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云:灾难对比 武汉疫情和切尔诺贝利事故

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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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2月25日讯】“这是个权威的国家,不是人的。国家总是排在前面,人的生命价值为零。他们总会找到办法的,不发公告,没有恐慌。人们惧怕上级远甚于惧怕核污染。大家都在等指示,等电话,不作为。”谈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所长,瓦西里·波里索维奇·涅斯特任科这样说。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大爆炸,骇人的辐射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辐射云飘至北欧、西欧、东欧甚至北美,数百万人受到影响,几十万人因此患癌,数万人在其后数十年里死于癌症,许多婴儿天生畸形。这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两千亿美元。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记录了几十位事故亲历者的证词,瓦西里·波里索维奇·涅斯特任科就在其中。他在核电站爆炸后向白俄罗斯当局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建议应立即向人群采取预防措施。可是,苏共的官僚听不进报告,还阻挠他的工作,甚至向他发出威胁。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中共当局隐瞒实情、发布失真的病例数据、打压传播真相的公民,引起国内汹涌民愤。许多人由此联想到切尔诺贝利灾难,当年苏共没有及时披露讯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新冠病毒肺炎暴露了中共的无能和邪恶本质,加深了它的困局,红色政权岌岌可危。

安全文化的缺乏与切尔诺贝利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苏联当局始终没有公布电厂侦测器之原始数据,因此相关细节难以厘清。有关事故的原因,存在人祸论和反应炉设计缺陷两种观点,人为因素还是主因。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安全文化的缺乏导致了此次事故,这不仅是切尔诺贝利电厂,更是苏联核电设计、营运、监管的整体结构性问题。”

安全文化的缺乏也体现在救灾中。例如,爆炸发生后,第一批到达电站的28名消防员并不知道反应堆的危害,也没有人向他们说明。由于当时温度极高,他们脱掉了消防衣,穿着衬衣就冲进了火场,徒手爬上正在溶解的屋顶,在短时间内受到了超过人一生可以承受的辐射量。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个核电厂的技术员发现周围空气中出现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辐射,瑞典政府通过其驻莫斯科的使馆向苏联交涉,戈尔巴乔夫得知此事,才知道核电站爆炸的严重后果。当时苏联科学院院长等官员对事故不以为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描述了他们的态度:“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

4月28日晚9点,苏联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公布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消息,距离事故发生已将近三天。

4月30日,乌克兰当局做出决定,次日基辅市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照常举行,时间从4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5月1日,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也遭到污染,大批市民包括儿童走上街头欢庆,根本不知道自己暴露在辐射中,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1986年5月9日,莫斯科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5月10日、11日、14日、16日,6名在4月26日参与核电站救火的年轻消防员在莫斯科的医院先后去世。

发生于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爆炸被视为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站事故。图为1986年10月核电厂的外观。(ZUFAROV/AFP/Getty Images)

白俄罗斯科学家的证词

“我们要在身后留下事实。人们需要事实。”瓦西里·波里索维奇·涅斯特任科回忆当年,披露了前苏共政府对信息的监控、对真相的压制以及对于稳定的热衷。

4月26日,涅斯特任科到莫斯科出差,在那里听说了核电站的事情。于是,他拨电话给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斯林科夫,但是有关人员却不为他接通电话。

“我用的是政府的电话线,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只要你一谈事件,线路就中断。所以,他们显然在监听!你知道那是谁——有关部门。政府的政府。哪怕我是给(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打电话。我嘛,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所长,教授,通讯院士。但我照样会被掐线。”

4月27日,涅斯特任科走访了与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哥美尔地区,他用测量仪测出环境放射量高达每小时两万八到三万伦琴,“可是人们在田野播种,除草,染彩蛋,烤复活节糕点。他们说,什么放射线?那是啥?我们没收到指示。上头只是说怎样收割,进度如何。”

