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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4日讯】29 “劳动大学”
司马芬走了一个月后﹐一天早晨﹐老柏找我谈话。说为了进一步把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组织上决定送我到中央军委干部学校去学习。于是我又背起我的铺盖﹐风尘扑扑地来到北京—我向往已久的伟大首都。
在北京的西郊﹐离城十余里的地方﹐一条修长的柏油路旁﹐有一片古老的树林﹐绿树掩映中﹐一座座红色砖瓦建筑静静地座落在那里。那古色古香的气氛给人一种宁静温馨的感觉。
“这是什么地方啊﹖”如果有人这样问﹐得到的回答是﹕“劳动大学”。解放前﹐这儿是傅作义将军办的“成功中学”。
这“劳动大学”可有点奇怪﹕第一﹐门口没有挂上校牌﹔第二﹐进进出出的人都穿着军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分明是个兵营。
这儿就是中央军委的干部学校。实际上它是情报部的训练班(就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学院)。
我来到这里报到时﹐人事科长同我谈了话。她告诉我﹕不要以为“情报学校”有多神秘。过去一提起情报训练﹐就会联想到鸡鸣狗道﹑口罩﹑面罩﹑黑眼镜﹐又是什么的的答答的发报声。甚至有手枪﹐匕首﹐暗杀等。那都是旧社会的一套。我们的情报学校不搞这些玩艺。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学员的政治素质﹐提高阶级觉悟。我们这里的学习是不定期的。不分什么第一期﹐第二期。各人的情况不同﹐因而学习的时间也不一样。有的人三个月﹐半年就完成学业﹐出去工作﹐有的已经两年了﹐还在学。谈到我本人﹐我来此有两大任务﹕一个是进一步审查历史﹐要写一份很详细的自传﹐向组织提供调查线索。第二﹐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这一任务是没有底的﹐一个革命者的觉悟提高是一辈子的事﹐不过也不能在干校学习一辈子﹐到一定时候﹐组织上觉得你有了进步﹐可以了﹐就分派工作。此外﹐还要上两门文化课﹐一门是英语﹐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我们的工作地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学英语。第二门课叫“情况”﹐即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既然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就得了解那里的情况。教材由教务处印发。
这里的学员一共分为A﹑B﹑C﹑D﹑E﹑F六个级别﹐按照各人的英语水平编排的。
人事科长和我谈过后﹐就把我送到英语教研组。在那里﹐组长先拿出一份英文报纸让我看。他告诉我这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我一点也看不懂﹔他又拿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我仍看不懂。最后给我看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人民中国”﹐我只能勉强认得几个字。于是把我编在F级。组长亲自把我送到学习班里。
学习班的寝室就是学习室。房间一分为二﹐里间是通铺﹐十个人睡在一起﹐很像军大的寝室。外间摆一张长桌﹐供学习用﹐读报﹑写字都在这里。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使我处处感到新鲜﹑兴奋﹐我开始全力以赴投入学习。
在第一阶段‘情况’学习中﹐我的选题是“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在听了教导主任报告和研究了大量书面材料后﹐我写了一份<<关于解放东南亚的建议>>作为学习小结交上去。在<<建议>>中﹐我以高瞻远瞩的姿态﹐提出如何联合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游击队﹐扫平各国反动势力﹐如何利用各国天然资源作后勤支援﹔以及如何进行战后建设等等。最后还提到﹕万一印尼的残余反动势力逃往澳大利亚﹐那就“宜将剩勇追穷寇”﹐顺便把澳洲也解放出来。这个荒唐可笑的“建议”却受到同学们的赞扬。他们说这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情报人员应该有这样的气概。可见大家水平的一斑。
就在进行学习小结那天下午﹐突然通知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集合。一共四百多人在礼堂里席地而坐﹐不知要听什么报告。我们只看见操场上停放了两辆小轿车﹐大家猜想是中央哪位首长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正在叽叽喳喳议论中﹐只见校长在主席台上宣布﹕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来看你们了﹗”
就在这时﹐朱总司令和周总理走上主席台来。全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两位首长举手向大家致意。然后坐下。但是掌声不停。校长举手示意停止鼓掌﹐大声说﹕“今天总司令和总理从百忙中抽空来看大家﹐说明中央对我们很关心﹐只是来看看我们。不准备讲话……”
