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百年紅禍 中共掠奪財富之惡

【大紀元2021年11月14日訊】西來幽靈──中共,禍害中華大地百年。中共竊政70多年,從經濟角度來看,就是通過國家暴政和恐怖主義手段將全社會的財富進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前30年化私有為公有,後30年化公有為私有,經過這麼兩次的折騰,中國社會絕大部分財富被中共權貴壟斷和瓜分。

物質財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在社會成員內部形成倫理規範的必要條件之一。古代聖人治理天下,以讓民眾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始,以教化為王道之終,也就是所謂的先富後教,先王道之始,再王道之成。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在西方社會,私有資產被看作是不可侵犯的天賦權利的一部分。西方的商業文明和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保護和尊重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在正常的社會體系下,無論是傳統中國的王道政治,還是近代西方發展出來的民主政治,都以保護和尊重個人財產為立國之基礎,以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和道德規範為統治的最終目標。

然而,不幸的是,19世紀中葉之後,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降臨歐洲,並於20世紀早期時代蔓延到中華大地。被共產主義侵蝕的人們,否定人類社會的一切好的傳統,用暴力和恐怖主義手段,從信仰、宗教、道德、倫理、政治、經濟等領域全方位的顛覆人類文明。為了達成從思想和靈魂上控制人類社會的目標,共產主義分子們推出的第一個社會改造目標就是廢除私有制,將一切社會財富都收歸為所謂國有,實則就是據為共產權貴己有,以達到通過控制社會財富,使民眾的經濟無法獨立,從而逼迫人們不得不依附於共產權貴,最終放棄獨立的思想和精神。

今年是中共這個西來幽靈禍害中華大地的第100個年頭,這百年紅禍,中共以恐怖主義方式不斷掠奪中華兒女的個人財富和中華民族的國家資源,把一個繁榮幾千年的中華古國搞得文化凋敝,山河破敗,遍地災殃,黎民悲苦不堪。

綁架勒索斬首人質—— 革命烈士原來是恐怖分子

搶劫、綁架、撕票、斬首,江蘇蘇維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圖)的行徑其實是恐怖襲擊,中共革命烈士原來是恐怖分子。(公有領域)

1930年7月,擔任江蘇信江蘇維埃主席的中共領導人方志敏,帶領手下的紅軍攻下了江西瓷都景德鎮,綁架了好多在景德鎮經商的外國商人,在對外國商人的家屬勒索巨額贖金後,這些外國商人被釋放了。而當時景德鎮的中國富豪,中國最著名的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的家產被搶光後,他本人也被紅軍斬首。

1932年6月,方志敏帶領手下襲擊了浙江衢州著名的文化名城廿八都,綁架了當地200多名富商索要贖金,當地人不得不擔子挑著一筐筐的銀元來贖人。大概是這裡的人有錢,兩個月後,方志敏再次搶劫了廿八都。方志敏們的搶劫和綁票摧毀了這座繁榮了幾百年的古鎮的經濟體系,從此以後,這裡就開始衰敗了。

1934年12月,方志敏們的綁架勒索惡行突破了新的高度,一對美國傳教士夫婦成為這幫赤匪屠刀下的冤魂。這對遇害美國夫婦是師達能(John Stam)和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1934年12月6日,方志敏的部下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攻占了安徽省的旌德縣,綁架了師達能夫婦以及他們只有3個月大的嬰兒海倫,紅軍向師達能所在的教會索要2萬塊銀元的贖金,在勒索企圖不能得逞後,紅軍將師達能夫婦斬首。

被撕票的美籍傳教士師達能夫婦。(網路圖片)

在將要殺害師達能夫婦時,一名中國的基督徒從人群中衝出來,請求紅軍不要殺害這兩名傳教士,但是這名中國基督徒也被紅軍在現場斬首。而在師達能夫婦被關押期間,看守的紅軍甚至要殺死嬰兒海倫,這時一名被關押的中國人站出來,質問紅軍為何要殺害一個嬰兒,紅軍人員說,你願意替這個嬰兒去死嗎?這位中國人很堅決的說,願意用自己的命換取這名嬰兒的命,於是,這位義勇的中國人被紅軍當場砍死。而海倫則幸運的躲過一劫,在父母遇難後,被中國的基督徒帶走,最後被送到山東濟南海倫的外公外婆手中。

