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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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0日訊】
宋 作者不詳
人物 冊
絹 設色 描金
29 x 27.8公分

明亮寬敞的齋房裡,主人(一說為王羲之)神氣清閒地倚坐在床榻上。他左手持卷,右手執筆,望著一旁為他倒酒(或茶)的侍童凝思,似在尋找寫作的靈感。榻後立著一扇畫著汀渚水鳥的屏風,上頭還掛著主人的畫像呢。床榻四周,井然有序地陳設琴、棋、書、畫、盆花與古器。整間齋房滿是閒逸、古雅,正是古代文人嚮往的生活寫照。

  中國傳統文人重視生活。在日常的家居生活裡,他們有時漫步於庭院,種菜澆花,或在屋室裡閉目養神,讀書吟詩。偶而他們也臨摹古帖,撫彈古琴,品書賞畫,或是跟知己好友喝酒下棋。事實上,這樣的生活在宋代就已有了雛型,例如在畫中可見的「點茶、掛畫、插花」等,在當時都是被認為相當閒雅的美事。

  這幅作品作者不詳,由全幅用色細膩,用筆柔勁兼具,人物衣紋描法、花鳥畫屏等,透露不少與北宋末作品相近似的畫風。但由主人翁的穿著(上衣外束以裙是六朝人的穿著)、畫中的傢俱、器物看來,又同時具有六朝及宋代的特色。由此種種看來,這幅「人物」,應該是宋人仿襲古人生活,又不經意流露當時理想生活典型的作品了。

  本幅畫士人坐於榻上,駐目凝思,執筆似欲書寫。身旁陳設琴、棋、書、畫四事,以及飲饌之物,童子在旁斟酒或茶。榻後花鳥屏風,懸掛著士人之寫真畫軸。本幅集文人之雅玩趣事於畫中,表現出瀟灑的雅逸生活。關於畫中人物,李霖燦先生認為是描寫王羲之(307-365)。(註1)乾隆皇帝對這幅畫甚感興趣,命宮廷畫家姚文瀚(18世紀)畫一張構圖相似之作,畫中人物及寫真畫軸代之以穿著士服的乾隆皇帝,名之為「弘曆鑒古圖」。
  關於本幅之時代定位,學者間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畫上「宣和」、「政和」、「紹興」等半印甚好,應是宋畫,而且人物之衣紋描法屬徽宗時期風格。(註2)也有學者認為寫真畫軸之裱裝形式不似宋代,而像明代的形式,推論此畫不早於明。(註3)為此再分析探討如下:

  1.關於裱褙,從文獻資料能知道徽宗時非常講究裝裱,而有「宣和裝」之獨特形式。但實際上卷、軸、冊之裝裱詳情如何,仍待研究。有關宋代畫軸之裝裱實例或圖形資料極少,遼「山水畫」、「竹雀雙兔」軸(葉茂臺遼墓出土)之裝裱形式,「五百羅漢圖」(京都大德寺藏)(註4)畫中之畫軸,元刊本《飲膳正要》插圖中之畫軸等,是目前重要的參考資料。兩件遼畫約為北宋初之作,都沒有驚燕之裝置。「五百羅漢圖」為南宋之作,畫中畫有驚燕,它是從懸掛點有兩條帶子同時下垂。《飲膳正要》插圖中的畫軸,有兩條驚燕分開平行下垂,但兩條驚燕上端,連繫著一條弧形帶,其意義或功用待考。由此四件作品做一相關的考慮,可能會懷疑宋代的寫真掛軸已有兩條平行下垂驚燕的可能性。宋版畫「四美人圖」(註5)上方,畫有倒「V」形的兩條帶子,可能就是驚燕,但帶子的尾端呈尖形。由此令人想起唐代的畫幡,其兩側常各有一條平行會飄動的帶子,尾端也有成尖形者。繪畫掛軸的由來及演變,與唐代畫幡、佛教掛畫可能有重要的關係。

