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0日讯】(自由时报 ◎胡淑雯 图◎吴孟芸)有一种记忆，像葡萄，冻在冰库里一年，两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直到这辈子第一次搬家，在准备清掉之前，才看清它的长相。
──这一粒粒硬得像肿瘤的东西，当初是怎么懒得清理（要知道，清洗葡萄是很耗时费力的：繁琐的表面积，动不动就破皮，像小孩子脆弱的自尊心 )，一段时间过后依然舍不得丢弃，储存了一阵又不太敢吃了──其实摆烂也就丢了，偏偏摆不烂。又偏偏，不烂的东西比任何好东西与坏东西更难处理。于是不处理。
不处理。
直到搬家，不得不处理了，葡萄已经二十岁。
你将它自冰库的内壁剥下，像剥下一块礁岩似的，无法界定这葡萄是活了二十年，还是死了二十年。
葡萄没有发霉，就像故事还是故事一样。过了二十年，故事没有腐坏、变味，它甚至还是新鲜的。像一条封存在冰层里的鱼，百年的冰水化去，它抖一抖背鳍，掀动了鳃盘，活生生游开了。
故事自记忆的冻土爬出来，咳一咳，像一粒不死的葡萄，原汁原味，还能呼吸。
故事完整无缺，我以为。故事因遗忘的坚决、回忆的静止，免于回忆的涂改与破坏。我以为。就像童年收到的那些情书，一字不变，墨色不改。小学生恭恭敬敬的笔迹，幼稚兮兮地装大人。譬如这一封，张汉杰在放学时插进路队给我的：“许清芬小姐，我在此正式向你求婚，你若不嫁给我，我就要去剃度当和尚。”张汉杰小朋友的，爱的誓言（由于不了解语言的重量，误信了自己对语言的使用权，就像最不了解永恒的人，最敢于提起永恒 )，一字不变，墨色不改，埋在记忆的冰层，被回忆的温度化去。他当然没去剃头，他的头发一路茂长，直到头皮喊累的地步。
他们身上的错钮扣
我还记得的，张汉杰早就忘了。他可能也不记得，在求婚信发布的隔天，下午第三节的体育课，他的母亲与姊姊被他请来鉴定，鉴定她们的儿子与弟弟看上的女孩，是不是一个漂亮的淑女。
他姊姊眼睛细细的，剪了直线形的娃娃头，非常地亚洲，在美国学校念初中。一口昂贵的英语腔里装了牙套，矫正那怎么也看不出毛病的齿列。她翩翩走向我，橘色的裙尾被强风咬了一口，火灾般烧开来，她不遮不掩也不收紧步伐，照样明明艳艳地走到我面前，送了一只手表给我。
我不敢收。整座操场上我们班与隔壁班的一百个同学都在看我。偏偏我好死不死，来自一个未经礼物文化雕琢的家庭，我们家不过生日不送礼物不讲好话，在拒绝礼物的时候也显得慌张无助，拖拖拉拉地缺乏决断，十足的小家子气。
对我来说，父母兄姊那样宠爱一个小孩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小孩如此坦率天真地打开心事，也是不可想像的。一家人高高兴兴在餐桌上聊天、睡前亲亲脸颊互道晚安，则根本是做怪。就算要送东西，也是姊姊送我的旧衣服、妈妈犒赏的一包五香乖乖，怎么也不会是一份礼物，秘密般藏进漂亮的盒子里，随时准备跳出来惊吓你。当然也绝对不会是一只手表──所谓手表，是我们用原子笔在皮肤上乱涂乱画的东西。
这是我跟张汉杰的差异，也是我跟那一班子同学们的差异。他们是私立小学理所当然的消费者，我不是。假如这所学校是一套手工订制的进口西服，我就是代班女工（出于不够精准的品味 )错缝上的一颗钮扣。
巧的是我妈，她还真的刚好在成衣厂工作呢。送我进私立小学，也出于她的坚持。她曾经在外交官家里帮佣，在别人的世界里窥见许多好东西、养出好品味、也养出不切实际的盼望。她坚信，假如她的女儿接受贵族教育，就有希望成为贵族，而成为贵族的条件是：迷倒贵少爷，嫁做贵妇人。所以她非常非常，看重我的外表。
升小六的那个暑假，我的（假性 )初经来了又走，我妈炖了四物要我喝下，我不肯，捏着鼻子让她追，直问这脏兮兮像毒水的东西喝了要干嘛。她回答了我，答的不是“为了调理身体为了健康”，而是，“喝下去才会长得好、长得漂亮，”我妈说，“这样，男人才会爱你。”──这是三十五岁的母亲，对十一岁女儿的关爱，也是女人对女童的忠告。这句话听起来有多么现实，就有多么浪漫──美貌，是女人摆脱旧阶级的最大本钱。
