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光: 中国新诗已经到了世纪之交的“大十字” 路口

杨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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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8日讯】中国新诗浩浩荡荡,历尽沧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1919年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暨中国新诗揭开现代序幕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即1999年止,中国新诗走过了整整一个20世纪的近百年历史,再至千禧年刚过的今天,已经到了世纪之交的“大十字”路口。回首往事,纵向昨天的自己,如烟如梦;展望未来,横向暂新的世界,重任在肩。在这样一个纵横捭阖、千年交汇、日月交叉、阴阳互位、承上启下、左顾右盼的大迁徙、大转折、大更新、大切换的“大十字”路口,我们缅怀诗歌历史、开拓诗歌未来,不能不慷慨万千、激情满怀,同时也不能不懮思忡忡、耽心重重:中国新世纪诗歌道路怎样走、华夏创世纪诗歌走向势如何?

回首中国新诗的历史,即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现代历史,是人民苦难命运的悲壮之歌、是祖国山河的回肠荡气之曲、是历史演进的恢宏编吕大钟、是与时共进的各个时代旋律。这是以“五四”新文化即白话诗运动为启蒙作为启动标志的。她的历程可以这样简而言之:20年代是中国新诗新生的时代;30年代是中国新诗探索的时代;40年代是中国新诗政治的时代;50年代是中国新诗虚幻的时代;60年代是中国新诗红荒的时代;70年代是中国新诗解冻的时代;80年代是中国新诗开放的时代;90年代是中国新诗民间的时代……大略形式为:20年代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白话诗时代;30年代以李金发、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诗时代;40年代以艾青、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诗时代;50年代以大跃进诗人为代表的民歌诗时代;60年代以红卫兵诗人为代表的口号诗时代;70年代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代;80年代以周伦佑、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时代;90年代以民间诗人为代表的边缘诗时代……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是从西方引取现代诗歌而间断性地发展自己的历程;那么,21世纪中国新诗的继续革命历程,则将仍是从西方引进后现代诗歌而又是不间断性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历程。我们无法像算命先生一样,能够把新世纪的百年诗歌发展历程都清晰地设计出来,但我们起码能够把我们已处的21世纪初叶的最近十年的诗歌大致走向基本轮廓标定出来。这就是:继续推进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广大民间诗人为代表的民间边缘化诗歌走向,同时进一步肃清伪知识分子写作和伪民间写作的消极“个人化”与“日常化”写作的萎缩低糜倾向,全面引进西方后现代并使之本土化,特别是使之中国后先锋诗歌真正指向并切实落实到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上,同时消解并批判一切以一元结构的霸权主义文化;于此还要在诗歌内部开展一场诗学建设批评运动,彻底批判并清算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都未能把诗歌解构和批判语境止于现实政治平面上的这一诗歌革命不彻底性,尤其有必要发动一场针对第三代诗歌在诗学建设失误方面的诸如未能干预现实、二次还原和诗到语言止的未能突破文学禁区的单面化反文化写作倾向并钟鼎为一代诗歌圣典的稗史神话之纠正,进而在全面清理新老传统的诗学历史留下的所有败迹,使之新世纪的第三代后诗人从第三代诗人等的巨大遮蔽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从而建立冲向新世纪的以60年代后和70年代后诗人为主力新生力军的能独立登上诗歌历史舞台的中国第四代诗人群体,以使在文化战线有力推动并迎接一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多元文化新纪元和真正开放而辉煌的与世界主流文化全面接轨的新时代!