  有學者認為寫真掛軸上的兩條驚燕,和傳宋人「十八學士圖」(本院藏,可能為明代之作)上的畫中畫相似。其實細辨兩幅的驚燕,寫真掛軸的是兩條垂帶,而「十八學士圖」的是兩條裝飾帶,不會飄動。而且後者畫幅與天綾及地綾之間都有隔水。關於隔水的款式,若從上述四件畫來看:「竹雀雙兔」沒有天地裱綾;「山水畫」有天地綾沒有隔水;「五百羅漢圖」畫中畫的上方有隔水,下方沒有;《飲膳正要》插圖中畫軸的上下方都有隔水。而寫真掛軸之上下方和「山水畫」一樣,都沒有隔水。事實上,北宋經南宋到元代的裝裱資料仍太少,講究藝術的徽宗朝確實如何裝裱,憑目前有限的圖例,尚難以遽下定論。

  2.收傳印中之「政和」、「宣和」、「紹興」三印,從相片資料來看時,似有存疑處。經仔細檢視原蹟「宣和」、「政和」,發現二印之下,尚各有殘印之邊框相重,才會有奇特現象。半印面積較大的「宣和」經與唐玄宗「鶺鴒頌」、王羲之「遠宦帖」等名品相比較,甚相似。「紹興」連珠印,「紹」之「召」其篆法與習見之印略為不同,惟宋高宗之「紹興」印有多種,在蘇軾「行書答謝民師論文書帖」(上海博物館藏)上,亦有一「紹興」印,其「紹」字篆法與本幅之印正相同。另有「乾卦」應為宋高宗印璽,「圖書」屬南宋內府官印。

  3.畫中人物的穿著「首戴紗巾,而內又戴冠。這在宋代的服飾中固然也有,惟其上衣外束以裙,則在東晉時為日常服飾……所以此圖是多少帶有南朝之服飾。」(註6)畫中的傢俱、器物經審鑑,大致亦有六朝,或兼宋代之特徵。(詳見附文)沒有出現明確屬於宋代以後之器物,故畫中人物推斷為宋人所畫的王羲之,有其相當之理由。本幅雖是追想羲之,事實上也融匯了宋代文士雅逸生活,南宋流行之「燒香、點茶、掛畫、插花」(註7)情趣,在北宋末已醞釀發展中,本幅除燒香外,已備三事。

  4.本幅有座立式屏風,描繪蜀葵蘆葦下有對鴛鴦,水面浮游著一對瀆鳧,叢蘆之後為無盡江湖之景色。北宋末梁師閔的「蘆汀密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描繪枯木竹石,岸邊浮游著一對鴛鴦,遠處白雪蘆叢下棲習一對瀆鳧。雖是橫卷,若將前中後景縮近,與畫屏的構景頗為相似。「蘆汀密雪」清曠野逸,如米芾等文人推崇之詩境。花鳥畫屏則雅逸中帶有院畫的富麗。一般當背景裡面的「畫中畫」,都不是那幅畫的重點,常在用筆、構景時無意間流露作畫之時代特色,「蘆汀密雪」與畫屏正反映出北宋末汀渚水鳥的風格。(註8)一般畫中畫的屏風多裝飾山水畫,花鳥畫較少,本畫屏以花鳥為飾,也反映出徽宗朝花鳥畫特盛的時代特性。

  5. 關於本幅的線條用筆,江兆申先生曾云:「人物衣褶,用筆與韓幹牧馬圖頗近。」(註9)他認為韓幹「牧馬圖」是徽宗時據古畫摹繪的,可能即為徽宗親筆。本幅用筆與「牧馬圖」相似,與南北宋間的蘇漢臣「秋庭戲嬰」亦有相關。案:蘇漢臣曾在宣和畫院供職,可能接續此風,但變得更精巧,衣褶線條猶能見其關係,器物已被豐麗的填染,掩蓋線條之畫趣。同樣出身宣和畫院的李唐,則屬另一種線條風格。

  綜合上述種種問題,寫真掛軸有待再研究。其實最重要的繪畫本身與宋代的關係相當吻合,尤其一般人容易忽略的畫屏,正是北宋末的汀渚水鳥作品,至為難得。天籟閣舊藏之「宋人畫冊」有一幅「羲之自寫真」(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藏),與本幅相似,但筆墨無宋人之風,寫真掛軸增加了隔水的裱裝,顯露出宋以後臨摹之跡象。本幅依上述相關資料審鑑,宜訂為徽宗朝之作。

