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0日讯】阎连科是我一直看重的作家。他小说中的中国军队很真实，黑暗得真实。我参过军，后来从退伍军人到副军级现役军官，都有断续的联系，对中国军队中的种种腐败，从征兵到入党、转志愿兵、提干等等的惊人贿赂，从各种经费的挥霍浪费、公款私用，到拿钱购买党报军报的报导，从纯粹靠等级压迫维系的人治网络，到例如没有任何自由的愚昧、例如武警部队把战士往死里训练的野蛮、例如以人格效忠为宗旨的政治氛围、以蒙骗邀宠为习惯的弄虚作假、以利益诱惑或者要挟为手段的性索贿……等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到了阎先生的小说中。
不仅是阎连科，还有几位作家我也敬重，例如集中写农民各种苦难的广西作家“鬼子”也是一位。好的作家必须是以报告文学或者小说、杂文，来体恤民瘼来传达民意来呼应民心，而且首先应当取材于当下的现实，而不是取材于历史。例如在中国，很有一批作家、学者或者文人，他们批判秦始皇、朱元璋、慈禧太后，固然还算好的，但他们顶多批判到反右或者文革的专制，便精明地刹车了。连王蒙、王朔、王安忆、池莉等都能这样做的。连这样做都觉得累人或者不安全的所谓文化人，中国真是繁衍得太多了。如果说巴金 1989年之后主要是因为气血枯衰的自然原因，而不再说真话了，那么，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所谓文化人，就是在说真话方面精明地自觉提前进入植物人状态了。
论才气，阎连科先生不如莫言、苏童讲故事高明，不如贾平凹的语言韵味好，在画面的刺激性渲染上不如余华，在思想的深度上比不上史铁生，总之在很多方面做单项比较，阎连科都不是出色的，但是一当综合起来看，阎连科似乎就配得上“中国大陆第一作家”的称号了。证据是阎先生的每一部作品，都没有丝毫的闲逸、炫技、赶时髦的实验、商业元素等等，都是极其严肃、沉重、坚实的，真正显示了批判丰富性的文学。读阎连科的任何一部小说，一望即知，这是个十分诚实、用功，富有鲜明价值取向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经遭到最严厉的封杀、删改，是必然的。我是个读小说很笨很慢（比读学术著作慢得多）的人，工作方便的关系也时常留心读一些，新兴相铜的缘故，读来读取，有的让我笑得多，有的让我琢磨得多，有的让我放松休息得多，让我仰天长叹沉思得多的还是以阎先生为代表的极少极少的作家。
这里不是做文学评论的。看到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报阎连科接受记者的采访，觉得有报纸不方便披露的话要说。中国关心爱滋病最早最深也最多的无疑是高耀洁医生。我通过《南方周末》报较早获知中国农民的卖血惨象，1998年通过网上的报导，才知道中国一些贫困农村的爱滋病，原来是与卖血联系在一起的。阎连科先生在高医生的影响下，从1996年开始关注爱滋病，尽管在舆论呼吁方面，阎先生做得并不好，但在给于爱滋病人多种具体的帮助方面，阎先生无疑是作家中突出的一位。现在，专门反映中国农村爱滋病人生态惨况的小说《丁庄梦》，经过前后跨度十年的努力，问世了。丁庄，一个“爱滋病村”一个存在于世纪之交中国的触目惊心的悲惨世界。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从爱滋病传染的途径几率看，中国本来完全可以将爱滋病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的。但是，首先由于 “具有中国特色的性产业”，也即权贵垄断了性产业资源，完全由潜规则支配的地下性产业，秩序极其混乱，性服务提供者不但受到经营者、监控者的共同压迫剥削，而且遭遇到世界上罕见的风险。这中间就包括了爱滋病的传染。又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长期实行以牺牲农民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增长战略，农民在多重压迫中不得不使用种种以健康、生命为代价的谋生手段，卖血就是其一。