全场立刻掌声又起﹐而且越来越响﹐无论校长怎样挥手示意也不罢休﹐意思是请首长讲话。没法﹐朱总司令上台前向大家挥挥手﹐表示要讲话了。于是掌声更热烈地响了一阵之后唰地停下。全场顿时静得出奇。在我过去的想象中﹐朱德总司令一定是个态度凶狠﹐脾气暴躁的人﹐而且讲话粗里粗气。可是今天所见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态度很温和﹐语调慢条斯理。“同志们﹐你们好啊﹗”他是这样开头的。接下来﹐他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话要讲。他已经向校长提出要求﹐希望大家在这里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因为我们未来的工作环境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意志薄弱的人会受到腐蚀﹐堕落下去﹐那就没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的讲话大约不到十分钟﹐句句打动人心﹐我感到仿彿在听老祖父的教诲。
朱总司令在热烈掌声中退去后﹐掌声不但不停﹐反而更加震耳欲聋了。大家是在要求周总理讲话。这时周总理已经站起来。走上台前。他那两抹浓黑的眉毛特别引人注目。他一开头声音就很洪亮﹐他说他本来没准备讲话﹐既然大家一定要他讲﹐“那就随便谈谈吧。”可是他的“随便谈谈”却一口气谈了三个多钟头。谈的都是国际形势。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帝国主义已开始走向灭亡﹐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世界上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的对比。他具体分析了各大洲的政治现状﹐谈到亚洲时﹐他对东南亚各国的情况谈得很具体﹐生动地描述了越南和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他还谈到了缅甸共产党的斗争。他的声音是那样洪亮﹐语气是那样自豪﹐用词是那样准确﹐手势是那样有力﹐这一切都使我们感觉到信心百倍。他说﹕“帝国主义是野兽﹐他张牙舞爪﹐到处侵略﹐残害人民﹐我们就要跳过去﹐打倒它﹐掐死它﹗不能给它喘息的机会﹗”全场又爆发起热烈的掌声。谈到情报工作﹐他说﹕“你们是我们革命队伍的尖兵﹐你们将像尖刀﹐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你们的任务就是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又是暴风雨般的掌声。“你们任重道远﹐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使你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干校好比一块磨刀石﹐在这里﹐要把我们的尖刀利剑磨得更快﹐更锋利﹗”掌声再起……总理的讲话在欢呼声中结束时﹐看看表﹐已经过去了三个多钟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听的一次最生动最引入入胜最激励人们上进的报告。
我是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尤其喜欢纪律严格的军营生活﹐所以进了军委干校﹐我如鱼得水。
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我认真地写好自传上交了。人事科长告诉我们的班主任说﹐我的自传写的不错﹐这就行了﹐又过了一道关。在自传里我也详细提供了我在各个时期的证明人﹐以便组织调查。班主任是个老八路出身的女干部﹐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是个老处女。人很精明﹐办事原则性很强。在一次同我谈心时﹐曾安慰我不要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烦恼。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只要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前途就无限光明。
我们的英语学习级长王印英对我也很友好。他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闲聊中﹐他发表过一种独特的观点。他说﹕“党员又有什么了不起﹐入了党也保证不了一个人的品德高尚﹐陈公博﹐周佛海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吗﹖他们后来都成了大汉奸﹐陈独秀﹐张国焘不也都做过党的总书记吗﹖也都成了叛徒。我不入党﹐就至少不会叛党﹗”谈到家庭成分﹐他家是地主﹐他说﹕“地主又怎么啦﹗不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女还上不起学呢。马﹑恩﹑列﹑斯﹑毛﹐哪一个是工农出身﹖还不都是靠剥削阶级家庭培养出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等﹐这些国家的栋梁﹐哪一个不是靠地主家庭培养出来的﹖老实说﹐今天斗争地主真是忘了本﹗”这些论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受到了批判﹐而要他检查时﹐他一口咬定﹕“我只是在侃大山时说着玩的。”这显然是狡辩﹐在批判会上﹐我们的政治学习组长屈明超火力最猛﹐他唾沫飞溅﹐指着王印英的鼻子大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革命队伍中的败类”﹐“害群之马”……