(林柏亭)

附 文

  畫中主角,穿著六朝意味的衣冠(按: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言其冠巾方式在宋代亦有,但衣裳方式有東晉日常服飾之意味),坐在長榻上(按:漢與六朝人獨坐時,應是較小、較矮的「獨榻」;此榻加高、加大,榻腳間以壺門裝飾,亦可稱為「床」。六朝也常有「連榻」的記載,使數人共坐,「北齊校書圖」即繪四人共一榻的情形。漢人屈膝坐榻上,六朝人因榻稍高,可垂足著地;但床、榻、椅等坐具,高得需有踏墊襯足下,則是五代、北宋之後始習見。),右手執筆,左手持長卷。左手邊榻上斜置一紅漆憑几(按:憑几,是漢及六朝人屈膝坐蓆或坐榻時常見用以憑倚的小案;出土物常見呈三足半圈狀,此圖畫作窄長方,略同於「歷代帝王像‧陳宣帝」所用,但兩端上折,似受遼宋家具形式影響),身後榻上有一半現的圓長狀織繡的隱囊(按:是坐榻或床上可懶倚的軟墊,唐代石刻及「北齊校書圖」中有之)。

  長榻左右各有一桌,桌與「韓熙載夜宴圖」之酒桌相類。左桌較短,放置一硯(硯置四足盒內,細審之,似硯面前斜,三面勒稜,底端無稜,與宋代抄手硯相類)、一墨、二承盤內置山楂、櫻桃之類果實;一紅漆、直口、深腹盞,放在盞托上(托口如花式,高凸起以承盞,下作三足盤狀;似將宋代圈足盞托與六朝三足盤合為一體),童子舉執壺倒酒(或茶),壺長頸、深腹、長流,略近於北宋造形。

  右桌較長,上置書籍二疊、漆軸畫卷、黑漆琴、圍棋盤與棋子罐。

  畫前方置盆花。花器似為六稜花式撇足敞口缽(缽形類宋代銀器),缽之足緣、口緣或鑲或塗金邊(金釦器物為五代、北宋盛行之裝飾風氣),二側有金屬把手;器身隱約見花的枝梗,疑其為玻璃花器(按:六朝、唐代貴族墓葬,常見舶來玻璃器,常作四曲、六曲或至十二曲的花式邊稜。敦煌佛畫常見以玻璃器供花。宋代除了國產玻璃器外,另以阿拉伯玻璃為寶)。

  畫面左側前方,有一口紮斗狀紅紗、寬肩斂腹的酒壺(按:梅瓶造形在宋代是酒壺),斜放在木架中(架形如六朝之肩輿)。其後桌上置一長方黑漆捧盒(按:此盒形明代仍有,但唐墓線刻畫及宋畫亦常見及)與一漆紗罩籠,罩籠內有撇口碗及碗托,撇口碗形類五代與北宋器,碗托仍是宋代高凸的托口與六朝三足托盤的合體。

  畫面左方,最裏邊為一奇特的蓮花式爐,其造形應與漢及六朝的「釭爐」有關。釭爐有鼎形爐身,加上行爐的把手,及釭燈般的煙突,爐頂有鏤空的圓帽形頂蓋。此器之把手、煙突的概念與釭爐相似,爐身轉換為唐末至北宋間流行的蓮花式行爐樣,爐頂改為實體圓蓋,使彷彿爐內正燒炙一具鍋釜。

  在所謂仿古(或復古)意念中,常從當代的生活經驗為出發點,附加文字記載或傳統印象之所謂前代或理想造形,經想像而變造出似古似今、不古不今的複合圖像。本圖的各種器物皆有此種強烈的復古意圖。可以較肯定的是:1.許多器物、家具似暗示畫中人為六朝人。2.畫家並不熟習六朝生活或六朝器用,但必有聽聞。3.多件器物是六朝至北宋間器物的合體。4.宋代(且是北宋)的因子一再出現,作者可能常見到北宋式物件。5.沒有元以後的原形意念。6.有可能是宋人的復古思想濃厚的畫作。7.也不可否認有更後代人因不熟悉宋代文物,而臨摹、誤解、且變形的可能性。

( 蔡玫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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