我们是创世纪的一代前卫诗人,我们是创造新纪元的一代先锋诗歌写作者,我们任重道远,百废待兴;我们承上启下,迎接挑战;我们天降大任,得天独厚;我们与时共进,时不我待;我们毋庸彷徨,舍我其谁;我们不无呐喊,救诗救民;我们迎刃而上,锋芒毕现;我们不断探索,实验现实;我们继续革命,前赴后继;我们坚不可摧,战无不胜!世界的潮流,就是我们中国新诗的潮流;人类的时代,就是我们中国诗人的时代。大势已趋,大局已定;大气候不容逆转,小气候何容阻止!我断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迎之者上,躲之者下;推之者胜,阻之者败;战之者荣,降之者耻;进之者立,退之者垮;斗之者雄,懦之者贼;勇之者强,怯之者弱;容之者得,避之者失;助之者幸,逃之者夭;友之者尊,敌之者卑;进击者必威夷天下,犬儒者必遭世人唾弃;前卫者必声震八方,保守者必日薄西山;先锋者必领衔于世,中庸者必挟大潮而裹进主流……惊涛骇浪,险现环生;后浪推前浪,一浪胜一浪;奇伟渊薮不定,大趋势已不容缓冲;百川归海,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滚滚而来;虎口跳峡,只有奋勇向前,没有回头之岸;彼岸在即,山花浪漫,勇者激进; 不仅柳暗花明,而是朝日已出,指日可待;物竞天择,适者生逢,不适者形将入木而去吧,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明确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大十字”路口:横看成岭,纵成峰。纵向看中国:我们攀上去,无异于走向险峻崎崛,但绝顶才有日出,才可能一揽众山小;若停滞不前,无异于坠入万丈深渊,而且顺流直下,到处环生着暗礁死滩。横看全世界:我们继续直前,民主与自由即在眼前,咫尺皆是瑰丽的彼岸,是神往的精神圣土;而保守退步,专制与极权时刻缠足裹脚,羁绊着我们的血肉身躯,黑岭如刀封死了我们鲜活的生命……具体地说,中国的诗歌向着保守的过去每退回一步,就等于自形向着坟墓迈近一步,而向着前锋的现在与将来每迈进一步,都无异于要准备付出一个脚印一窝血迹的代价。这是具体纵向比照,而具体横向比照呢?实际上自中国近代史以来,特别是现代史揭幕以来的中国新诗史,纵向的向上,就等于横向的与世界主流诗歌接轨。这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历史是一样的进程坐标系。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轨迹,总是提前并大大先进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轨迹的,而作为文化中的文学的文学的诗歌,不仅落后于泛文化的开放程度,而且落后于以小说为代表的大众文学的自由程度。虽然每一次中国文化史暨文学史的开放与革命,都是以诗歌为前锋并作为号角开始运动的,但每一次的文化保守和政治封杀,又都是首拿先锋诗歌为开刀的,所谓“枪打出头鸟”即是。所以,中国的先锋诗歌革命,往往正处于初始实验探索阶段就被短命地扼杀掉了,随后的先锋诗歌的回潮(倒退),就等于是假先锋和真投降主义的货色了。比如朦胧诗革命后期的以杨炼为代表的文化寻根诗的回潮并背叛了朦胧诗的反专制主义的主体倾向即是;又比如第三代诗歌革命之后的第三代后确立诗人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第三代后诗人的所谓“民间写作”的“个人化”与“日常化”写作的回潮并放弃了他们后现代写作应该根本指向的解构权力话语的本体倾向也即是。这一切,只能说是“中国社会主义诗歌”的“具有中国特色”,说别的都概莫如此精确!这就是说,横向比照起来,不无与之纵向比照起来更加艰难,但实质上都是一回事,还是直截说了更痛快。这即是说,中国的诗歌每向着先进的世界诗歌接轨努力一次,就等于与中国专制霸权主义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化权力话语严峻挑战和生死搏斗或较量一次,并且每一次如上所说,都以付出惨重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而且痛心疾首的是,每一次都要出现异己叛逆者的从反文化诗到再次文化诗的回潮,或坚持先锋者的策略性地做出相应的向权力话语的让步,这才不至于“全军覆没”的结局。我们中国自文明(封建统治)史以来的这种文化革命的“国情”“特色”论性质就一直都在周而复始,但业已循序渐进了。虽然没有出现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一次革命完成性,但这正在于中国封建极权文化的悠久而强大,而新兴自由文化的被排在外并所引进的相对弱小可欺。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中国新诗迎来的这个新世纪,正是中国文化和诗歌的创世纪。也就是说,在21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彻底结束一元霸权主义文化、彻底结束封建专制主义权力话语统治的时代到了,而且在这个世纪以十几年之内争取彻底实现民主与自由文化的新纪元之梦想不是不可能了。如果将其再往后推迟到又一个百年,这不仅中国的政治经济不会允许,而且世界地球村的全球文化秩序也不会答应。因为,现在全球性的以多媒体信息传输网络为代表的世界政治文化多元化和以WTO为标志的并中国已提前政治文化先入为主的世界主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已成了不以中国权力意志为逆转的全人类必然潮流。所以,顺之者生存并发展,逆之者将毫无疑问地被开除球籍。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地缘,都是世界上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各方面的世界大国,因此世界根本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绝对需要世界,况且中国一经开放,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中国无论是被世界规范也好,还是自然加入这种规范也罢,总之在这个新世纪是中国彻底走向世界而定然做出傲人于世的巨创的新纪元,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将无疑随着或推着这个义无反顾的大主潮而巨澜演进。由此我预料,如果顺之者昌、推之共进的话,很可能在先锋诗歌革命完成的渐进程度上,会是螺旋上升式的,而不会再是起伏跌宕式的;会是回潮程度较小的,而不会再是回潮损失惨重的;会是内部叛逆越来越少的,而不会再是叛逆者大面积投降的;会是锋芒越来越直指权力话语的,而不会再是犬儒者粉末登场进行无聊表演的;会是在十几年之内从根本上完成多元文化革命或由多元文化自然代替一元文化的和平演变,而不会再是永远让专制极权的霸权主义文化继续主宰并迫害民主与自由文化的时代了……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大十字”的交叉路口上,是向上升,还是往下降;是向前进,还是往后退?以上描绘的大趋势、大走向,其基本已定,其抑或有所逆转或出现悲剧,也都是暂时性的,而且逆转和向前都得付出同样阵痛的代价,犹如妇女的分娩与难产,都得必经痛苦尔后轻松。即: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无论是纵向保守,还是横向先进;无论是经度继续革命,还是纬度招安投降,它们都将不会那么轻松地让你做出选择。而肯定一点的是,后退者和彷徨者虽然会得到权力话语者的恩赏的既得利益,但这很可能就即成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可先锋者和坚定者虽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失却权力话语者所封赏的个人名利,然而绝不会有一天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而抱憾终生,并还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此,我们别无选择,而在坚定之后,才是需要我们研究制订的写作原则、(包括保护我们自己在内的)斗争策略和(一定符合文学游戏规则的)艺术方法。

