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人的思維可以分爲兩部分：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感性思維是“愛”、“恨”、 “愉快”、“悲傷”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維則是“演繹”、“歸納”、“推理”、 “論證”等理性思考部分。動物也有感情，也會“喜怒哀樂”的感性表現，但絕對不會使用“演繹歸納”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種生物具有理性思維的能力，這就是“人”。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進步，是地球上幾十億年來生物進化的最高結晶。
‘?進入近代後，人們發現大腦是人體中負責思維的器官，大腦的右半球負責感性思維，左半球負責理性思維。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男人的大腦結構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腦的左半球更發達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於理性思維，這也是男性在人類社會中佔據支配地位的生物學原因。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黃種中國人與白種歐洲人在遺傳基因上的差別，比同種的男女之間遺傳基因的差別更大。因此不難類推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大腦結構上有很大不同。
‘?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的感性思維能力很發達，而理性思維的能力卻相當欠缺。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歷史，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許指出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而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慎密嚴謹的西方哲學相比，顯得十分粗糙而膚淺。比如作爲中華思想代表的儒學，其核心思想的“仁”、“禮”等，都是教導人們怎樣立世爲人的學說，而不是教導人們怎樣進行理性思考的學說。
‘?對於中國最大級的哲學家孔子的學說，黑格爾是這樣評價的：“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
‘?中國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都是屬於經驗上的發明或發現，而不是來自理性的推理與思辨。中國有幾位華裔在美國獲得過諾貝爾獎，但他們的功績也都是屬於發明或發現，而不是象達爾文、愛因斯坦那樣提出新理論、新學說。面對西方衆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國人總是抱著不服氣的態度：“你們有的我們也一定有”。但是由於缺乏思想家的候選人，中國人只得再次發揚“矮子裏面拔將軍”的傳統，把魯迅破格提拔爲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家。
‘?其實魯迅只是一個文學家，根本沒有關於理性思維的研究和著作。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狂人日記》都是純粹的小說，根本不是什麽哲學著作。魯迅的雜文都是想到哪里寫到哪里的隨想，根本沒有任何嚴密的理論體系，誰能說出魯迅思想的核心是什麽呢？有人也許要爭辯說：魯迅的小說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學思想，塑造了阿Q這樣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如果按照這個推理，法國的巴爾扎克、俄國的托爾斯泰的小說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應該稱爲思想家。這樣一來，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學家靠感性思維進行文學創作，文學作品是感性思維的結晶。哲學家則靠理性思維進行哲學思考，哲學論文是理性思維的結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稱爲文學家而不稱爲思想家，是因爲他們的貢獻主要在感性思維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維的代表人物。如果說中國人的大腦，在生物學結構上與歐洲人完全一樣的話，中國這麽長歷史又有這麽多人口，産生思想家的幾率應比西方大得多，無論如何也應該出幾個思想家了。中華民族産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讓人懷疑到中國人在大腦結構上的“硬體”問題。
‘?儘管西方的理性科學早在明代就已傳到中國，但中國人對這些理性的東西完全沒有興趣，極少數中國人翻譯出來的介紹西方科學的著作被人們扔進了垃圾桶。中國人對科學的態度就象小學生，不被先生打一頓手心，就不可能主動地去學習理性的科學。直到靠理性科學武裝起來的西方人，用超過中國人想象的洋槍洋炮打到中國來，中國人在挨了痛打之後，才想到要向西方學習理性的科學。
‘?中國人對西方的自然科學還大致可以理解，但對理性思維更強的人文科學卻無論如何無法理解。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産生過理性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軍事學。只有一個歷史學，但也還是不能稱之爲完全理性的科學。司馬遷首開了用文學的方法來寫歷史的先例，以至於把《史記》作爲文學著作還是作爲歷史文獻這一問題上，常常引起爭論。中國的歷史被嚴重地文學化和人格化了。
‘?文學是人們用來表達感情的手段，科學則是人們用來表現理性的方式。文學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們看完一部文學作品時，感到周身熱血沸騰，眼淚奪眶而出，說明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學卻要求人們冷靜的思考，如果我們看完一篇科學論文，激動得熱淚盈眶的話，我們怎麽可能進行冷靜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論述政治、歷史等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章，絕不用文學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靜客觀的科學論文語氣，讓讀者能夠靜下心來進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國人卻喜歡用文學的渲染手法來講述政治、歷史等嚴肅問題。讀完中國人寫的關於抗日戰爭的歷史文章時，經常讓人心中燃起無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刻捉來一個日本人碎屍萬段。在這種滿胸怒火焚燒的情況下，怎麽可能冷靜地反思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中國人一提起抗日戰爭就破口大駡日本人殘忍野蠻，但問到他們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時，卻沒有幾個人能給出冷靜的回答。中國人對抗日戰爭的理解就是一個感性的“恨”，而幾乎沒有理性的反思。中國人這種對歷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國人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應有的經驗教訓，在歷史上驚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經犯過的相同錯誤，成爲一個不會進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寫政論文章時極少用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容詞，更不用牽強附會的比喻手法。但中國人寫政論文章時，卻很喜歡用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容詞和牽強附會的比喻手法。讚美共產黨時，並不是具體說共產黨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學的比喻手法來形容：“共產黨象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親比娘親”。說到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生活艱苦時，又用“水深火熱”這樣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的形容詞，這也是中國政治宣傳的特色。
‘?中國人還特別獨創了一種用文學的手法來論述政治問題的“雜文”，代表人物就是魯迅。中國人也常常爲魯迅的雜文應該算作“文學作品”，還是應該算作“政論文章”而苦惱。但在西方，文學作品和政論文章涇渭分明，見不到這種非驢非馬的雜交品種。倒不是西方人不會用文學的手法來論述政治問題，而是西方人不喜歡用感性思維的方式來討論理性的問題。如果有人在西方寫了魯迅那樣的罵人雜文，必然會被認爲是輕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讀者的好評。中國把魯迅捧爲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學家，更把魯迅的罵文視爲習作的典範，也正是因爲魯迅的罵文特別對中國人的口味。看來魯迅生在中國真是極大的幸運，如果魯迅生在英國法國，誰會欣賞他的罵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學當個憤憤不平的厭世教頭而已。
