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與文學的交織：文學中的貝多芬
音樂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深遠。歌劇常常改編自小說作品，特別是戲劇和史詩。文學也經常從音樂中汲取靈感，無論是主題還是結構，各個層面皆然。
在眾多作曲家中，貝多芬大概是最常被偉大作家提及的一位。他克服失聰之苦，透過音樂超越物質世界，成為超越精神的象徵。以下是一些作家將這位作曲家融入其作品的幾種方式（以及反過來，作曲家本人受到作家啟發的一種方式）。
《歡樂頌》（Ode to Joy）
在說到貝多芬如何影響作家之前，我們首先要提到一位影響貝多芬的作家——這也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是德國偉大的詩人之一。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大概就是詩作《歡樂頌》（Ode to Joy），而貝多芬則將這首詩融入第九號交響曲的高潮部分。根據威廉‧F‧沃茨（William F. Wertz）的經典英譯，該詩的第一節如下：
「歡樂啊，你這美麗的神聖閃電，
極樂之境的女兒，
我們滿懷醉意地走入你那
神聖的天堂之家！
你那魅力將萬物結合，
凡是曾被習俗分隔的，
都在你溫柔的羽翼下
彼此成為兄弟。」
原文：
（Joy, thou beauteous godly lightning,
Daughter of Elysium,
Fire drunken we are ent’ring
Heavenly, thy holy home!
Thy enchantments bind together,
What did custom stern divide,
Every man becomes a brother,
Where thy gentle wings abide.）
席勒的原詩其實頗長，而貝多芬僅採用了大約一半。他刪除了某些與感官享樂相關的段落，例如親吻與美酒的描寫；他也重新編排詩句，使其從世俗過渡到神聖的層次，最後以一段描繪「在群星之上」的創世主作結。
由於這些改編，有人認為貝多芬的版本比席勒的原詩更為優美。當代詩人布萊恩‧亞普科（Brian Yapko）甚至在其戲劇體詩獨白《歡樂頌》中，讓貝多芬本人在首演回顧時這樣說道：
「我明白了這一點——我所創作的音樂
使席勒的詩更加完美。
在旋律與和聲中，我捕捉住了
真正的兄弟情誼、上帝，以及我所愛的一切。
我不敢面對觀眾，心懷恐懼！
但當我轉身，卻見維也納歡呼喝采！」
（This much I grasp. The music that I’ve wrought
Has left the words of Schiller much improved.
In melody and harmony I’ve caught
True brotherhood and God, and all I’ve loved.
I could not face the audience for fear!
But when I turned, I saw Vienna cheer!）
《克魯采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
受音樂啟發的文學作品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中篇小說《克魯采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書名取自貝多芬的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這首曲子是貝多芬獻給法國知名小提琴家羅道夫‧克魯采（Rodolphe Kreutzer）的。
在托爾斯泰的故事中，這首奏鳴曲成了主角波茲尼舍夫（Pozdnyshev）對其充滿感官魅力的妻子所產生強烈嫉妒情緒的象徵。在故事的核心場景中，他描述自己聽見妻子與一名小提琴家合奏這首曲子時的感受：
「他們演奏的是貝多芬的《克魯采奏鳴曲》……那真是一首可怕的樂曲，尤其是那個快板段落！音樂本身就是可怕的東西……人們說音樂能撼動靈魂。胡說！謊言！」
波茲尼舍夫說，音樂「讓我忘記了真實的處境。它把我帶入一種並不屬於我自己的狀態……我彷彿真實感受到了我並未感受的事物，理解了我根本無法理解的東西，擁有了我本來不可能有的能力。」
他最後甚至說道：「在中國，音樂是由國家所管控的，這才是應有的做法。」
儘管波茲尼舍夫對音樂抱持極端觀點，在聽到妻子演奏貝多芬時，卻仍被觸動了。他說：「這種模糊難明的感覺讓我內心充滿喜悅」，而音樂「將我帶到了一個未知的世界。」
雖然故事最終以悲劇收場，但在那一瞬間，波茲尼舍夫的心中卻「沒有嫉妒的空間」。
故事中，波茲尼舍夫多次提到貝多芬奏鳴曲的開頭「快板」（presto）樂章。這個創新的樂段一開始以大調的幾個音符展開，隨後轉為小調，顛覆了通常從小調轉大調的和聲進行。這段樂章被形容為「狂怒」且充滿熱情的強烈情感，就像波茲尼舍夫本人一樣。
