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征文史上的空前丰收

余英时: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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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时报》和博大出版社发起“红朝谎言录”的全球有奖征文,响应热烈,收到世界各地作者的佳作至数百篇之多。由于美不胜收之故,评审委员会不得不在一等、二等、三等奖之外,增设二十三名荣誉奖。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部《红朝谎言录》,因限于篇幅,仅仅集结了了一、二、三等奖和部分荣誉奖的论文。

仅从本书所选收的几十篇论文来说,题目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穷尽了人生百态:有说个人因信仰而在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一等一名赵明),有讲“三年自然灾害”的(二等周湘灵),有回忆韩战的(二等今钟),有记二、三十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三等方强),有揭发“爱滋黑幕”的(三等田园)、有讲“医疗系统现状”的(荣誉奖德鸿),有描写“一人说谎、全省遭殃”的(荣誉奖甘为民),有陈述“九八年长江抗洪”的(荣誉奖王维洛),有论“说谎政治”与“SARS中国”的(荣誉奖樊百华),也有揭示刘少奇结局真相的(荣誉奖肖进和张育明),真是细大不捐、应有尽有。

据我所知,当时各评审委员,为了选出得奖论文,曾伤透了脑筋,因为这几百篇作品,篇篇精彩,实在难分优劣、更难割爱。这在中国征文史上可以算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为什么这次征文竟能获得这样空前的丰收呢?应征的作者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另一个原因则更值得重视,即征文的题目——“红朝谎言”——包含了太丰富的内容,使每一位元作者都能有充分发挥创造力与想像力的余地。我们都知道,而且这部《红朝谎言录》也生动地显示了出来:“红朝”体系彻头彻尾是由谎言编造出来的世界。生活在“红朝”统治下的人,耳濡目染,无一不是谎言。因此,以“谎言”为题材,对他们而言,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这样看来,这次征文成绩特别优异便丝毫不足惊诧了。

政治谎言与统治集团在历史上同时出现,其源甚古;而且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政党在争取或维护政权时也往往诉诸谎言。但是这种一般性的政治谎言,由于人民已习以为常,因此不但收效甚微,而且不断被批评者一一揭穿。“红朝”的“谎言”则完全不同,它是二十世纪极权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曾发挥过极大的威力。极权统治下的谎言是有系统、有组织而且精心设计出来的。无论是左翼的列宁、史达林式的极权党,或是右翼法西斯、纳粹式的极权党,都首先设立一个所谓“宣传部”,向整个社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传播谎言。极权党先用谎言夺权,然后用谎言保权。

希特勒的宣传大员戈培尔说得最露骨:“谎话说一千遍,便成为真理”。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便是刻画极权统治的一部名著。在这本小说里,“宣传部”的名称是“真理部”,此真理二字,恰恰和前苏联的《真理报》一模一样,其实是“谎言”的代名词。以暴力为后盾,“真理部”向所有人民宣传极权党编造的谎言。并且强迫他们非承认“谎言”为“真理”不可。说到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极权统治下的谎言绝不能和一般“信不信由你”的谎言等量齐观;它不止是“言”而且是“行”,只要你对于谎言稍稍露出一点抗拒的意思,无尽无休的灾难便在等待着你。

今天(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纽约时报》报导,“红朝”又用“谎言”判处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杨建利五年监禁。因此我愿意借他的话来结束这篇短短的序文。我的朋友林培瑞(Perry Link)为《杨建利文集》作序,引了它下面一段文字:

形象地说,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条是暴力,一条是谎言,另一条是以提供腐败的便利而换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某些商人和知识份子的效忠。………这三条腿只要有一条断了,共产党的统治就垮了。

杨建利所描写的是今天腐败已公开化的“红朝”。原来的“红朝”其实只有两条腿:暴力与谎言。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红朝”的“谎言”之腿已经断了,这才出现了以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换取“效忠”的第三条腿——它取代了“谎言”的位置,维持着“红朝”之摇摇欲坠的存在。这种“效忠”不仅在国内泛滥,而且也不断在海外华人地区散布了开来。今天的问题正是在于这些海外的“效忠者”代“真理部”编造出一套又一套的新谎言,随着经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这样发展下去,诗人元好问“谁谓神州遂陆沉”的感慨,难免不重现于二十一世纪!

但是我始终相信林肯的名言:“你也许能长期欺骗一部分人,你也许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你终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这部《红朝谎言录》便是最生动、最有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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