所以我妈非常得意，当我在耶诞节收到四十几张卡片、二十几份礼物、十几封情书。尽管我家只拜土地公，根本不认识耶稣。
我妈并未发现，她的女儿之所以备受瞩目，并非因为美丽，而是因为她跟别人不太一样。那些酷爱竞争、把追求当争霸游戏的男孩们，仿佛在我身上捕捉到了什么，却无法解释那到底是什么。
因为自觉跟别人不同，我脸上经常挂着一种深思的表情、自我怀疑的表情，害怕说错话，害怕被看穿。对自己的自卑心感到羞耻，眼光总是落在远方，落在嬉闹的人群之外。不爱说话，除非必要的话。于是竟有了深度。小学生不该有的深度。男孩们崇拜我，女孩们嫉妒我。我讨厌惹人注意却又觉得这样也好，正好让我宰制异性，报复同性。
权势者的剩菜
谁教他们是这样一群讨人厌的、年幼的权势者，家里一个比一个有钱，而且那钱，不是任何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赚来的，却靠着那钱换来权位，继续累积财富。全然符合权贵的定义。我被请进了五星饭店，替林圣宇过生日，十个受邀的同学当中，我是唯一的女生。吃的是Buffet，那些奇怪的菜我一概不认得，只认得米粉、炒饭、还有布丁。
另一次，庆祝苏学理得了作文比赛冠军，苏公馆叫了外烩办party（公馆？什么公馆？啊？许公馆？……我妈摀着话筒堵住来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许清芬！一定是找你的！ )进了苏公馆，一只骄傲的北京犬对着我吠，一边狂吠，四肢短短的腿边往后退，胆小得要命。
浴室里，一块漂亮的香皂搁在浴缸的折边，新奇的桃红色，雕了华丽的外国字；我好奇摸一摸，闻了闻，偷偷抹了一点皂香，洗把脸。晚一点，一个女佣在我不经意的注视底下，自浴室走出来，手中握着那块香皂，去后阳台洗衣服。
我该觉得羞辱吗？──同学放假去骑马，我骑林丽莺她家的三轮车（林丽莺住在我家对面，她妈在市场卖水果，用三轮车送货 )。同学的爸妈在球场打高尔夫，我妈在家打小孩、在夜市打弹珠。
我多想变成别人家的小孩呀，变成同学家的小孩。希望家里养的是贵宾狗，而不是老鼠和蟑螂。听英文唱片，而不是台语录音带。房间铺地毯，餐桌摆刀叉。去圆山饭店游泳，而不是在溪边泡水。爸爸当不成律师或教授，那么，就算是开一间文具店，也比在餐厅当泊车员要来得高尚体面。
假如你来自我这种家庭，我们这种家庭，必然学会沉默，沉默，沉默才是家庭的生活之道。爸爸工作太累了，电视关掉，不要吵。爸爸的脚受了伤，夜里睡得浅，我想上厕所，却不敢拉开房间的门，深怕那老旧的门轨会发出干涩的呻吟，像一根发酸的骨头，吵醒父亲枯燥无梦的睡眠。安静，安静，不要发出声音。厨房里滑倒，自己爬起来就好。
洗头洗到一半没了瓦斯，别乱叫，冷水淋一淋赶快结束洗澡。就连我的每一次咳嗽都遭到监视──生病是犯错的行为，体力与金钱的双重浪费，理当遭到鄙视──不必解释，不要吵，别在那里可是可是的装可怜，我爸说，外面的世界、讨生活的世界，有更严厉的沉默压在上头。
我爸工作的那间餐厅，位在市中心的“名人巷”附近。招牌小小一块，自信地收敛在大理石墙面的凹槽里，仿佛不稀罕似地、不欢迎人，除非很有钱的人。有钱人不会知道我爸在这“趴”车并没有底薪，他们没有生存问题于是从来不会了解别人是怎么生存的。他们之中做官的那几个，我同学的爸爸们，吃的用的都是政府的钱，并不习惯自己掏钱，这也就难怪他们，竟然把打包的剩菜拿来充当小费──这是什么意思！把你准备丢进垃圾桶的东西，拿来付停车管理费？本人是靠小费养家的，靠小费养家，你懂不懂啊！──我爸当然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靠小费养家的人，是不能发脾气的，不能讨价还价，甚至不能拒绝那些无礼的馈赠，只好不辞劳烦，把剩菜拎回家，度过另一个半锅鸡汤的夜晚。
失礼的荣幸
小男生对我纠缠不休的兴趣，不是同类对同类、名犬对名犬的兴趣，而是对异类的好奇──娇贵的宠物，对小土狗的盲目追恋。谭德睿把我的照片关进他的项链坠子，高志浩写了一首肉麻的诗，孙云鹏在走廊捡起我的发夹，追上来，我说谢谢，他说，“这是我的荣幸。