在“丁庄”，爱滋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严酷的压迫剥削下人为制造出来的灾难血证。“高耀洁老人还告诉我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她说当年农民卖血的时候，他们在田间种地，血头会到田头采血，他们说是采500cc，实际上他就采了600cc、700cc，报酬却仍然是500cc的钱。钱虽然不是‘白条 ’，但最多也就是80块钱。被采完血后的那些农民，会因为卖血过量而头晕得不能动弹，这个时候，血头就提住这些农民的双腿，头下脚上地抖来抖去，待血又回流到了头上，农民们的头不那么晕了，就又接着下地干活去了。听完这个细节，我长时间哑口无言。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必须去‘写一点东西’，这就是《丁庄梦》写作的最早的起因。”
在“丁庄”，共产党一手推动的“假冒伪劣”，成了灾难加重加速的加速器——“有一个血头告诉我，他们当年采血后，把啤酒往血里倒着搀假。再比如，这个村庄开始采血的时候原来用瓶装，但瓶子成本比较高，后来就用装酱油、装醋的塑料袋儿装。接下去，就重复使用塑料袋。村头有一个二亩大小的水坑，他每天晚上就去那个水坑里洗血袋，时间长了，居然会把水坑洗红。在那水坑的边上，爱滋病病人们亲口告诉我，那几年水坑里的蚊子庞大无比。”在“丁庄”，共产党统治下的两极分化继续在爱滋病人中间构造——“在这些血头中，也有爱滋病患者，后来我就遇到过一个。但因为他有钱，他和那些卖血的普通农民的境遇就完全不一样。他偷偷告诉我说：‘我已经有病了。’可他身体非常好，喝酒、打麻将什么都玩，根本看不出他有病。他一发现自己有爱滋病就马上跑到郑州、北京检查，病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就在家里的抽屉装满了国家免费治疗的那几种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还告诉我，中国的药不行，……希望我回到北京给他买些泰国或者美国的新药。说只要药好，钱不是问题。”
在“丁庄”，一起居住的爱滋病患者中间，偷盗、偷情、乱伦等混乱迭出，曾经压榨过卖血农民的血头，摇身变成“热病（即爱滋病）委员会”负责人，把政府免费发给病人的棺材转手卖给村民，谋取高额利润；并通过垄断“死亡产业”的种种附加值，例如主持“冥婚”，进一步发死难财。这里完全用得上我曾经说到的：或者是共产党的人质，死了是共产党的鬼质。在“丁庄”，共产党官吏长期隐瞒事实真相，使用共产党惯用的特务统治，对每一个可能泄漏真相的关口严防死守 ——阎先生和姓邵的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只能以北京医生和助手的身份，才能进入“丁庄”。“这个村离我原来当兵的地方较近，考虑到在那里我有不少朋友，如果我俩在村里有点什么不测之时，可以找朋友‘关照’一下。”“为了明白最真实、最细微的情况，我们进爱滋病病区的时候，不带照相机，不拿笔，不做任何采访。……在村里，除了关于爱滋病的医疗防治问题，我们不主动和他们谈他们不愿说的任何事情。村里有‘驻队工作组’，看我们谈的都是医疗问题，就对我们比较放心，最后也就不再和我们‘寸步不离了。”难怪不仅在河南，一些上访农民和民间志愿者，遭到了跟踪、盘查、堵截、抓捕和毒打。“丁庄”真是充满了政治恐怖！
在“丁庄”，爱滋病连同政治压迫和传统愚昧（主要是共产党长期的愚民治术所致），制造了沉重的多重苦难。首先是民众的声明：“我们所选的一个重点村，就是当年我在高耀洁老人家里她给我介绍过的一个平原上的村庄，……那个村有八九百口人，1990年代末出现爱滋病，2000年开始爆发，3年内已经死了三四十个人。”“有爱滋病的人，毫无疑问，心理上有很多压力，精神上也非常痛苦，人像是没有了魂一样，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机。没爱滋病的人，整日面对眼前的灾难，也许要承受比病人更大的压力。”阎先生说，出于对爱滋病的知识匮乏，“丁庄”人没有了能够有的人伦亲情；相邻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为了传后通过欺骗结婚的有之，不知道通过简单的防范就能过性生活的有之，自暴自弃烂坛子烂摔的有之，郁郁乎坐吃等死的有之，无奈于现实却不能被外
