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的基礎是循證方法，醫生和醫院選擇治療方法不是基於信仰或道聽途說，而是基於硬科學。但是，如果我們在醫學上的信仰可以被科學證明具有顯著的治療效果呢？
什麼是安慰劑
安慰劑通常是指治療的錯覺，通常以偽裝成真藥的糖丸的形式出現。安慰劑沒有明顯的藥理作用，但研究表明，當患者服用安慰劑時，他們的症狀會有所改善。
這種效果非常有效，以至於經常應用於藥物試驗中。在評估新藥時，研究人員通常會將接受實際藥物的一組人與接受安慰劑的另一組人進行比較。只有當新藥和新治療程序能夠勝過這種安慰劑效應時，它們才能合法地被認為是有效。
對許多人來說，患者可以通過暗示的力量找到緩解，這個想法有點江湖郎中的味道，但這種現象的證據是不可否認的。只要考慮到它得到了大量在試驗中使用安慰劑對照的藥物研究的支持。通過這種方式，安慰劑是有史以來測試最徹底的醫療干預措施。
它不僅僅是一種假藥，安慰劑手術也顯示出驚人的成功。
儘管有所有這些證據，但大多數醫生或醫院甚至從未考慮對患者使用安慰劑。然而，既然研究人員已經使用安慰劑來測試新藥的有效性，我們為什麼不利用這種神祕的（且免費）的效果進行直接治療呢？
這就是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同理心醫療保健教授傑里米·霍威克（Jeremy Howick）的新書《安慰劑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bos）的目標。
根據霍威克教授的說法，特別是過去20年的研究表明，安慰劑至少應該在現代醫學中發揮支持作用。他的書提供了關於醫生如何在實踐中使用它們來改善健康結果的實用想法。
「安慰劑效應可以提高我們正在做的任何其它事情的效果，在某些情況下，它具有最佳的益弊比，」霍威克說，「但所有這些知識都被局限在學術界的圍牆裡，它必須從圍牆中掙脫出來，以幫助患者。」
在最近發表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一項研究中，悉尼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兩組患有急性腰痛或頸部疼痛的患者中比較了阿片類藥物（嗎啡）與安慰劑。
六週後，給予實際阿片類藥物組顯示出與安慰劑組大致相同的疼痛緩解水平。然而，阿片類藥物組的藥物濫用風險要大得多，其中包括可能的成癮和中毒。
安慰劑的歷史由來
目前尚不清楚醫生對安慰劑概念的理解有多長的歷史，但霍威克認為，古代醫生可能依靠床邊方式對病人產生影響。
安慰劑這個詞直到1700年代後期才進入醫學術語，其含義與今天略有不同。當時，安慰劑不用於藥物試驗，而是指任何一種可用於滿足患者處方需求的假藥丸，即使醫生沒有提供任何東西。
安慰劑這個詞是拉丁語，意思是「我會高興」（I shall please）。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對安慰劑的理解從用於安撫患者的假藥丸變成了一種神祕的技術，可以使用暗示的力量來緩解症狀。這種對安慰劑的現代理解主要來自哈佛醫學院畢業生亨利·比徹（Henry K. Beecher），他於1936年成為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麻醉主任，並於1941年成為哈佛大學世界上第一位麻醉主任。
據說，比徹對安慰劑的興趣來自他在二戰中服役的時間。故事是這樣的，比徹博士用完了嗎啡，所以他被迫轉向安慰劑。儘管改變了藥物，他的病人仍然感到疼痛得到緩解。
比徹在1955年12月版的《美國醫學會雜誌》（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發表了開創性文章《強大的安慰劑》（The Powerful Placebo），文章研究了15項不同的試驗和多種疾病。根據比徹的說法，在1,082名患者中，有35%的患者僅通過服用安慰劑就緩解了疾病。
安慰劑是如何起作用的
那麼，比徹目睹的現象背後是什麼力量呢？1990年代的一篇批評比徹的期刊文章為安慰劑效應提供了許多解釋：「自發改善、症狀波動、回歸均值、額外治療、安慰劑治療的條件轉換、縮放偏倚、不相關的反應變量、禮貌的答案、實驗從屬關係、條件性答案、神經質或精神病性誤判、心身現象、錯誤引用等，」不管是什麼，但肯定不是比徹所聲稱的醫學力量。
霍威克教授說，過去20年的科學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了安慰劑效應是如何起作用的。人體本身就包含了自我修復的力量，安慰劑只是提供了一點積極的推動力來幫助這個過程。
「如果你被割傷了，你的身體會自愈，」他說，「你的身體也有自己的藥房來製造血清素、褪黑激素、多巴胺和內啡肽。交流溝通可以幫助誘發這些積極的因素。」
看一看我們人體生理的一個方面：壓力反應。研究一再表明，慢性壓力對我們的身體很不利，也是導致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醫生以同理心、關懷和理解與病人交談，甚至在他開處方之前，病人的壓力反應就可能會開始消退。由於壓力會影響免疫系統，霍威克教授說，這些同理心實際上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話雖如此，平均而言，這種做法的影響很小。但從整體來看，大多數藥物的平均效果也很小。」他說。
誠實的安慰劑
許多研究表明安慰劑可能是有效的，但占主導地位的觀念是，通過服用假藥來欺騙患者是不道德的。這就是為什麼安慰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降級為藥物試驗的原因。
