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鲁吉诺Perugino——拉斐尔的大师(下)

展览报导
作者:周怡秀
佩鲁吉诺绘于“圣彼得多折画屏”(polyptyque de San Pietro)的《基督的洗礼》部分《Battesimo di Cristo》,1496至1500年,油画于木板,长32公分,宽59.5公分,鲁昂美术馆。(公有领域)
font print 人气: 398
【字号】    
   标签: tags: , , , ,

从神圣到世俗

1490年代起,佩鲁吉诺开始处理一些世俗的主题,这是在他的创作中比较少见的。1490年代的《阿波罗与达夫尼》(Appollon et Daphnis),一般认为是他为罗伦佐‧美第奇而创作。画面中坐在左边吹笛的青年,是传说中仰慕艺术之神阿波罗的牧人达夫尼,而右边如古希腊雕像般“对立式平衡”(contrapposto)姿态聆听的显然是阿波罗,从他脚边的弓箭和七弦琴可以确认身份。达夫尼容貌略似美第奇家族的“伟大的罗伦佐”,暗喻了这位佛罗伦斯艺术、诗歌的保护人和他为艺术付出的使命。在这样一个细致的色彩及其细腻变化的作品中,佩鲁吉诺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深度的内在微妙感情的氛围,给予风景一个新的地位。

《阿波罗与达夫尼》,约1483年,油画于木板,长39公分,宽29公分,巴黎卢浮宫藏。(公有领域)

在十六世纪初,佩鲁吉诺的声望已达到顶峰,他的主顾经常是意大利最有权势力的家族或艺术赞助者。1503年,曼都瓦的伊莎贝拉‧德斯特侯爵夫人向他订了一幅寓言画《爱欲与贞节的交战》(Le Combat de l’Amour et de la Chasteté,1502年至1505年,Tempera sur toile,长160公分,宽191公分),装饰在她在公爵的府邸的工作间(studiolo),与曼帖纳的作品互补搭配。

《爱欲与贞节的交战》中,佩鲁吉诺根据伊莎贝拉‧德斯特的要求,表现出贞节的一方占上风,显示侯爵夫人人文主义的素养与道德价值。主题场景再次呈现一个佩鲁吉诺式的风景背景——空气远近法处理的山丘、河流,和点缀着的小树丛;只是气氛不若以往的静宓,而是纷乱的激战场面。观众容易在近景人物辨认出贞节的密涅娃和戴安娜,和代表爱欲的维纳斯、安忒罗斯、宁芙仙女、牧神等;远处则表现一些神话中相关的爱情片断,例如阿波罗与变成桂树的达芙妮,朱彼得与欧罗芭等等。

这个题材也促使这位宗教祭坛画大师改变习惯的创作思维,从事比较个人内心且特异的世俗题材。

《爱欲与贞节的交战》,1502年至1505年,蛋彩于帆画布,长160公分,宽191公分,巴黎卢浮宫收藏。(公有领域)

拉斐尔的大师

在十五到十六世纪绘画蜕变的关键时期,佩鲁吉诺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当时的艺术家影响深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古典绘画的拉斐尔。拉斐尔的早期作品风格与佩鲁吉诺极为近似,有美术史家认为只有长期在佩鲁吉诺画室学习过,才能够如此地掌握佩鲁吉诺大师的艺术特点。然而我们至今尚无拉斐尔直接受教于佩鲁吉诺的证据。

例如梵蒂冈所藏拉斐尔《欧迪祭坛画(Oddi Altarpiece)》中的《圣母加冕(The crowning of the virgin)》,其人物的优美精细,明暗的处理自如,衣褶的熟练掌握,与佩鲁吉诺在佩鲁斯的圣彼得教堂所作的《圣彼得多折画屏》(Polyptyque de San Pietro)有着近亲般的相似,至少肯定了拉斐尔同化且吸收了这位前辈的美学观点。现场展出的一些收藏于南特与鲁昂美术馆小幅单元作品,见证了佩鲁吉诺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已经达到顶峰,也为他所处的古典时期树立了典范,完美的造形也预示了拉斐尔的一些最美的写实作品。

而年轻的拉斐尔在汲取前辈艺术精华的同时,也充分自由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天才。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即使拉斐尔在创作《拖雷汀诺的圣尼古拉》祭坛画(Retable de saint Nicolas de Tolentino,意:Tavola Baronci 或 Pala del beato Nicola da Tolentino)的时候,还没完全被佩鲁吉诺所折服,画中的优雅细致的线条、人物姿态的考究,衣袍布褶的强调,却不折不扣来自翁布利亚大师对他的影响。为了这次画展,馆方特别从各地收藏汇集了这件祭坛画被分散的部分,还包括一张构思过程中的素描稿(来自里尔艺术宫,Palais des Beaux-Arts,Lille),侧写了这件巨作从构思到完成中,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的强大能力。

《欧迪祭坛画(Oddi Altarpiece)》中的《圣母加冕(The crowning of the virgin)》,拉斐尔作,1502年至1504年,油彩与蛋彩于画布,长267公分,宽163公分,收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梵蒂冈画廊(Pinacoteca,Vatican City)。(公有领域)