綁架撕票,殺害美國傳教士的消息,在國際上引發了軒然大波。在美國政府和中外輿論的壓力下,當時的國民政府暫緩了對中央紅軍的圍堵,抽調大批軍力全力圍剿方志敏部,擊斃了殺害師達能夫婦的凶手尋淮洲,並活捉了方志敏。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國民政府處決。

綁票、勒索贖金、撕票、斬首人質。如果將方志敏們的所作所為與當今的ISIS或者塔利班等國際恐怖分子們的行為做一個對比,人們會發現,二者是多麼驚人的一致。

而翻開紅軍的歷史,方志敏們的行徑並不是個案,而是紅軍普遍的行為。比如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做「綁活票」,就是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地是要家裡人一罈一罈不斷送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人質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質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綁架富人和外國人勒索贖金,這是中共重要的革命經驗之一,在中共領導人的一些回憶錄裡,這些搶劫殺人的經驗甚至被中共的後人們津津樂道。

種鴉片、販毒—— 恐怖分子共同的生財之術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為一名叫做張思德的八路軍戰士舉行追悼大會,毛澤東參加了追悼會,並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講話,讚揚張思德是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毛澤東的這篇悼詞文章,後來被選入了中國大陸的中小學課本。

張思德據積極參加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在9月5日在窯洞燒木炭時,因窯洞塌方而死。然而據大陸學者張耀傑的研究,張思德並非死於燒木炭,而是在燒製鴉片的過程中意外身亡。根據史料,中共一直宣傳的在延安的南泥灣地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其實只有少部分土地種了糧食,大部分都種上了鴉片。張耀傑披露,他曾親自到南泥灣實地考察,「據當地政府官員講,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一片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

紅軍在南泥灣種賣鴉片。(網路圖片)

關於共軍在延安種鴉片出售賺錢的歷史,前蘇聯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的《延安日記》中有詳細記載。彼得在《延安日記》裡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為此,彼得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而受到懲辦,但是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吭聲,一旁的鄧發則代替毛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曾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而受到懲辦,但是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圖為1947年毛澤東撤離延安。(Xinhua / AFP)

種鴉片、製毒、販毒是恐怖分子籌款的重要途徑,阿富汗在塔利班的控制下,已經成為世界上的頭號鴉片生產國。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18年的數據,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鴉片生產國,其鴉片產量占世界供應量的80%以上。這些鴉片主要來自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南部的赫爾曼德省和坎大哈省。美國監管機構阿富汗重建特別檢察長辦公室估計,非法毒品占塔利班年收入的60%。

鴉片養活了中共軍隊,也養活了塔利班這幫恐怖分子,如今塔利班重新掌控了阿富汗的政權,世界上主要文明國家都對此憂心忡忡,唯有中共為此歡欣鼓舞,並公開給予新生的塔利班政權物質支持。這是因為中共和塔利班都是恐怖主義的奉行者,二者臭氣相投。

土改的手段—— 殺人害命、奪人妻女財產

中共的所謂土地改革,從1927年8月的南昌暴動之後就開始了,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過殺人的方式,搶劫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中共黨內第三號人物陶鑄的土改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中共早期的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網路圖片)

從1927年打土豪分田地時期開始到五十年代的土改運動,中共數次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按照教科書上的官方說法,這是因為在中國農村,極少數人占有絕大部分農耕地。但是旅居加拿大的華裔歷史學家賴小剛2021年7月在接受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表示,這是一個謊言。實際上,至少在中國北方,農村土地占有相當平均。大戶人家積累的財富和土地不到三代人就會分散。這是因為中國的財產繼承制度是兄弟平分家產,這造成中國農村赤貧和暴富的家庭都很少。