界接纳的有之……他们互相恨，恨家庭，恨村庄，甚至恨这个社会。阎先生说，“除了爱滋病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村庄有病没病的人，几乎都有心理疾病，而且非常严重。”“生理上的病可怕，精神上的病更可怕，心中有了爱滋病才最为可怕。”在“丁庄”，孩子们遭遇到特别的压抑。阎先生讲述了一则作家凭天才的想像力怎么都难以虚构出来的真实故事——“有这样一个家庭，父母都是爱滋病人，但两个女儿学习都很好，老二甚至因为学习好，学校还不让她升级，做家长的工作，让这个姑娘在学校多蹲了一年，理由是她每次考试都是全乡第一，她一升学走了，这个学校再参加乡里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比就拿不到名次了。事情虽然荒诞，但孩子给这个家庭提供了巨大的活着的精神支柱。在他们家里，你谈什么他们都没有兴趣，没有笑脸，可当说起孩子的
成绩时，父母的脸上会有少见的光泽。但因为要供孩子读书，这个家庭生活的负担就会很重，父母不得不去干那些没病时都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可是，你跟孩子们谈到学习时，她们没有笑容，只有眼泪。”
阎先生还给记者讲述了“丁庄”人在现实农业生产中的困苦，他们缺水、缺粮、缺钱，阎先生准备与出版社合作支柱他们10万元通电，然而，好不容易凑齐了钱，“电源线也埋了，变压器也买了，但还有些别的没法说的问题，使这件不大的事情迟迟没有做完。”还有哪些“没法说”的问题呢？让我来发挥一下想像力吧——是村民们不想通电了吗？
不会；是地方政府不允许通电吗？只要不要政府花钱，应当也不会。那么就一定是垄断部门有问题了。施工费用索价太高？不愿意与爱滋病人接触？不论何种问题，都一定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共产党的亲民除了有口无心还能怎样呢？不是任何共产党人都不亲民，而是共产党的政治爱滋病形格势禁也！
阎先生告诉读者：“在小说里，我也有意回避了很多极其真实、可怕的情况，因为你真正看到的村庄，你看到的人和事，是无法走入小说的。”“现在大家看到的《丁庄梦》，其实也不是我原来最初写作的构想，原来的想法是，我要虚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贫穷等等原因，它从国家成立开始，就组织全国
人民卖血，一直卖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可惜，种种原因，我没有写出那个构想，而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一本纪实书，我能非常详尽地写下那些大家闻所未闻、千奇百怪而又触目惊心的事情。”我理解“在荆棘中”表达对民众之爱心情的阎先生。但我还是希望高先生：无论如何，在你有创作报告文学冲动的时候，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先写出来！我相信，读者们大多都会期待着阎先生的勇气更上层楼——彻底撕开“丁庄人权真相”的勇气！抄录阎先生最新的警世格言，以与中国思想界、文化艺术界相关人士共勉：
“如果文学到了什么也不再承担时，文学也就不再是文学，而是流行文化。如今劳苦人已经从文学中退了出去。我们从文学中很少能看到对底层人真正、真切的尊重、理解、爱和同情。”“作家本身就是劳苦人，但我觉得现在作家是谁都不愿再当劳苦人了，谁都希望自己一夜之间成为贵族，包括我在内，这样的心理也非常严重。劳苦人的写作，当然不是让作家过穷日子，但你精神上必须是和底层人、劳苦大众有血肉关系，和土地有天然的、血缘的联系。总之，我想文学应该百花齐放，但百花齐放时，那花园里不应该没有苦菜、黄连和苦艾吧？我希望我的小说不是巧克力，而是黄连。文学也许不应该成为劳苦人的心声或者传声筒，但应该唤起人们对劳苦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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