”我惊讶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竟也可以给人荣幸。他们爱的那个女孩根本根本与我无关。
也有那手法不太雅致的，譬如赖昭麟。家里开纸厂，钱是有的，但父亲学历不高，还不是贵族。总是在颁奖台下自言自语：奖状，奖状有什么了不起，回家叫我爸印一百张给我。他在我生日那天远远喊我一声，“喂！许清芬！”语气凶寒得像是跟我有仇，然后突击似地隔着半间教室，重重丢出一个东西，砸中我的鼻梁。是送给我的礼物，一只河马布偶。
还有那实在不怎么有气质的，李明俊，继承了他爸那种小企业主的、务实的创造力，下课间胡乱拍了我几张照片，兜售给有兴趣的人。
愈是蛮横失礼没气质的，愈像我的兄弟、我们那里的男孩。其中最没气质的那一个，叫做吕彦谊，住在我家隔壁巷（另一颗摆错位置的钮扣，但价格或许比我还高一阶，因为他家是开药房的 )。我最不愿理会的就是他，谁教他是我的同类。我也从不揭发，他用什么方法作弊偷了多少分数──你怎么能够闻到他房里的臭味？除非你离他很近很近──同类与同类最好别相靠近，否则就有相互出卖的危险。
这群年幼的权势者当中，有一个王者，一个挺拔的美男子，考试总是第一。
王子身边有个丫鬟，任劳任怨的一个矮小女生，总是被选做服务股长（她是半价的优惠生，校车司机的女儿，另一颗不安其位的钮扣，另一个我该回避的对象 )。小丫鬟替王子跑腿，将我自放学的钟声里拔出来，抓到王子面前，说，“这就是许清芬。”俊美的王子看得我心脏都快停了，虽然他只看了我一眼。
才一眼，就毫不迟疑地下了判决：“就这样？我看明明不怎么样嘛！”有品味，果然是见过世面的大少爷。
他转过头，面向灿烂的黄昏，一声不吭，脸上仿佛镀了一层膜。而他的表情，就浮在那没有表情的薄膜之上。
我对他并没有恨，还没有。仇恨守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像个掠食者，埋伏在发臭的黑暗当中。
伪装的寄生虫
5月份，梅雨把整座台北淋成一盒湿饼干，第四个周末，总算冒出一个清脆的晴天，闲逸的人出门享用阳光，打工的人追赶工作进度。有钱的花钱，没钱的赚钱，餐厅外守着两个侍卫，厨房中翻炒着忙碌的香味，餐桌上警戒着干净到发亮的酒杯，部长一家来店里聚餐。
没有薪水的泊车员，在餐厅外跟部长的司机聊天。
部长一家用完晚餐，准备拿车回家啰！──老板站了起来，电话不敢出声，连地板上的花纹都绷得紧紧的。那一本正经、对名流不存偏见的泊车员，比部长的司机抢先一步，打开车门，微弯着腰，伸出右手，说一声部长慢走。
泊车员说慢走的一刻，伸出了右手，他的手心并不向上，并不期待获得任何的奖赏，他只是想要握手，握手而已（部长先生，我并不在乎你那一身的财富、权势、地位，无一不是世袭而来，我并不在乎。我不会因为你的身世而看不起你，光是这一点，就已标示了我的教养与风度 )。但是部长并不领情，在泊车员落空的手上投下一个轻率的蔑视，连头都不点一下，只留下车门关闭瞬间、坚固而充满价值感的一声砰。
泊车员要的只是握手。只是握手而已。
但是部长不要。这只饱食终日的蝗虫，这只伪装成政治家的寄生虫，在占尽历史的便宜之后，于周身架起高耸的围栏，守卫、净化，他丰饶的贵族生活。
他不出手，不出声，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护栏。由于欠缺社会历练，把一双辛勤劳动的手，当作乞讨成性的无赖。而他的儿子，我们学校的王子，则眼睁睁目睹了这一切。
我想像我的父亲呆站着（故事一经回忆的干扰，就无可避免要动用想像，来填写记忆的空白 )，站在一条狭窄的光线中。他实际身处的、与他被教导相信的世界之间，只存在这么一小块豁亮的空间。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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