從1927年打土豪分田地時期開始到五十年代的土改運動,中共數次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無數的地主被殺。(資料圖片)

賴小剛說,中共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自己控制的地區推行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消滅當時被稱為地主階級的鄉紳階層。這場運動整個抗戰時期都在進行,強度越來越大,到國共內戰時發展到分地,分財產,分女人。許多地主全家被殺。和賴小剛的母親在同一家醫院供職的一個護士,全家人只有她因為正好去了親戚家而僥倖逃脫。

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中描述: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鬥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裡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什麼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並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2003年,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開始對川東地區的土改歷史進行調查研究。川東地區指的是原四川東部,也就是如今大重慶地區。他歷經14年,遍訪川東土改親歷者,寫下50餘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將川東土改血腥殘酷的真相記錄下來。

2003年起,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歷經14年,遍訪川東土改親歷者,寫下50餘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真相記錄川東土改的血腥殘酷。(資料圖片)

2019年譚松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當時在土改運動中,追逼地主金銀,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絕路。在川東忠縣有一對夫婦叫黎大雪和肖正靜,他們是工商業兼地主,在他們所有財產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時,他們只有自殺。這對夫婦是手牽著手一步步走向長江,走向死亡的。

譚松說,在土改運動中,對女性的凌辱和殘暴,是人類文明難以想像的。有一個叫彭吉珍的女的,為了向她逼要金銀,居然把她活活的放在炭火上烤,烤得她的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當然這個人沒死,被拉起來了。後來我採訪了她的兒子,她兒子跟我講了親眼看到媽媽身上的那種傷疤。我書上記錄了上百個這種類似的故事。

譚松說,有個叫梁文華的女性,她因為是當地最美的一個美人而遭殃。她本來也不是地主,她是個老師。她父親是銀行的經理,買了點田地,所以她父親被拉來鬥打。因為梁文華長得漂亮,所以這些民兵們就把梁文華也抓來。抓來之後,一晚上十幾個民兵活活把她輪姦致死。

譚松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列舉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惡果,比如:它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和鄉村的文化藝術,讓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它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它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的亂象埋下了隱患,等等。這些惡果影響至今。

賴小剛說,鄉紳階層也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中國兩千多年裡無數次改朝換代,社會根基卻基本不變,就是因為有這個階層的存在。鄉紳階層被消滅後,一個以孔孟之道為基石的道德體系也隨之崩潰。土改中奪人妻女財產,殺人害命,這些行為違背了最最基本的倫理規範,所造成的破壞很難恢復。中國鄉村黑惡化,根源就是土改。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土改剝奪了農村鄉紳階層的土地和一切財產,剝奪了100萬至500萬人的生命,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

三反五反—— 因朝鮮戰爭需要而搶奪工商業者財產

上海漢口路456六號是一座三層的西式樓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氣的私人藥房「大康藥房」的所在地。店主是王康年。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於前線作戰部隊急需各類藥品,導致全國藥品供應十分緊張。1951年8月,志願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訂購價值3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帳。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周轉,而且在此之前,軍方已先後2次提走藥品,欠下5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藥款未付,「大康藥房」已經無力承受「賒帳」了。然而王康年的解釋並沒有得到中共軍官的同情,反而遭來一頓訓斥。以後該軍官兩次登門,要求「大康藥房」發貨,均遭王康年的拒絕,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為了滿足龐大的戰爭需要,中共對資本家和工商業者舉起了屠刀。1951年年底,中共開始「三反五反」運動,這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其中「五反」名義上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實際上就是為了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

三反五反運動中的街頭宣傳畫。(網路圖片)
三反五反運動中的漫畫。(網路圖片)

