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3日訊】 一， 為什麽說許多“三農專家”在農民問題上舍本求末？
在2004年的元旦，有一位叫溫鐵軍的“三農研究專家”被央視經濟頻道評定為“2003年年度經濟人物”。研究農民的人上年度十位入榜者之列，據說這是首次。我覺得這事挺好，能夠引起更多的人對農民的生存處境關注。但是我也要借此說說我的一些遺憾，因為我看到許多的“三農專家”舍本求末地做事，在搞些注定不會有結果的無用功。
如果把“讓中國農民擺脫生存危機”比作建樓宇，那麽一些專家不設法去打牢地基，卻在試圖去探索一種在沙灘上建高樓的方案，這注定的行不通的。作為一介農夫，在這裏評議“喝過洋墨水”的溫鐵軍和溫鐵軍們，是要冒點險的，易被人指斥缺乏自知之明。可是我覺得：現階段在中國，對農民問題的求解也好，其他問題也好，拼的不是學問的多寡，不是閱曆的深淺，拼的是對常識的認知、尊重。常識，就是我們先人說的“道”，就是吳思說的“元規則”。我今天要說的常識就是：夯實地基，是蓋樓前的必要的、不可逾越的步驟；今天要說的常識就是：一個人（尤指農民）的自由，是一個人（農民）富裕、幸福的前提；因為直到今天，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產生一個富裕的奴隸；農民窮、農民處在無邊的苦難裏不能自拔，就是緣於他們陷在奴的境地裏不能自拔。
二，中國農民的窮到了什麽程度？中國農民的富有多麽的脆弱？
中國農民占中國國民總數的7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調查，農民在中國財富總額裏的佔有比例不高於4%。經過我簡單核算，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1：3（即25：75）；財富擁有比例是96：4；農民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顯示是1.388%。這充分說明了：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一貧如洗。另一個類似的結論也是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得出的，他們根據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資料，得出了一項讓中國人羞恥的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這個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倒楣蛋！或許，設計“基尼係數”的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先生不會想到，用他的統計方法在對中國城鄉的財富分配時傾斜得太離譜，以至使中國經濟學家厲以甯產生了修改統計的想法。
農民的確很難富裕——大家都看得見：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仍然處在黑暗無際的窮困裏；苟且地維持最簡單的生存；即使是少數個別的農民大富了，他們的富裕也是極其脆弱的，隨時可以被剝奪——在我所認識的人中有多戶，如劉傑，她家價值近千萬的家產被地方官員洗劫一空，現在她還在滿懷悲憤地在持續著數年的上訪生涯。
三，農民經濟窮困的深層原因是中國政治資源的分配嚴重不均造成的；“三農專家”及中國精英們你們敢不敢表態，把自己從農民哪兒多拿多占的利益份額退出來？
對於“三農專家”，先不說你為農民的福祉努力，我只要問你，願不願意把自己多拿、多占的份額退出來，把應該歸農民的那部分還回去？願不願意不再成為農民獲得解放的路上設置障礙？——因為農民經濟收入的匱乏直接緣自政治權利的缺失，政治權利的主要表現是投票權利。在投票權的分配方面，你同不同意“一人一票”，願不願意把精英階層侵佔農民幾十年的表決機會、把投票權還給農民、把在媒體上發言的機會還給農民？——“一人一票”是世界公認的（聯合國確認的）政治文明的底線。尊敬的專家們，你願不願意遵從這個文明原則？——須知今天，在這個農民占75%的國家的“議會”裏，刨除假冒人選，農民獲得的議席實際上不到1%。
農民是“弱勢群體”，是受難群體，這一點大家沒有爭議。但是每個“三農專家”在研究農民問題之前都務必要把一點先搞清楚：農民為什麽弱勢？是怎樣淪為弱勢的？曾經在美國，黑人的弱勢與受難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只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2%；曾經在新西蘭，華裔移民所處受難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只占5%。（我說的是“曾經”。）
