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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7日讯】35 急风暴雨的夏天
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渐渐蔓延开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了。中共中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决定发起一个新的整风运动。这个决定由1957年五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社论说，中央决定进行开门整风。什么叫“开门”？就是敞开党的大门，欢迎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号令一下，各级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频繁地作动员报告，组织广大群众学习“社论”，学习历次的“整风文献”，说凡是真诚爱护党的人就应该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员提意见，批评党的缺点，从而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各次大报告又一再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要大家放心。
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敢向政府提意见，生怕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于是新闻媒体特地报导了周恩来总理在杭州“笑谈整风”的消息，说周总理谈笑风生地对群众说：“现在党和群众之间隔了一堵墙，一条沟，这墙和沟就是官僚主义。我们必须推倒这堵墙，填平这条沟，使党和群众打成一片……”又说：“只有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缺点提出批评，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所以说，向我们提出批评是爱护党的表现……”
于是各级领导又组织大家学习周总理的讲话……群众的疑虑渐渐打消了。全国上下，大小会议，由冷场到热场，胆子大一些的人开始试着发言提意见了。领导马上大加赞扬这种爱党的表现，于是发言的人渐渐多起来。很快地，仿彿是连锁反应，发言批评党的人越来越踊跃，批评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批评都及时在报纸上披露，于是党的肌体上的痈疽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有人指出共产党不民主，全国大小单位都安插一个党员做领导，简直成了“党天下”。有人说共产党领导往往是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有人建议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不要一党专政。有人建议成立“政治设计院”﹐国家大政由大家出主意，不应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在中央一级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
在基层单位，情况就更复杂了。由于长期以来﹐在各次政治活动中受到压制和不平，群众早就抱有满腹的冤屈无处申诉，现在有了机会，就如同火山爆发，无可阻挡地喷泄出来，纷纷控诉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这种控诉自然要牵涉到具体的党员，特别是身居领导位置的党员。因为这些人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这些人在解放之初被过多的歌颂﹑捧场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是群众的救世主，于是作威作福﹐专横跋扈，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反动派”的大帽子，“绳之以法”，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现在一说可以进行批评了，立刻就形成一个“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的局面。共产党及其党员已成了众矢之的，如同站在了被告席上，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唯有俯首听训，连大气也不敢喘。有个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被支部书记打过一记耳光﹐现在他要报这“一箭之仇”，当众狠狠打了支部书记一个耳光，把书记的眼镜也打掉了。这种做法似乎有些欠妥，但却足以说明人民群众愤激之情，对共产党来说，不?假`刻的教训。
一方面在各次此批评会议上，共产党员们一言不发，硬着头皮挨训， 另一方面， 各大报则连篇累牍地刊登群众大鸣大放的来稿来信。
批评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及至后来有人喊出了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杀共产党员。据报上登载﹐喊出这个口号的人是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师葛佩琦。人们大喊：“要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填沟推墙。”(指周恩来所说的 “沟”和“墙”)
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辑，我一面将全设计院各科室群众的发言照登不误，另一方面也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我的脑海里还在盘旋着不久前刚刚镇压下去的“匈牙利事件”﹐仿佛感到那种事件已开始在中国重演了……
就在群众的批评达到高潮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一篇指导性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党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现在却有人把水搅混﹐扬言推翻共产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社论号召大家展开大辩论。接着人民日报登出了“工人”的“来信”﹐ 对一些“反党言论”进行驳斥﹐说“葛佩琦不能代表人民﹗”同时又一篇社论《工人说话了》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上上下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以十分迅猛的声势开展起来。
全国的报刊﹑广播电台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舆论自然是一律的。
所有向党提了意见的人都从原告变成了被告﹐所有被批评的共产党员都从被告席上转到原告席上去。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共产党一下占了绝对优势。
这时﹐国民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她现在是共产党的座上客）发表讲话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共产党﹐谓之左派﹐另一派反对共产党﹐是谓右派……
于是﹐所有批评共产党的言论都被称之为“右派言论”﹐而这些批评者便是“右派分子”。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大辩论”﹐共产党大获全胜﹐“右派”惨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右派分子中﹐凡触犯刑律者﹐都关进监狱﹐其余的人都“给口饭吃”﹐ 把他们撤了职﹐ 放在群众中进行监督劳动。