1952年1月31日,大康藥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著4名革命職工找到了王康年,要求他交代「五反問題」。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第二天,大康藥房舉行了「職工大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董淵等人紛紛上台,「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稅漏稅,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舊人民幣),使國家遭受極其嚴重損失。然而這些「職工」並沒有說明是如何得到如此詳盡「證據」的。王康年聽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而在《解放日報》上刊登的王康年的黑材料,裡面說的最重罪名的還不是偷稅漏稅、套取外匯,而是說王康年將帶菌的棉花、舊紗布做急救包,導致成千上萬志願軍傷員遭感染身亡。這一下子,全國人民都憤怒了,各地都有人來信揭露王康年,並要求將王康年處以極刑。其實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康藥房」只做零售,沒有工廠,自身並不具備「製假」的能力。

由於沒有真憑實據,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澤東對「三反、五反」運動發出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上海市法院才於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證據確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當天,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以「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的罪名執行槍決。

1952年2月,王康年被公安幹警逮捕押上警車。(網路圖片)

王康年被殺害以後,全國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開始「踴躍」響應「黨的號召」,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捐飛機」熱潮。據統計,僅上海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們「捐款」的金額就高達6千多億,折合飛機404架,受到了陳毅市長的「高度讚賞」。

「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交稅,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一起自殺。據計算,到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補的「五毒帳」達30多萬億元,是朝鮮戰爭軍費的一半有餘。

公私合營—— 中國私有企業的集體死亡之路

在中華民國時期,私有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命脈。在中共建政初始的幾年內,由於中共放手讓私人企業發展,中國的私有經濟發展迅速。根據中國的統計資料,在1949年,中國境內共有資本主義工業企業12萬3000個,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是80%,處於絕對優勢,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在中共建政前夕,為了使自己剛剛建立的政權站穩腳跟,中共決定中國要先經過15年到20年的資本主義過渡期,再進入社會主義。但是在中共建政將近三年以後,「官僚資本」被收為「國有」了;農村的土改完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消滅了大量所謂潛在的「敵人」;「五反」運動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在朝鮮戰場上,中共軍隊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軍隊似乎打成平手,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共都頗為有利。這時,毛澤東的政策開始變了。

1952年9月,毛澤東就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消滅私人資本了。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否定了10年以後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既定決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路線被稱為「一化三改」。

1953年,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還正式提出「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和消滅資產階級,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可見,毛澤東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質就是消滅私有制、是公開搶劫和全面掠奪私人資本的代名詞。

1950年,中共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公司的盈利,除了繳稅和提取10%的公積金之外,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60%的餘額。而到了1953年,就改為「四馬分肥」,私營股東所得紅利從60%降到25%。

1955年11月以後,中共在《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報告和《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中,規定對資本家採取贖買的辦法。所謂「贖買」,不是由國家另拿一筆錢收買資本家的企業,而是在企業每年生產獲得的利潤中,拿出一點分給原私營業主,這就是按照固定資產價值付給定額利息,這叫做「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後來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付給十年的定息。

用定息的方式進行的所謂「贖買」,實質就是用一個人的本錢產生的部分利息來「贖買」這個人的本錢。中共拿走了私營業主的全副身家財產,給人家支付5%的年息十年之後,就永遠霸占了人家的財產,這與強盜何異?

據公開資料,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瀋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在公私合營過程中,廣州以王老吉等民族工商業的代表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公私合營後,每年製藥廠向王家等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為分紅。實際上,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遠低於製藥廠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瀋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網路圖片)

公私合營運動徹底消滅了中國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產生的那批民族企業家。到1956年,全國各地公私合營結束之時,私營企業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八十幾萬原私營業主失去了產權,成了定期領取定息的被贖買者。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共權貴鯨吞國有資產的獵場

從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中共在建政近30年的時間裡,通過實施國家暴力和恐怖主義從各階層民眾手中奪取了土地、工廠、企業和大量私人財富。在此期間,由於中共實施所謂計畫經濟,在意識形態上提倡割資本主義尾巴,不允許私人經營,中國的整體經濟水平很低,大多數民眾都處於貧困狀態,在中共內部,大多數中層和基層官僚也沒有機會獲得更多財富。

從1979年開始,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存在,鼓勵人們致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進一步提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此完全打開了中共權貴鯨吞國有資產的大門。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進一步提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此完全打開了中共權貴鯨吞國有資產的大門。(ACT/AFP)