可是，中國農民，這個在一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不算是唯一的，至少是是幾個極其罕見、極不正常的例子裏的一個。如果把農民當人，如果他們擁有本該人人都有的政治表決權，那麽毫無懸念：他們在的表決中體現出來的意志就是中國的主流意志。壓抑、壓制、壓榨他們的政策措施絕對不會出現，壓抑、壓制、壓榨他們的領導人絕對不會出現，農民只要拿著用於表決的紙片，粉碎它們（及他們）出現與出線的任何可能。正是“三壓”把“一農”（“三農”中的“一農”是指農民）打進了萬劫不復的地牢。農民的弱勢態勢的存在，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恥辱，是我們國家政治不文明的直觀表現。它還顯示：在把持著中國的強人裏，在中國的現存的政治秩序中，把農民、把自己同胞不當人的勢力占了上風，踐踏世界公認文明準則的人占了上風，不講道理的人占了上風。
再怎麽繞，“還選舉權於農民”這個圈子繞不過去。任何想繞的三農專家，我們都應該有理由懷疑：你是在農民福祉服務，還是在為自己政治前途服務？
四，為什麽說溫鐵軍有關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判斷是錯誤的？
有一次聽溫鐵軍演講，溫先生基於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得出一個結論：即使再過50年，在我們國家裏農民還要占8億，這些農民還會在人均一畝地的模式裏過活。我猜，他可能是建議中國決策層立足於他的這一判斷，去規劃中國城市化的時間表。我認為這是值得擔心的。這是一種非常差勁的、短視的判斷，一個有可能害中國、害農民的決策建議。但願中國農村改革的設計者不要聽從溫的節奏跳舞。他說到2050年還有農民8億，意思無非是：中國要達到市民為主體的態勢，恐怕要花近100年的時間。這意味著溫的判斷是：今天投胎在中國的農民，在其有生之年甭指望過好…。
我說：是專家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解決問題的周期沒有那麽長。農民問題的其實很簡單；前提是還他們人身自由。從現實看，今天世界上幾個屈指可數的繁榮國家，不外乎是美、英、法、德、意、日、加這G7國，外加、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等，與它們繁榮富裕相對應的是，它們的國民無一例外都是享有高度自由的；它們無一例外都是窮國難民偷渡的主要目的地；在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中國是人民生活最差最窮的國家，人均收入僅是倒數第二的俄羅斯的1/3； 是惟一的一個國民沒有基本自由的國家（中國也是五國裏惟一的一個國家元首非經人民投票產生的，這不是今天的主題，不贅述。）；從歷史看，這些國家的繁榮局面無一不是在歸還自由於人民的政策舉措出臺後實現的；還有一點：人民是在獲得民主之前獲得自由的：比如140年前美、俄雙雙出臺的廢奴政策。而那時的俄國，占國民比例九成的農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在皇權專制統治期間獲得的。我們難道不能從上述諸國的發展裏，發現一種規律嗎？
五，中國，你什麽時候能給你的人民施展拳腳的機會？
我一直認為：應該對中國農民的能力有信心。就常識上講：同樣作為華人，中國農民、相比於中國城市人、相比於港臺、及旅居海外的華人，在智慧上是沒有絲毫差別的，在勤奮上是沒有差別的；任何把農民的赤貧歸咎於農民素質低下的說法，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這是在客觀上把某些人治政的無能的責任，轉嫁給無能治政的受害者身上，是歪曲的、顛倒黑白的結論。我只說一個事實：中國農民是中國人的一部分（以出生地作為取樣），這個群體並不是經過“素質考核”後篩選出來的中國人。誰要是堅持“素質”論，那無疑是在羞辱我們的民族是劣等的民族。
我記得，古時候的武功高手，有這樣的鍛煉方法：腿上綁上沙袋等重物；練習騰跳、疾行；在競技時，當他們解下羈絆物，他們跳高、奔跑能力可以輕易勝過常人——中國農民就是這樣的“武功高手”，這一點不用懷疑。“解放”50多年，他們淪落到到這樣的境地，是因為總有貪婪的人在他們腿上綁著沈重的腳鐐；一旦脫下鐵鑄的腳鐐，他們會健步如飛。
