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著名史诗 Mahabaratham中，Krishna 告诉怀孕中的妹妹Subhathra，未来他的小孩会卷入一场战争。未料，当Krishna在预言整件事情发生过程的来龙去脉时，却因为发生了其他的事故，以致Krishna无法完成整件故事。小孩出生后，Subhathra忘了哥哥的预言，也没提醒小孩以后如何去避免引发战端。
直到小孩长大后，正历经一场战争，这时他隐约想起好像曾经有人跟他叙述过这场战争的发生，但不管他如何努力地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如何解决，最后他在战争中被杀害了。这个故事，意味着那孩子在母亲的子宫内能倾听外面周围环境的事故，并且在潜意识中保留它，直到出生后，在遇到真实事件时，即会有种似曾相识的记忆回想起来。
基督徒的圣经中也记载一段：耶稣基督的母亲“玛丽亚”某日去拜访与问候圣徒约翰的母亲“伊莉莎白”，这时伊莉莎白正怀着圣徒约翰。怀孕中的伊莉莎白了解玛丽亚是耶稣的母亲，因此狂喜玛丽亚亲临拜访他，伊莉莎白说：“当您问候的声音到达了我的耳朵，婴孩在我的子宫里也飞跃欢喜。”
30年后，圣徒约翰依据胎儿时的经验，评断并认可耶稣，即使耶稣当时还只是一个没有公众意义的普通人。
中国应算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施胎教的国家，经过数千年历代学者、中医学家的研究以及推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胎教思想体系。《辞海》中对“胎教”的解释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受孕妇的言行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叫胎教”。
中国古代的胎教概念较为全面性的，从孕妇饮食起居、精神、环境诸多方面都有涉及。例如“调情志”，就是强调母亲在怀孕期间要控制自我，调节自我的精神生活，遇到喜、怒、哀、乐均应有所节制，宜心情舒畅的对待一切事物。相传孟子之母也曾经说过：“吾怀孕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中国医学，更明确指出胎气是借母气而生，呼吸相通，喜怒相应，若有逆则致子疾；对孕妇饮食则提出“节饮食”──不过饱、不过饥、不暴饮暴食；以平和为宜，并且特别指出宜戒生冷、油腻；对孕妇的生活起居则提出了“劳逸结合”，环境不可过冷过热，防孕妇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邪，认为母受邪气将影响到胎儿。
在中国的医学文献《医心方‧求子》中，对于胎教之道记载极为详尽：“凡女子怀孕之后，须行善事，勿视恶色，勿听恶语，省淫欲，勿咒诅，勿惊恐，勿劳倦，勿妄语，勿忧愁，勿食生冷醋滑热食，勿乘车马，勿登高，勿临深，勿下阪（不要下斜坡），勿急行，勿服饵（不要任意服用草药补品），勿针灸，皆须端心正念，常听经书，遂令男女，如是聪明智慧，忠真贤良，所谓胎教是也。”书中还甚至建议：“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庶事清净。”
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系统的论证胎教问题的学者，他在自己撰写的《新书》中，特别着有“胎教”一章。他提出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也就是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要求与规范。另一位学者刘向所写的《列女传》中，涉及胎教方面的议题则更为广泛，他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刺激，提出孕妇身心健康对胎儿生长发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南北朝著名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撰有“教子篇”，他认为家庭教育越早开始越好。早到何时？他主张最好从胎儿开始，要求孕妇安居娴静、谨守礼法，使胎儿受到良好的影响。 唐朝贞观五年，唐太宗颁布了一项君令，规定“文武官妻娩月，并不宿直”。用句现代的话说，即为在妻子分娩后的一个月里，文武官员晚上可以不用值班，足以见得当时对于后代的教养相当的重视。到了明清时代，胎教理论更加完善。
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总结了古代的胎教理论，提出选择适当的地点、有计划的对孕妇进行胎教的训练，主张建立“胎教院”以提高人口素质。 由以上的记载可见，无论是国内或国外，不同的时代文明都已经有了胎教的观念。尤其在中国文明中，许多的学者强调孕妇要注意衣、食、住、行等外在的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并且提出了实施胎教的具体内容及方法。有趣的是，有些观点和现代胎教理论也是十分吻合。
摘自:台湾大树林出版社《胎教黄金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