2006年,山東最大的國有公司——擁有738億資產的魯能集團被幾個身分不明的神祕人物悄然黥吞。2007年1月8日,傳媒人胡舒立任主編的《財經》雜誌的調查報導〈誰的魯能〉一文披露,兩家被稱為「絕密中的絕密」的公司,以37.3億元的價格,買下了帳本淨值738.05億元的魯能集團91.6%股權,導致700多億國有資產的流失。整個收購的過程非常隱祕和複雜,外行根本看不懂。不過,也有報導說,魯能的實際價值高達1100億元甚至更高。

之後海外媒體爆出魯能的實際收購人是曾慶紅的兒子曾偉。香港知名政論家林保華曾在《自由時報》中直接點名:「魯能轉制所涉第一個關鍵人是曾偉。」《財經》的報導沒有點出曾偉的名字,但之後《財經》遭到重大打擊,總編胡舒立和她的團隊被趕出《財經》雜誌。

魯能被低價收購,這類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是中共權貴集團鯨吞國有資產的標準操作之一。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裡,共產黨以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掠奪了他們的私有財產,而在改革開放之後,在一個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都被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體系下,中共藉助市場化這個工具,通過各種「合法」手段,將絕大部分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到自己手中,成為自己的私有財產。黨的新貴們因此成為比過去資本家還更富的官僚資本暴發戶。

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人們發現,中國幾乎所有重要行業都被中共太子黨集團所控制。紅色家族經30年運作,已成為左右中國政經大局的一股主要力量。高幹家庭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瓜分和控制國家重要行業,從能源、電力、礦業開採、軍工生產,再到金融、教育、文化出版、醫療、市政公共事業、交通等這些領域,已經被中共的紅二代和太子黨們壟斷。如江澤民家族控制中國電信行業,曾慶紅家族、周永康家族控制石油能源行業,李鵬家族控制了電力行業,鄧小平家族控制了地產、有色金屬、甚至軍火行業。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淮控制了影視行業。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曾執掌壟斷中國機場、口岸和地鐵安全掃描儀的國有公司等,數不勝數。

在中共紅色權貴控制一切文化、政治和經濟資源的前提下,改革開放後發展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無法真正獨立發展,而只能成為中共權貴或大或小的一個個白手套,成為權力的附庸。

而紅色家族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後果,是讓中國大陸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早在2006年,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大陸某權威部門在報告中指出,「(中國)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集中度遠遠高於『5%的人口掌握了60%財富』的美國。這份報告被大陸中文網路和媒體廣泛轉載和報導。同樣是2006年,根據中國社科院等部門做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在中國資產超過一億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員家屬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總數的86%。中國各級官員的年收入,已經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中共兩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透露出中國經濟的部分實情——「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結語

中共統治中華大地70多年,從經濟角度來看,就是通過國家暴政和恐怖主義手段將全社會的財富進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前30年化私有為公有,後30年化公有為私有,經過這麼兩次的折騰,中國原有的自耕農、地主、手工業者、工商業主、資本家被一一剷除,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被中共權貴們所壟斷和瓜分。

改革開放後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紅色權貴圍獵的資本獵場,紅色權貴們在這裡享有一切豪華奢靡的物質生活,並且在政治上擁有不受監督的無限權力,而普通的中國人則沒有私有土地,沒有私有房產(只有70年房屋使用權),沒有受法律保護的私有企業(企業隨時可能被權貴剝奪),普通中國人只能成為中共紅色權貴圍獵的對象,成為一根根隨時被收割的韭菜。

普通的中國人,只能成為中共紅色權貴圍獵的對象,成為一根根隨時被收割的韭菜。圖為2017年12月5日北京一對夫婦被當局強拆住處後,被迫搬家。(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九評共產黨》中說,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是民眾所有社會權利的基礎,很多時候,也是民族文化載體的重要部分。被剝奪了私有財產的人民,也必然被剝奪精神和意志的自由,進而最後喪失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自由。

——轉載自《新紀元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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