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农六队(7)
（二）思想改造试验田(3)
对这一曲美妙的迷魂音，很少人会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大学生们所接触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欧美口号，没有几个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包含的内容。政治课每天向我们灌输的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美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可悲的是，谁也不知道今天苏联究竟怎么了，当时我们巳听到了史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给俄国带来的灾难。
然而，无论是恐怖还是激情，都迅速被今后的社会主义结果所纠正，野心家的狰狞嘴脸也在轮番的“实践”中暴露无疑，曾被欺骗和恐怖所征服的年轻知识群体立即分化，一部分变成了疯狂的专制主义的伥鬼，一部分则变成了专制压抑下的反抗者。就连邓拓，吴啥这些共产党的才子们，也会从大鸣大放时期的“左派”积极分子，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将。
就以我们面前这位正在主持我们这次学习的，原雅安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李培连，当年曾充做该校的右派学生的屠夫，当今从新学习这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他会情不自禁的说道：“这几年确实出现了灾难，许多人饿死了，人民心头压抑的话不敢说。”
看来，李培连比朱国骥，周学祝之流真实多了，这是他从中共的上层得来的解脱，他说”极左的思潮在共产党内占据了上风，革命嘛总有左右摇摆的时候，主流还是好的”这一翻话的言不由衷，会在今后实践中继续得到证实。
“所以，我主张这次学习，大家要讲真话，只有说真话，才能接触自己的思想也才能谈到思想改造。”这是他的言不由衷的苦恼，还是敢于去触“文字状”的禁区，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于是他在这次学习上提出了三个让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该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经济困难和饥荒，这些阴暗面是十个指头里一个指头的问题，还是该根本否定三面红旗？第二，中国眼下的困难是不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难免的过程？第三，压制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论是革命的需要，还是不讲民主施以霸道？这三个问题反映出了，李培连多少有一点讲理的成分，而讲理是独裁主义绝对忌讳的“禁区”。
不过，倒可以看出他迷信毛泽东的天真，李培连倘若还保存人的基本良知，总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在中国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原来真是野心家玩弄的一场政治骗局，所以当争论继续下去，越使他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学习班”既不能按照他的努力，使我们相信中共宣传没有欺骗，也不可能让我们在监狱中，在他主持下变成公开批判毛泽东的讲坛。
有一次争议达到高峰时，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陈力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我看我们这种小组讨论得不出什么结果，除非我们大家都遵守一个规则，也是我们这许多年来实际的法则：‘强权便是真理’，否则我们谁都不会相信，中国发生灾难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不可避免的。”
其实陈力点出这一点，才是中国政治的症结，在这个世道里要么屈服于强权的淫威，中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要么就当盲人瞎子，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才对。
对这个结论，李培连坚决加以反对，他列举了哥白尼和布鲁宜，以此来证明牺牲于强权的人并不承认强权就代表真理，其实强权是不是真理的问题，是同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并存于人脑之中的复杂而奥秘的东西，监狱中的狱吏们也不能在内心世界里逃避善与恶的较量。
如此看来这次学习是李培连们，试图用一种稍有人性的“思想改造”来替代绳捆索梆的棒棒主义。
在这个尝试中，他带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来替自己信仰上出现的危机解脱，试图证明毛泽东也承认人的理性和感化。不过，他会在更多的人生实践中明白，在专制主义狂的字典里是根本找不到他渴望的理性的。
奉行独裁的狂人是无法容忍忠言的，迄至今日，独裁者只相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
到此时，李培连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北京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置他的理性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阴谋。虽然这位在九年前曾充当“右派”学生的杀手，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理性没有扎根在专制主义的皮上。(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