纵观古今中外诗歌历史发展的经验,并着重总揽自朦胧诗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先锋诗歌运动的得与失,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以往文化大师和诗歌巨人的肩上来看待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向,同时也必须站在一切众山之巅来展望一个伟大创世纪的中国先锋诗歌的未来曙光,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的前瞻性结论即是:以中国先锋诗歌为代表的中国新诗的新世纪走向是,进一步全面引进西方后现代及其一切先进文化思想和先锋诗歌流派并使之落实或创新本土化,继续推进以现代主义发轫和后现代主义进一步确认的反文化诗的中国式(反专制霸权主义文化)的写作,并以后现代解构主义写作形式为主,以一切审丑批判性写作形式为辅,主要解构并批判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及其一切现实霸权主义文化和腐朽传统文化,同时把写作语境主要指向语言的现实平面即以当代现存政治权力话语为代表的一切现实生活文化,其不但要介入日常生活现实,而且要干涉以至批判作为最大生活现实的极权政治现实话语场,当然也不放弃对语言深层结构的历史文化的诸如民族劣根性的挖解与审判,用我们的诗歌艺术形式写作,针砭时弊、批判权力腐败、铲除专制话语、暴露社会阴暗、揭发人性丑恶、抒发人性善美、抵抗人性异化、拯救人文灵魂、唤醒社会良知、解剖个性自我、张扬人类民主自由、推动文化多元、反对意识形态霸权、审判东方恶性文化劣根,以此破坏一切旧文化,建设一切新文化,并以民间边缘化写作抗击官方主流化写作,最终摧毁一元文化中心而建立民主自由的多元文化新秩序,进而创造一个全新的不但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也适应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主化需要的、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中国新诗发展新纪元。为此,我以个人的名义提出:我们的写作原则是:破坏就是建设;我们的写作(斗争)策略是: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我们的写作(艺术)方法是:不讲道理的诗歌写作,讲道理的诗歌批评。这些提法的具体论述,皆请见于我的有关空房子主义诗歌写作与批评的纲领理论中,并仅此提供有志于新世纪先锋诗歌写作与批评的研究者之参考。

中国新诗已经到了新世纪之交的“大十字”路口,即旧世纪诗歌与新世纪诗歌如何交接、更替、创新和启动的“大十字”路口了。于此作为我们承接创世纪艰巨而光荣使命的跨世纪一代诗人和诗评家,我们将如何研究和标定新世纪中国新诗的走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诗歌的发展前景与上升下降的诗学性问题,这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前途与政治命运的人文性的生死悠关、兴衰荣辱的根本问题。祝愿所有诗学学人和一切文学有识之士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定位,为之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创造而尽早举行一个盛大诗歌繁荣时代的奠基礼。

2001年12月25日于盘锦终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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