研詩書。由此可知,文武兩個方面,缺一不可。究竟是尚文還是尚武,必須結合時事恰當運用。武士和學者,兩者同樣重要,絲毫不可偏廢。@*#

責任編輯: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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