画展最终以一幅巨大的多折画作为结束。这件佩鲁吉诺为佩鲁斯的圣奥古斯汀诺教堂所做的多折画(polyptyque de saint Augustin),从1500年开始创作直到1523年过世,是佩鲁吉诺最后的遗作。即使是晚年之作,翁布里亚大师再次证明了他技艺的完美高超。而他纪念碑似的人物安排与古典手法的造形,也似乎有来自拉斐尔的灵感,见证了文艺复兴两位艺术大师的相互影响。晚年佩鲁吉诺的绘画,依然以“自在、灵活;近乎黄昏的温柔”的美感惊艳观众。

佩鲁吉诺在圣奥古斯汀多折画屏中绘制的《圣·菲利普与圣奥古斯汀》1502年至1512年,油画于木板,长172公分,宽91公分,图卢兹,奥古斯丁博物馆。(公有领域)

在文艺复兴人才辈出的风云时代,如果没有卓越的技术和推陈出新的巧思,难保不被埋没。而佩鲁吉诺屹立不摇的数十年艺术生涯中,见识过同侪达芬奇的渊博智慧与米开朗基罗的雄伟壮阔,可能也教导过聪灵好学的拉斐尔。或许后起之秀的光芒过于耀眼,掩盖了这位坚守本分的十五世纪大师。事实上佩鲁吉诺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连接文艺复兴青涩的初期和巨星荟萃的盛期,成为介于乔托和拉斐尔之间的中央要角和桥梁,也是将文艺复兴艺术推向高峰的功臣之一。在艺术高潮迭起的历史大戏中,1523年死于瘟疫的佩鲁吉诺毕竟完成了使命,从艺术舞台上光荣退场。(全文完)@#

《复活》(La Résurrection)属于“圣彼得多折画屏”部分,1496年至1500年,油画于木板,长32公分,宽59.5公分,鲁昂美术馆。(公有领域)

(点阅【佩鲁吉诺Perugino——拉斐尔的大师】系列文章。)

——转载自《艺谈ARTIUM

(点阅艺谈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梅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画作《红衣男孩》(Red Boy),深受观者的喜爱,被视为展现童年特质的开创性艺术杰作。
  • 杜威说:“无须任何完整的观念与态度是目前时代的主要理智特征,被尊为后现代的本质”。机械文明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也逐步的从艺术家作画的方式,从笔触到所用的材料一点点的影响画家看世界的观点态度,从感发性的下意识到意识,从非主流到主流,最后主导整个学院派。
  • 从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开始,欧美视觉艺术的主题一直是关于神与人的故事。直到19世纪晚期,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个人主义发展最快最迅速的世纪,人类在科学上的发现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疏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注一),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所谓“现代”天地。现代艺术、现代主义随之应运而生,至此艺术成了科学的追随者并且服膺着现代主义。
  • 约书亚‧华盛顿(Joshua Washington)带着相机走进一间吱吱作响的乡村木屋,屋里散发着仿佛来自美国西部旧时代的气息,也像电影里的牛仔场景。这位来自休斯顿、帕萨迪纳纪念高中(Pasadena Memorial High School)的高三学生,为了艺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 时隔六十五年,画作《撒迦利亚在圣殿中的异象》(Vision of Zacharias in the Temple)重被列入伦勃朗的存世作品。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正对这幅画展开研究。(Kelly Schenk/Rijksmuseum提供)
    能鉴定一幅古代大师真迹,是所有艺术专家的梦想,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最近有幸得偿所愿。
  •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称“大都会”)于近期推出美国首个大型国际借展特展“拉斐尔:崇高的诗意”(Raphael: Sublime Poetry),显然不满足于重复这个熟悉的形象,或将其名作简单堆砌。它要表现的,是一个出生在小山城的孩子,何以成为人类艺术巨匠的生命历程。
  • 艾德蒙‧雷顿(Edmund Leighton)1897年油画作品《危难时刻》(In Time of Peril)局部,新西兰奥克兰美术馆藏。(公有领域)
    画作完美地诠释了这样的场面。一艘小船载着一位光彩照人的贵妇和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儿),驶向修道院的石砌大门。年幼的孩子回头望向追赶他们的威胁,这一姿态将整个画面的紧张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安全近在咫尺,而危险仍如影随形。
  • 拉斐尔1509—1510年前后所作《圣母子与施洗约翰》(Garvagh Madonna,又名加瓦圣母)局部,此画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公有领域)
    文艺复兴巨匠拉斐尔(Raphael)以其笔下温婉的圣母画像以及梵蒂冈的《雅典学派》(The School of Athens)湿壁画闻名遐迩。尽管年仅37岁便英年早逝,他身后却留下约34幅圣母像。这些画像,或许正是解开其作品为何具有普世感染力的关键。
  •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又译阿尔布雷希特‧杜勒)充分认识到了印刷机有待开发的潜力,他预见了印刷机对文字与艺术双方面的文化影响。作为德国文艺复兴之父,他充分利用印刷术带来的机遇,吸收并传播了重获新生的古代智慧。
  • 从汉尼拔孤注一掷的战象长征,到查理大帝奠定中世纪版图的铁骑,再到拿破仑重塑现代欧洲格局的冒险,这三场奇袭虽然跨越了两千年,却共享着同一个逻辑:真正的天才,从不与险阻硬碰,而是在敌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地方,挥下致命的一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