但根據霍威克教授的說法，這種流行的觀念完全是錯誤的。「它們不僅在常規實踐中是合乎道德的，而且安慰劑效應並不總是需要藥丸，而是臨床實踐中的道德要求，但臨床試驗則相反。」他說。
安慰劑對照試驗是藥物測試的黃金標準，但霍威克教授認為，它們通常不是最佳選擇。來看一看這個例子：自1990年代以來，醫生已經知道類固醇可以預防大約20%的酒精性肝病患者死亡。但在2000年代初期，當一種治療酒精性肝病的新藥被創造出來時，這種藥物的療效是與安慰劑的效果比較，而不是與類固醇比較、衡量的。
根據霍威克教授的說法，圍繞這種比較來進行研究會使安慰劑組的受試者面臨更大的死亡風險，這也沒有意義。
「當你購買一輛新車時，你會看到一個並排的比較，比如豐田與福特。為什麼藥物試驗會有所不同？我們應該用所有已知的替代品來測試最好的東西，而不是與安慰劑相比如何，」他說。
雖然這種觀點有其優點，但它也有批評者。他們說，如果對懷疑原始藥物的臨床試驗存在懷疑，那麼將一種藥物與另一種藥物進行對比測試可能會產生不確定性。換句話說，如果原始藥物不是那麼有效，就像某些抗抑鬱藥一樣，那麼與它相對比的測試並不一定能清楚地了解新藥的有效性。與安慰劑進行對比測試至少可以將藥物的有效性與患者思想的影響隔離開來。
醫生開安慰劑通常被認為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們通常被視為一種欺騙。即使患者的病情可能因安慰劑而有所改善，撒謊也是不對的。
然而，撒謊並不是讓安慰劑效應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2016年，貝絲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安慰劑研究項目主任、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泰德·卡普丘克（Ted Kaptchuk）進行了一項研究，參與者被給予一個標有「安慰劑藥丸」的藥瓶，上面寫著每天兩次服用兩粒膠囊的指示。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研究中接受安慰劑，受試者對這種虛假治療表示懷疑。但這些「誠實」的安慰劑的效果是如此出色，以至於許多受試者認為他們肯定是服用了真正的藥物。研究結束後，幾名參與者要求開具安慰劑處方。
根據霍威克教授的說法，只要醫生使用誠實的安慰劑，道德問題就會消失。
「我認為不使用安慰劑是瘋狂的，」他說，「事實上，如果安慰劑結果更好，不使用它才是不道德的。」
安慰劑效應的局限性和危險性
儘管霍威克教授強烈支持醫生對病人使用誠實的安慰劑，但他並不建議以安慰劑來取代現代醫學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發生車禍，你需要最新的技術。如果有人出現過敏性休克，你會給他們注射腎上腺素，」他說，「然而，謝天謝地，這些情況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安慰劑可以提高某些事情的有效性，包括中度疼痛、抑鬱和焦慮。」
如果現代醫學想大量使用安慰劑，那麼，如何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理解這種暗示的力量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雖然安慰劑顯示出治療潛力，但它們也可能造成傷害。
雖然聽起來很奇怪，但安慰劑會也會產生不必要的副作用。作為藥物試驗過程的一部分，發布知情同意書的研究人員可能會列出患者在使用真藥時可能出現的一些症狀。然而，這種知情同意可能會導致安慰劑組報告不良事件。
安慰劑的這種負面作用被稱為反安慰劑效應（the nocebo effect），它來自拉丁語動詞「我將傷害」，意思是效果是負面的。由於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醫生「不傷害他人」，因此很少有研究人員研究過反安慰劑效應的影響。
然而，現有證據表明，反安慰劑效應甚至比安慰劑效應更強。根據霍威克教授的說法，這是我們生存機制的一部分。
「我們天生就要避免危險的事情，而不是尋求快樂。如果你避免危險，你就會活著。」他說。
反安慰劑效應會破壞患者對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及其提供的治療信心，這意味著即使醫生在實踐中從不使用安慰劑，他們至少應該努力避免引發反安慰劑效應。
這比你想像的要難。2016年發表的對反安慰劑研究的回顧報告稱，「醫生的口頭和非語言交流包含許多可能會在無意中引發反安慰劑反應的負面建議。」
霍威克教授說，最重要的是醫生了解他們的床邊方式對患者健康的影響有多大。雖然這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與每位患者相處，但這可能意味著更成功的治療和更好的健康結果。
「我認為醫療保健系統應該發生重大轉變」，他說，「我們需要與患者進行更深入的溝通。我們需要轉向一個新的系統，在這個新的系統中，醫生根據他們提供的價值獲得肯定，而不是根據他們提供了多少檢查和治療。」◇
英文報導請見英文《大紀元時報》：A Placebo’s Role in Modern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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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