据估计﹐在全国被处理的“右派分子”大约有五十万左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中国是个知识分子奇缺的国家﹐一下子却打掉五十万﹗这不能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浩劫﹗
在煤矿设计院﹐我主编的内刊由于有过“偏袒右派”倾向﹐因而引起过“群众”的愤慨﹐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反右战斗中我也发表了不少“群众”的“檄文”﹐而且这个单位打出的右派分子数量相当可观﹐已经远远超过了预定指标﹐而且“质量”很高﹐相形之下﹐我这个有“右倾”情绪的人也就数不上号﹐ 因而幸运地“名落孙山”了。
这个单位一共有十二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一个共产党员做“政治科长”﹐掌握全科的生杀予夺大权﹐在“反右”斗争中大显身手。其中第一科尽管有不少人“散布反党言论”﹐却没有打出一个右派分子﹐那位“政治科长”认为“毛主席号召大家提意见﹐大家提意见是正常的﹐干嘛翻脸不认账呢﹖”后来运动过后进行复查时﹐认为这位科长“包庇反革命”﹐ 于是把他撤职﹐ 开除出党﹐ 和右派分子一样监督劳动。
我的好朋友程刚被定为“极右分子”﹐他是在家中被捕的﹐所以从运动后期﹐ 我就没再见过他。 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痛惜。
运动过后﹐我先后写信给老同学王泉﹑王湘和艾思尔等人。他们都没有回信﹐后来我又写信给杨冰﹐不久接到他的回信﹐他说王泉和王湘都成了“右派”﹐艾思尔被迫表面上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感情上没法划清﹐她很苦恼。
又过了不久﹐我偶尔从家乡徐州的报纸上得知我的儿时同窗好友胡大海也成了“右派”。
这些事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许多往事又在我的脑里翻腾开了。我的这些好朋友﹐他们个个精明能干﹐一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拥护共产党﹐解放后又一直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怎么会变成“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
我想他们一定是冤枉的。我得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安慰。于是我写信跟他们叙旧﹐回忆少年时代的雄伟抱负﹐回忆解放后彼此的相互勉励等等。特别是给胡大海的信﹐每一封都流露出深厚的感情﹐要他坚信自己的冤案定会得到改正。 一连寄去十封信﹐ 但都如石沉大海﹐ 我失望了。
四个月后我却收到了艾思尔的信﹕
“好友骆驼和杜娟﹕
来信早收到﹐ 迟复为歉﹗
我想你们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们的消息。我们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严厉批判。可是我们始终不明白我们怎么会成为右派分子﹖王湘已在两个月前送去劳改了﹐我因为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没有戴右派帽子﹐但也被撤了职﹐在做杂务工﹐要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我真不好意思再和同志朋友们有任何联系﹐只希望把自己改造得好一点。最可怜的是我们的孩子小绮﹐这么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却摊上我们这样一对‘右派’父母﹐葬送了她的前途﹗
亲爱的朋友﹐我有好多话想同你们说﹐可是有什么用﹗算了﹐什么也别说了。 衷心地希望你们全家好﹐忘掉我吧﹗不要再来信﹗
艾思尔 1957.12.25”
读着艾思尔的信﹐我打了个寒战。我这种寒气逼人之感不是来自信的本身﹐也不是来自这严冬季节。它是一种政治气候。对人民群众来说﹐ 反右运动带来的只是寒冷﹐把人们的心都冻僵了。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同僚们来说﹐却是温暖的春天﹐因为从此再不会有不同意见了。他们可以居高临下﹐为所欲为了。果然﹐紧接着﹐他们在一片颂歌声中顺利地制订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项决议﹐号称“三面红旗”﹐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建设他们的乌托邦了。
后来﹐人们难免有些牢骚﹐问道﹕“早先不是说欢迎提意见吗﹖为什么一提意见就成了犯罪行为呢﹐这不是耍阴谋吗﹖”
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党号召你们提意见以便改进工作﹐可没有号召你们向党进攻呀﹗”
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回答得很坦率﹕“我们那样做是引蛇出洞。蛇果然出洞了﹐我们当然要打。”
毛泽东解释更是高明﹕“我们搞的是阳谋﹐不是阴谋﹐我们一直宣称要消灭剥削压迫﹐要镇压反革命﹐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至于这次运动﹐ 我们是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嘛。”
还有人问﹕“不是说‘言者无罪’吗﹖”
对此﹐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代政府回答﹕“无罪者言者无罪﹐有罪者言者有罪。”
不管怎么说﹐事实既定﹐谁也改变不了。中国的历史列车已加快速度﹐ 但究竟是向前开﹐还是向后退﹖ 事实在作回答。
到1957年底﹐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中的一面。怎样“跃进”﹖就是加快工农业发展的速度。怎样加快﹖就是要符合“总路线”精神。总路线规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具体解释就是﹕每个人使尽浑身解数﹐打破生活常规﹐日夜不停地干活﹐努力逆流而上﹐工作要干得多干得快﹐还得干得好而少花钱﹗具体计划是1958年全国钢铁产量要翻一番﹐就是从1957年的450万吨增加到900万吨。这是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计划﹐据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他们的钢产量是700万吨﹐而我们如果达到900万吨﹐就超过了那时的日本﹐而成了“不可欺侮”的强国了﹗
在农村﹐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到一个“乡”成立一个社。叫什么名字呢﹖有人提出叫“联社”﹐有人提出叫“集体农庄”﹐学苏联那样﹐最后毛泽东批示叫“人民公社”﹐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呼啦一下子在全国农村展开了﹐ 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
后来党中央发表公报称“人民公社犹如一轮红日在世界的东方升起。”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加速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社员都是集体劳动﹐听钟声和哨子声上工和休息﹐任何人不得随便缺勤。农民不但废除了过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连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各家各户把饭锅都砸了用做炼钢。农民都在大食堂吃大锅饭。小孩子都进托儿所﹑幼儿园﹐这样把家庭妇女都解放出来﹐和男人一同下田劳动。并且广泛建立民兵组织﹐实行全民皆兵﹐六亿人民六亿兵。这样一来﹐人民公社就成了大兵营和劳改场﹗为了提高钢产量﹐在农村也大炼钢铁﹐为此大量砍伐树木﹐破坏生态平衡﹐造成自然灾害﹔为了保护农业收成﹐一度号召消灭麻雀﹐结果导致蝗灾蔓延……这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没有人敢提任何意见﹐真是“万马齐暗究可哀”﹐这就是“反右”斗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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