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的民主促进机构
非政府机构在世界上促进民主建设，有着杰出的悠久历史。一九四一年，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kie）共同合作创建了“自由之家”，专门帮助与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抗争。“妇女选举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其他民间组织，积极地促进了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主普及运动。德国政党基金会（Stiftungen）在独裁者佛朗哥和萨拉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两国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并铺平了道路。国际劳工一贯支援民主、法治和人权，尤其是对国外的工会会员的急需，总能做出及时的回应。“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AFL-CIO）主席莱恩．柯克兰德（Lane Kirkland）是在冷战时期最坚定支援民主的美国人士，而那时许多美国的著名人士，都对所谓“友好”的不民主国家之掠夺行为视而不见，如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和独裁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机构”在八○年代后期对东欧和中欧的民主运动起到了带路作用，并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举足轻重的资助。
正如雷根总统在英国议会所做的民主演讲中所预言的，一九八三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成立了。该基金会是在民主、共和两大党中有远见的成员、工会和企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的，它附设四个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劳联–产联”的机构：全国民主协会国际事务研究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私人企业国际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和美国国际劳工联盟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这些机构对在全球推行民主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尽管最初国会对促进会的支援，犹如蜻蜓点水般微不足道，但后来状况有了极大改观。现在国会每年提供拨款，使促进会不仅有能力为自己和下属的四个核心机构提供活动资金，而且也能给海外各种民主运动组织提供资金。
但是民主基金会的家族仍然有不足之处，它的资助明显倾向于那些正从推翻独裁专制走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在一九八九与一九九一的事件余波后，这是可以被理解的。只要看一看那些濒临统治失败边缘的国家，例如乌克兰。但是更大的挑战是那些不自由国家。虽然基金会和其所属机构也资助这些国家的著名学者、期刊等，他们很少对旨在推翻独裁政权的组织活动提供实质资助。促进会常常不愿意在大规模的推翻独裁政权活动中起带头作用。例如，在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国务院希望经由基金会给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提供一千万美元的初期资金，却遭到了拒绝。全国民主国际事务研究会和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确实为诸如“抵抗”（Otpor）等反对派和独立民间组织，提供了培训、民意调查、和其他贡献。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对中国村级选举的资助，也是在这个极权国家推行民主的新尝试。然而，所有的专制国家都需要更多这类支援。一些独立的民主团体，常常不得不迎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基金会。还是那些不依靠美国政府的，以“开放社会机构”为首的非政府组织大力呼吁，才促成国会同意对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提供资助，并保证资助能使塞尔维亚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和政党直接受益。对那些民主促进机构的依赖，实际上会使一些独立的民主组织变得小心翼翼，常常为保持与拨款机关的友好关系而做出违心的决定。
一旦有合适的理由直接提供民主资助，就应马上实行，许多时候这些资助可以间接实行。比如美国对塞尔维亚民运人士的许多资助，就是经由其邻国匈牙利来进行的。现在非常缺少在专制最严重的国家推行民主的经验，这种经验实在是越多越好。在保持向正在转型的国家提供资助的同时，要在专制最严重的国家推行民主，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最近一次的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府拨款数额，大约是三千七百万美元（民间募集的资金仅相当于此数字的零头），这对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所需的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注4）。如果按“自由之家”的标准，这三千七百万美元中的大部分是用于资助已具有部分自由国家中的民主活动。当用于在全球促进民主的资金还不如一架现代化战斗机的造价（编注：台湾采购的幻象2000-5型战机，每架造价超过五千万美元），我们实在不能说有把民主事业摆在恰当的优先地位。
促进民主的目标应该是：在世界上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都建立民主促进组织与方案。可以成立民主党派，也可以成立像亚洲同盟会（Asia Society）、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自由之家”等其他实体。如果有资金的时候，那些愿意到这些高风险的国家促进民主的组织，可以按这样的程式运作：先由非政府组织资助那些前景看好的专案，随后美国政府的资金跟进，因为这种政府拨款，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到位。要是资金充足的话，像“自由之家”、民主党派、工会和工商团体之类的非政府组织，就能更早更灵活的资助民主运动，而不需要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来启动和进行他们的专案专案。这样的话，就能抓住更多的机会，使更多的国家受益。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基金，在应付突发危机时用途更显着。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繁文缛节，却使其资金不能有效的及时到位。当初创建国家民主基金会及附属机构的意图，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不依赖美国政府各个部门而独立运作。促进会的创始人本意，是要让基金会的资金和专案，立足于民主机构自身的活力，而不是陷于联邦政府的官僚体制之中。然而现状却事与愿违，阻碍了直接针对推翻独裁政权的努力。
国会一直在坚持促进加快民主的步伐。但国会必须更多的参与，并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民主事务领袖们密切合作。
及时资助民主运动，能防止许多流血冲突的发生。在塞尔维亚，美国和北约同盟国使用了大量的军事力量，来阻止独裁者米洛塞维奇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最终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并失去了数千条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人的生命，这都肇因于当初的容忍，才使情形恶化至此。在轰炸塞尔维亚之前，当地反对米洛塞维奇的抗议示威持续了几个月，塞尔维亚的民运人士疾声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但是却一无所获。最初要是能把力量坚定地集中在支援塞尔维亚民运人士推翻米洛塞维奇上，包括培训民间人士从事策略性的非暴力活动，可能就没有轰炸的必要了。颇为悲哀的讽刺是，许多不赞成动员政府基金用于海外民主促进的人们，正是那些喊得最起劲反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人，而恰恰是这种漠不关心才导致了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为避免损失更多的生命与财产，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一旦哪儿需要，就及时投入更多的资金去资助民主运动。
自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以来，在英国、荷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相继创建了促进民主的机构，有的与该国一些政党合作。一些其他国家如日本、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近期民主化的台湾，也正在考虑创建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诸如与政党合作的组织倾向于推行该党的主张，像社会民主、基督精神的民主、自由主义、绿色和平等。一些欧洲的政党民主组织，侧重于巩固欧洲的民主。“英国西敏寺民主基金会”（British 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除了针对欧洲和欧亚的前共产政权国家外，还致力于非洲的一些英语国家的民主建设。法国社会党的“尚．饶勒斯基金会”（French Fondation Jean-Jaures），受德国基金会的启发，主要侧重于中、东欧国家和非洲一些法语国家。现有工作专案，其实需要所有民主团体共同合作，国家民主基金会曾发起召开民主促进机构高峰会，这种合作有时需要当事人出席，而大多数可以透过网际网路开会。我们应该更主动，并且把重点放在那最后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上。“世界民主运动”（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的网站会定期更新内容（http://www.wmd.org/），适切地协调各民主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处在战斗前沿的民运人士之间的合作。
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最适合与那些还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沟通，并提供帮助。无论是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智利人、墨西哥人、还是南韩人、台湾人、南非人和其他地方人，他们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民主活动经验和创造性。这些国家尚无足够的资金来源，使其在国际关系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们在促进民主方面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促进民主相对来说，所需费用较低。他们也应为民主事业，提供一点资源，包括一些资金。这些年轻的新兴民主国家，具有丰富的人才，他们应该创办民主机构，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合作，以发挥他们最大的效率、影响和特有的优势。那些经济富有的民主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国家的民运人才，而且随着推进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对他们的依赖应该更多。南韩就是一个例子，尤其是在东西德合并后，如何促进北韩的民主化，就成为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境外民运人士在独裁国家促进民主的经验
境外民运人士在如何冲破独裁国家对外封锁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我归纳了一些东欧和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和一些新的打破专制封锁和推翻独裁政权的做法，以供参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