舉一個例：在1980年前後政府允許讓農民辦企業的時候，農民的創業激情（賺錢能力）的噴發把鄧小平都驚呆了，連稱“沒有想到”：因為短短幾年，農民辦的企業的產值在全國“三分天下有其一”（鄧原話）——這只不過是農民創業能力的牛刀小試：國家不給資金、不給人才、自找市場的情況下，創造了國家經濟比重的1/3；這只是洗腳上岸的那幾千萬農民創造的；試想：如果任何農民都有自由轉行搞工業和服務業的權利、如果他們能夠同等地具有獲得資金、人才、工業原料——就像和城市人口一樣（國企）的一直獲得的那種權利，他們會在更短時間裏獲得中國城市階層在柯斷資源的情況下幹了幾十年的積累的那點東西。中國的工業局面不會是這樣半死不活的鳥樣。這是毫無懸念的。
農民的工業成就，是在保持農產品不減產的情況下，在國家政策歧視得非常厲害的情況下取得的；在農村生活多年，我看到這樣的情景：在電力緊張的時候，供電部門首先要做的是掐斷鄉鎮企業的電源；在棉花、糧食原料緊張的時候，國務院與它的直轄部門下命令，強令農民辦的棉紡、糧食加工等類企業必須停產，目的是要絕對保證國企能夠獲得原料、保證國企員工不失業。這是在國務院在施行“關閉十五小”、“糧食封閉運行”等一系列政令的時候搞一刀切，迫使農民的艱辛籌來的投資泡湯。這樣的政策舉措封殺了農民生活改善的路徑、封殺了農民參與競爭的路徑、封殺了農民走出赤貧的路徑。
可見：管理國企的人是在“以農補工”和“剪刀差”這樣傷天害理的豪奪方式下喝著農民的血過來的！農民拿出血肉的農業積累對國企補了幾十年，補到今天工業瀕臨破產的地步！這是讓人汗顔的，可偏偏沒有人為此表達過一絲的羞恥。國企耗費著我們這個資源稀缺國裏極其寶貴的資源、同時延誤著民族工業發展的寶貴時機！排斥農民，隔離農民，使我們的農民失去幸福的可能，國家也因此失去富強的機會。還有文章說，國企耗費了社會資源的70%，卻僅產出了30%的產值。
被這種野蠻力量駕禦的國家，沒有富強的機會也就罷了，卻拖累我們的農民——一個個鮮活的肉身，在絕望中、淒慘地度過一生。——最可恨的是：每個人僅有的一次人生，在自己的祖國裏，被一些惡人白白糟蹋了！
痛受創業歧視、創業環境惡劣的農民孫大午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政府只要做一點：放開農民的手腳，中國經濟年增長15%，增長十多年沒有問題。（經濟學家張維迎的估測比這更高）這樣的說法，道理是顯見的。
六，中國農民扔掉手裏的鋤頭，中國步入城市化階段，需要15年、50年、還是500年？
如果我們想真正做事，騰開手腳，讓農民幹他們想幹的事，中國進入一個以市民為主體的、富強、發達的工業國家，也許有望在15年裏得到實現；如果不去做，那麽別說50 年，就是500年，農民也得不到轉化，農民手裏的鋤頭也扔不掉。這樣的進度，在城市化後發國家有參照的。
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的發達國家，它們的經濟高度發達、城市人口占主導的局面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他們的前人幹出來的。它們一個個先前都由農民占國民主體的局面演化而來的。資料顯示，人類工業革命的源頭國英國，在發展工業前，98%的人勞作在鄉村，到1900年，城裏人口占了國民的大頭；當西歐城市化進程發展了很長時間後的1860年，美國、俄羅斯都還屬於鄉村國家，農民的比例是90%；日本更晚，到1920年它的農業人口只仍然佔有92％的比例。韓國、臺灣經過的也是這樣的路子。當今世界，無論老牌的、還是新興的富裕工業國（地區），它們的農業人口都少於10%，甚至有的少於3%。
即使同樣是在專制的國家（地區），比如韓國和臺灣，他們都是在民主化實現之前成為“四小龍”的，它們轄地的城市化、國民生活的現代化的主要進程是在專制的政治環境下完成的。這個進程裏的主要獲益者是農民——可見專制並不都一樣；同樣在專制下，人民享受的自由空間，是有迥然差異的。依然在沈浸在“鋤禾日當午”的這樣原始生存模式的中國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一種專制。
改變現狀，得有新思維。經濟學家說“後發”也有其“優勢”。中國有機會以雪崩的方式，消融以農為主的社會結構，快速完成中國城市化；但是沒有迹象顯示領導人準備採取行動。他們曾經做的是：神速地把他們的子弟（知青）從煉獄般的農村招回城市。這個步驟完成後，神速關緊城門，築牢隔離?晼A就完事大吉。我會永遠以鄙夷的眼光，看待這些自私、貪婪、缺乏起碼的責任和道義的一撮領導人，他們以隔離制，野蠻地迫害自己的同胞，野蠻地吞噬了自己的同胞本來可以期待的幸福。
讓農民廣泛參與參與國家事務，而不是讓專家、讓精英柯斷決策權，來規劃農民的發展路徑——無數事實證明，沒有任何專家，比農民更加關注自己的處境和利益。
終點該回到起點了。一句話：改變農民的赤貧，關鍵是還人權於農民。因為：世界上從來沒有富裕的奴隸；富裕，必須是在人自由的狀態下取得的。
──轉自《人與人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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