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26日下午两点钟,鲁召叫我将行李收拾好,同他一起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不及同朝夕相处的伙伴告别,他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我上车,也不知该向我作怎样的表态,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临时的调动或是分批离开南桐。他们不知道,我就此与他们分别了。
车刚开动,我便怯生生地向鲁召问道:“把我调到哪里去?”他看着我淡淡一笑,从那笑里分明泛出了一丝可怜,只说了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我在晃动中昏昏睡去,不知走了多久,只听见车窗外面有人在喊:“万盛到了。”
万盛的市容于我已无任何兴趣,我拎起背包和行李,跟着他就像一只拖着去屠宰的羔羊。当时,我根本没有被逮捕的预兆,我想知道的是,我究竟调到什么地方去。鲁召看着我天真的模样,好像是跟着老师去上学一般,所以一路上对我非常放心。
我跟着他来到一处绿茵覆盖的土墙门口。
鲁召独自走进了办公室,将我一个人留在哪里。我将自己破烂的衣物和“行李”放在墙边,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候了足足半个小时。
突然,监狱的边门打开了。两名警察吆喝着从门边涌出来的十几名光头囚犯,他们一律穿青色囚衣。我猛然想到七年前,我在北碚看守所远远看见那坝子里也是这般模样的人。一个信号才迅速地闪过了我的大脑:“我被关进监狱中了。”由是我想到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下狱了!
倘若在两年前我会惊得全身颤抖,但经过这两年的磨难,似乎有一种久临其间而不觉其险的感觉,脑子里还浮动着大炼钢铁时种种恐惧,而今脱离那里反而感到轻松,认为随便往哪儿送,都比丛林的炼焦场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