在那场“论战”中﹐我总觉得双方的情绪都不大正常﹐因此我来个“沉默是金”﹐静观事态的发展。后来令人们大吃一惊的是﹕“论战”到尾声时﹐校长在全体大会上宣布﹕王印英和屈明超都是暗藏的敌人。前者在解放前干过军警宪特﹐是个“很全面的”反动派﹐后者是国民党的伞兵。此二人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一个散布反动言论﹐诬蔑革命领袖﹐另一个则以极左面目出现﹐企图蒙蔽群众﹐现在此二人都已逮捕。
以上这件事可说是“课本外的一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各个学员的情况不同﹐学习任务各异﹐所以流动性较大﹐一方面不断有新生进来﹐另一方面又不断有人“毕业”出去。出去的有的分派到情报机关﹐也有的分派到新华社﹐外贸部或外交部门。据说这些分派到情报系统以外的人实际上仍然是一根牵在情报机构手中的线。他们只是把公开职业作为掩护。
八个月过去了。我还没过足军营生活的瘾﹐班主任突然通知我去人事科谈话。我一走进那个办公室﹐意外地看见老柏同志坐在那里等着我。他笑喜喜地迎上来同我握了手﹐告诉我﹕我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要我在三天内办好手续回上海。
结业手续的最后一道关是例行体检。我被通知在这天下午五时去医务室﹐显然这不是下班时间吗﹖奇怪。
我准时走进医务室﹐只有一位女医生坐在诊疗台(办公桌)后面等着我。她戴着一个大口罩﹐胸前挂着听诊器。见我进来﹐眼镜笑成一道缝﹐没有出声﹐用手示意要我坐在她的对面﹐又示意要我向她靠近些。她对我的面孔端详了一会﹐翻看了我的眼皮﹐给我量了血压﹐然后将一张体检登记表放在我的面前﹐递给我钢笔﹐示意我填表。我很快地将“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填好了。她拉开抽屉﹐拿出一颗印章﹐往我的登记表上一盖﹐说﹕“好啦﹐小骆﹐明天你拿着这表到医院去进行体检﹗”她的声音这样熟悉﹐还喊我“小骆”﹐这使我非常惊讶﹐我忙问﹕“你是……﹖”
她这才慢慢揭开口罩……
“啊呀﹐司马芬﹗”我惊喜地叫起来﹐“你怎么在这里﹗”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复杂﹐”她调皮地笑着说﹐“我也没想到你会进干校。今天早上接到你的体检名单﹐真是喜出望外﹐真想同你好好聊聊﹐所以通知你这个时候来。”
“唉呀﹐司马芬﹐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我仍很激动﹐“你知道﹐长期以来﹐我总觉得对不住你﹗”
“对不住我﹖为什么﹖”她坦然地﹐“你没做错任何事﹐你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我应该向你学习。”
“你什么时候来的﹖”
“老柏没对你说﹖那次咱们在密点活动以后的第三天﹐老柏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之后就把我送到干校来﹐在这里受了一个月的训﹐又被派到卫生部学习了四个月的医务知识﹐修业还未期满﹐组织上又说这里需要我﹐我就又回到干校﹐不过已经不是学员﹐而是职员了。原先的医生有历史问题﹐调走了﹐由我来临时充充数。”
我点点头﹐告诉她﹕“老柏来过了。他没来看你﹖”
“他怎么会来看我﹐看样子我可能被淘汰了。”
“淘汰﹐不会的﹐你本身的条件这么好。”
“可我犯了错误﹐你不知道吗﹐情报工作者最忌讳犯这种错误﹗”
“你有什么错﹖咱们不过跳了一会舞﹐又没有……”
“可是人家以为我是用色相引诱人﹗”她悲哀地摇摇头。“显然是你告的状。所以当时我很恨你。”
“因此你就寄了那张条子﹕‘我恨你﹗’对不﹖”
“可是过后﹐认真想想﹐也就不恨你了。你毕竟是太年轻了。没见过世面—没接触过女人﹐所以你表现得惊慌失措﹐这都很自然﹐我不能怪你。”
听她这种口气﹐我觉得她有些瞧不起我﹐便说﹕
“你怪不怪我都没关系。其实我那次并没有讲你用女色引诱我﹐我只想到你不该泄露工作上的秘密。”
她笑了﹐从她的眼神可看出她在讥笑我﹕
“你不老实﹐我很明白你当时已经受到了什么引诱﹐我完全看得出﹐也感觉得出。你也许骗得过老柏﹐但骗不了我。”
我觉得脸在发热﹐不知如何反駮她。可她又说了﹕
“其实﹐七情六欲人人有﹐不必避讳。我从小在妓院里见得多了。所以我向来不把男女的那种事看得太重。人说‘饮食男女’﹐男女之情就像饮食一样﹐是日常生活的必需﹐人人离不了﹐也很平常﹐只是中国的封建旧礼教太重﹐把人压得抬不起头来。昔日讲男女授受不亲﹐到今天还有这个残余﹐只要一看见一男一女在一起就不得了。时代在前进﹐人的观念也得更新﹐不要老是庸人自扰。事实上咱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
“扯得太远了﹐”我说﹐“可以刹车了。我明天就走了﹐你有什么事要托我办吗﹖”
她沉吟了一下﹐叹口气说﹕“唉﹐你又扫了我的兴﹐好吧﹐看样子跟你也没什么好谈了。你走吧﹐我没什么要托你办﹐如果有缘﹐咱们将来还会见面﹐没有缘就算了。”
我对司马芬说“明天走”﹐而到了“明天”﹐老柏又来干校接我。我们二人在招待所又住了两天才回上海的。归途中﹐我们在火车上闲聊起来。我把在干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了。最后又提起和司马芬的偶遇。我没有转述她的话﹐老柏也没有多问。只是告诉我﹕情报工作者一定要注意保密﹐尽量少和外界联系﹐尽量少交朋友。“像司马芬这样的人﹐以少来往为好。”
我记住了老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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