《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為傳統的浮士德故事注入了新的詮釋——這個古老故事講述一位學者將靈魂賣給魔鬼。
在他的小說《浮士德博士》中，主角阿德里安‧勒維庫恩（Adrian Leverkühn）是一位作曲家，為了追求音樂風格上的創新，與魔鬼簽下了惡魔契約。[點擊這裡看圖片：《魔鬼與浮士德博士會面》]。
貝多芬在這本充滿音樂理念和典故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第九交響曲甚至在勒維庫恩的精神與道德墮落中扮演了關鍵的象徵角色。
在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中，主角最終獲得救贖，靈魂得以藉著神的慈悲升天；相反地，在曼的版本中，勒維庫恩與魔鬼的契約導致了瘋狂和死亡。
促使這一切發生的最終催化劑，是他最後的作品，一部合唱曲，名為「浮士德博士的哀歌」（The Lamentation of Dr. Faustus），意圖對貝多芬《歡樂頌》豎立一種悲傷的否定。
在創作此小說時，曼深受現代主義音樂的影響；也因此，這本著作也可被解讀為一則警世故事，提醒人們現代藝術過度追求創新所帶來的絕望。
《四重奏》（Four Quartets）
儘管T.S.艾略特（T.S. Eliot）最著名的作品是他那帶有悲觀色彩的早期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但他的晚期詩作《四重奏》（Four Quartets）或許才是真正的代表作。
在創作這部作品時，艾略特深受他皈依基督教後帶來的影響，而他同時也仰慕貝多芬。他曾這樣形容貝多芬：「他的晚期作品裡帶有一種天堂般的，或者至少超越人類的歡愉……我渴望死前能在詩中捕捉到這種感覺。」
也因此他創作了《四重奏》，一首結構上分為五部的長詩，對應貝多芬第十五號A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132的五個樂章。
第一部分《燃燒的諾頓》（Burnt Norton）如同快板樂章般開場，短促且大多不帶標點的詩行快速流動。接著，詩句轉為較長且反思性的句子，對應緩板的節奏：
「在旋轉世界的靜止點
非肉體，非非肉體
非來自，也非前往
靜止點，那裡是舞蹈
但既非停止也非運動
不可稱之為凝固
過去與未來聚集於此
非來自，非前往
非上升，非下降
除了那點，靜止點
無舞蹈可言，只有舞蹈
我只能說，我們曾經在那裡
但無法說明何處
也無法說明多久
因那是時間的定位」
（At the still point of the turning world.
Neither flesh nor fleshless; Neither from nor towards; at the still point, there the dance is,
But neither arrest nor movement. And do not call it fixity,
Where past and future are gathered. Neither movement from nor towards,
Neither ascent nor decline. Except for the point, the still point,
There would be no dance, and there is only the dance.
I can only say, there we have been: but I cannot say where.
And I cannot say, how long, for that is to place it in time.）
「旋轉世界的靜止點」這句精彩的詩句通常被解讀為象徵上帝的永恆存在——祂不變且存在於時間之外，卻支撐著一切運行。
我們不妨引用E.M.福斯特（E.M. Forster）小說《哈沃德莊園》（Howard’s End）中的一段著名描述做為此文結語，他將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稱為「穿透人耳的最崇高聲響」，認為它「帶回了輝煌的風暴、英雄氣概、青春，以及生命與死亡的壯麗。」而這段形容也同樣適用於貝多芬的所有作品。
原文：「Symphonies and Sentences: Beethoven in Litera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安德魯‧本森‧布朗（Andrew Benson Brown）是一位居住在密蘇里州的詩人、記者和寫作教練。他是巴德貓頭鷹出版與傳播公司（Bard Owl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s）的編輯，著有關於美國革命的史詩《自由傳奇》（Legends of Liberty）。更多資訊，請訪問 Apollogist.wordpress.com。
責任編輯：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