4月29日,这位科学家从早上8点等到5点半,终于见到了斯林科夫。党的白俄罗斯书记对他说:“为什么你的人(核能所的技术人员)拿着测量仪到处跑,制造恐慌?我已经问过莫斯科,咨询过苏联放射线保护局主席伊林教授。他说一切正常。”

后来官员们拒绝接待涅斯特任科,他就大量发信,附上地图和数据,却受到了恫吓。“他们没收了核能所的全部放射线测量仪,不作任何解释。我在家收到了威胁电话:‘教授,停止吓唬公众。你的下场会很惨。想知道多惨吗?会让你知道的。’核能所的其他科学家也面临压力。”

涅斯特任科还透露了共产党官员们的特殊待遇:“我掌握领导们服用碘防剂的情况。我们核能所的同事给他们做体检,他们的甲状腺没有显示放射性污染。如果不服用碘防剂,这做不到。他们悄悄地把子女转移出去,以防万一。到污染区时,他们穿戴口罩和防护袍,普通人没有这些东西。公开的秘密是明斯克有特供牛群——每头奶牛都编了号,严密观察。他们有特别的农田,特别的苗圃,特别的检测。”

科学家质问道:“这是什么样的权力!一人施于他人的无限权力。这已经不是小把戏或者谎言,这是针对无辜者的战争。”“这已经进入历史——罪行的历史。”

旨在揭开史上最惨烈核灾真相的剧集《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剧照。(HBO公关提供)

武汉疫情——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涅斯特任科呈现的事实,宛如今日武汉疫情的翻版。在所谓“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和“人民战争”中,人民不是战胜者,而是牺牲品。描绘“战争”“宏图”的喉舌媒体,正在用谎言编织新的罪恶。

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肺炎首例被发现。12月底,8名武汉医生在朋友圈内发出预警,随即遭公安传唤查处,元旦,此消息由武汉警方发布,央视等媒体转发,颇有全国声讨“传谣者”之势。

2020年1月中旬,湖北省两会在武汉举行,期间新冠肺炎“新增病例为零”。1月19日,国家卫健委称疫情“可防可控”;1月20日,中共当局首次告知公众,此病毒明显可以人传人。1月23日凌晨,武汉市突然宣布封城,民间恐慌情绪陡增,武汉等地病例也开始暴增。可是,之后连续几天,《人民日报》头三版对武汉疫情只字不提,官媒笔下一派歌舞升平。

与此同时,武汉数十家医院向社会征集防护用品,众多患病市民得不到及时确诊和医治,频频向外求救,真实情况再难掩盖,形势急转直下。1月26日晚,武汉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封城前,已有5百万人离开了武汉。于是,病毒被迅速地带到了其它省份和国家,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

迄今,中共当局一直隐瞒真相,通过限制确诊量和改变统计方法来操控数据,特别掩盖死亡数字。根据境外专家分析、武汉医院床位供不应求以及火葬场连轴运作等情况,大陆至少几十万人被感染,死者恐达上万或更多。这场疫情不仅造成医疗危机,也重创中国和世界经济,并且引发了人权侵害、族群歧视等人道灾难。

目前,没有任何一名中共官员受到实质性的处罚,媒体的真实报导被封杀,讨论疫情的微博被封号,在疫区拍摄的公民记者被抓捕,喉舌开足马力炮制烘托“正能量”、歌颂党的假新闻。中共仍在自诩“公正透明”,要将欺骗进行到底。

此时,当我们对比切尔诺贝利事故与武汉疫情,可以看出共产极权体制的共性:压制真相、玩弄人命于股掌之间。

戈尔巴乔夫曾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

戈氏曾试图在体制内推行改革,却以失败告终。苏联的戏剧化解体留下了重要的启示。今天,前苏联崩溃的多个征兆已在中国重现,武汉疫情就是最新的警钟。世界需要为中共垮台做好准备,只有抛弃邪恶,才能迎来新的中国、走入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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