‘?翻翻魯迅全集就會發現，魯迅早期的文章還是很理性冷靜的，但卻讀者寥寥。魯迅在1918年寫了《狂人日記》這樣煽情偏激的文章後，才一舉成名，成爲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後魯迅的文章越煽情，讀者的反響聲就越大，進而魯迅的文章越發煽情，讀者的反響就跟著越發上勁，如此迴圈。現在看來，魯迅比較好的代表作《阿 Q正傳》等都是1930年以前寫的。到1930年以後，魯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盡寫一些《資本家的乏走狗》之類的罵文，開創了中國的“罵派文學”。
‘?日本人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根本沒有什麽反響。中國的柏楊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立即成爲中國的大作家。《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之類的煽情走極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國才可能成爲暢銷書。這些書裏作者表現出來的理性和見識尚不及中學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熱感情渲染，把嚴肅的政治問題情緒化，才是這些書在中國得以暢銷的秘訣。如果你寫一篇理性的文章，說中國人的愛國有 “只說不動”的傾向，大致沒有什麽中國人會認真讀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學手法來講述同樣的事情，說：“阿拉伯人愛國用的是最寶貴的鮮血，中國人愛國用的卻是最廉價的吐沫”，就一下會吸引到大量的讀者。
‘?中國人用感性的文學手法來論述理性的科學，西方人卻相反把理性的科學應用于感性的文學，創造了“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理性化的文學作品。人們看完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時，感情非常平靜，既不會興奮也不會流淚，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學。中國人卻喜歡看那種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學，“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理性文學在中國幾乎沒有市場。雖然有一些作家試圖模仿西方，創作了一些“科幻小說”、“偵探小說”，但均以失敗而告終，在中國搞理性文學大致不會有什麽出路。
‘?近年來因特網的發達，給予了人們平等發言的機會。然而在因特網上的大衆發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國人的非理性本質。比較一下因特網上中國人論壇和西方人論壇的發言就會明白，中國人的理性也就相當於西方未成年中學生的水平。中文論壇上 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發言試圖進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這些理性的發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囂所包圍，使中文論壇上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理性的討論。比如在臺灣獨立這樣嚴肅的問題上，絕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駡，不可能想象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會寫出這樣沒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來就會哭，就會笑，就有了感性思維。但理性思維卻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建立起來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維成熟的標誌。西方對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從輕判處，就是考慮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維的能力。中國人的肉體成長速度雖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卻顯得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一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爲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國人爲“東亞病夫”，並非說中國人身體有病，而是說中國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國人卻誤以爲西方人是說中國人身體有病，硬是拍著胸脯說：明明中國人身體好得很，誰敢胡說中國人有病？不過但凡精神病患者對自己的判斷總是異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認自己有病的？面對12億准精神病患者的中國人，西方人不得不採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態度，動不動就說：“不要刺激中國人”。弦外之音就是說：那位精神可是有點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時要特別謹慎，千萬別刺激他發起瘋病來，整個世界都要被他攪亂了。
‘?現在中國人雖然學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學知識，卻怎麽也學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法。也許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遺傳因數中，根本就沒有“理性”這根弦。要中國人學會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讓猴子學會說話一樣，在生物學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科學家已經發現兇惡的殺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遺傳子特徵，如果請科學家們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徵，說不定能夠找到中國人缺少理性的遺傳學缺陷。
‘?隨著生物學的發展，科學家只要從一個未出生的胎兒身上取一個遺傳子，就可以確定該人的相貌體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將來科學家能夠認真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徵，看看中國人的遺傳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維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學上就不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國人真的在生物學上被判定爲缺少理性思維的遺傳基因的話，中國人就該省省心，不要再爲不可能實現的現代化之夢而瞎忙了。因爲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會有發達的理性科學，當然也不會實現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現代化。
‘?根據達爾文進化論的“用進退廢”原理，越是進行理性思維，大腦的理性思維部分就越發達。對於很少進行理性思維的中國人來說，大腦的理性思維部分發生退化，也是不難想象的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的哲學儘管比較膚淺粗糙，但總還能算得上哲學家。可是從此以後哲學家在中國竟然斷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個稱得上哲學家的人，這也是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日漸退化的旁證。近代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愈發低下，從鴉片戰爭、義和團、到文化大革命、“六四”等重大歷史事件中，中國人什麽時候表現過一個成熟民族應有的理性？
‘?從生物學原理來看，就象牛不需要音樂家，狗不需要經濟學家，老鼠不需要哲學家一樣，中國不需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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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15日寫於日本’??font color=#ffffff>(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