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任轲争论过以后大约半个月，有一天我下晚自习回到宿舍（上海中学地处郊区，学生都是住宿），发现枕头明显被人挪动过的迹像，枕头底下那本书不翼而飞。这本书叫《蚁垤集》，是许杰写的一部文学评论集，出版于抗日战争期间，纸张品质很差。我以为有谁借去看了，过几天就会还回来，所以没有吱声。过了两天，班主任孙（云鸿）老师把我领到教导处一位“老师”面前。这位“老师”大约三十来岁，我不认识。他正在流览《蚁垤集》，速度非常快，简直可以说是一目十行。见我们来了，他把书合拢，在我面前掂了掂，问道：
“这本书你看完了吗？”
“还没有。”
“许杰没有问题。”孙老师说话了，“他是进步作家，鲁迅的学生。他现在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还是市人大代表。他不会有问题的。”
看来孙老师好像对许杰这位作家很了解，竭力为他打保票。教导处的“老师”向我笑笑，问道：
“你最近还看过一些什么书？”
“《高老头》。”
“是谁写的？什么样的书？”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
教导处的“老师”把《蚁垤集》递还给我。他没有再说什么话，微微地合拢眼睛望着天花板。孙老师把我领出了教导处。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就分手了。事情似乎到此为止。我那时年轻无知，并没有多往心里去想，也没有和任何人去说。
中学毕业后，因为再也没有功课压力，在家闲着没事，我和黄任轲的交往比住宿在校时更为密切。他家住在常熟路209弄瑞华公寓，离我家不是很近，但也不是很远——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走这点路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顶着上海的盛夏酷暑，你来我往，一个星期总要见好几次面，但彼此从来没有在对方家里吃过饭。我由此认识了黄任轲的母亲，并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黄任轲的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他母亲属于中共地方高干系列。——但那时我头脑很单纯，没有什么高干低干的概念，只知道他母亲叫黄惟，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老干部。他母亲和我说话很随便，从来没有摆出过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面孔。许多年以后，我读了美籍华裔女企业家兼女作家周励的著作《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方知瑞华公寓是专供中共高干住的公寓，周励在上海就住在该公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瑞华公寓确实门卫森严。因为我第一次去那里是由黄任轲领着的，机灵的门卫很快就记住了我，以后尽管我单独前往，从来没有盘问和阻拦过，而且态度总是很客气。
随着反胡风运动的深入，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届上海中学毕业生参加高考，有一些人名落孙山。——具体有多少我不清楚，光我们五班就有好几个。这在上海中学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五班有一个毕业生叫赵祥安，是大家公认全班最优秀的几名学习尖子之一，居然也成了落榜生，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后来听说他的哥哥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而且是上线的三青团小头头。还有一位女同学海外关系非常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还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个人。
我读书不用功，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看小说和写小说上，考不上大学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但我一点也不气馁，因为我的志愿是想当作家。许多作家都没有大学学历。狄更斯，杰克•伦敦，海明威……我可以举出不少没有上过大学的著名作家的名字。巴金两次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不是照样成了大作家？我美滋滋地在家里写小说，认为考不上大学倒是为我提供了写小说的好机会，是“坏事变好事”。我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叫做《变异记》，大约有十四万字左右。这是1955年秋、冬的事。二十多年以后，法院刑事判决书这样写道：“张犯自幼受反动家庭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变异记’、‘爱情与罪恶’等所胃（系“谓”字之误）的小说，从中散布一些资产阶级观点。“包括判决书作者在内的办案人员，显然是从抄家物资中得到这两部小说手稿的，它们竟然也成了我的罪状。审讯人员曾经就《变异记》中的一个人物（大概叫高落，如果我没有记错），说我恶毒攻击劳动人民出身的班级团支部书记。
《变异记》描写中学生的生活，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我虚构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内心对批判胡风极为反感，但在《变异记》的结尾部分，也出现了几句貌似反对胡风分子的话，借用当时已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诗人绿原的话，我学会了“阴暗的聪明”。
我没有誊抄小说手稿，而是迫不及待地把它亲自送到了《新文艺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可能是那时上海唯一可以出版小说的出版社，位于康平路，离我家不远，我完全可以走着去的。但我勒紧裤腰带，掏钱雇了一辆三轮车，当时上海没有计程车。经过申报，编辑部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我手里接过了手稿，和我谈了几分钟的话，然后热情地和我握手道别。我一路轻飘飘的回到了家，当然没有再雇三轮车，因为我没有分文收入，零花钱全是母亲给的。
我在家里等待出版社的好消息。我等呀等的等了两个月左右，忽然等来了班主任孙云鸿老师的叩门声。这是孙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我家家访，他一见到我就劈头盖脑地连说了两句：
“你没有问题了！你没有问题了！”
“没有什么问题？”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抬起头反问道，见他脸上喜气洋洋，连眉毛梢子似乎都在笑。
“你不是胡风分子。”孙老师直截了当地说，见我没有反应过来，又补充说：“组织上下了结论，你不是胡风分子。”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一个个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仪的对像。我虽然刚写完一个中篇小说，但还不知能不能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敢和他们相提并论啊！说我是胡风分子，岂不是太抬高了我？我心里感到很好笑。
孙老师要我写一篇检讨，送到学校交给他。
“既然我不是胡风分子，没有问题了，还写什么检讨？我有什么可检讨的？”
“检讨你当初对胡风的错误认识啊！”
孙老师看出我不愿意写检讨，就对在一边的我母亲强调：“一定要他写检讨。”还说：“检讨交给我就没事了，下一次就可以考上大学了。”他临走时又叮嘱我尽快找人学习俄语，说照目前的趋势看，下一次高考可能要考俄语，现在学校的外语课都改成俄语了，英语教师都改了行，而我在学校里学的是英语，我这一届（指1955届）是学校里（指上海中学）最后一届学英语的学生，而55年高考根本就没有考外语，据他看，这是不正常的。
我实在不愿意写检讨。可是在孙老师家访后的第二天，出版社把小说手稿退回来了。这对我的文学梦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母亲苦口婆心的一再劝说下，我不得不写出违心的检讨，表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胡风是“反革命”。我特意引用了鲁迅文章里的不少话，这篇文章叫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我说自己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全面正确理解鲁迅的话。我抬出鲁迅，既为自己辩护，也有隐隐不服反胡风运动的内涵，因为鲁迅在那篇文章里赞扬了胡风，批驳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生“四条汉子”诬蔑胡风是“内奸”。我知道，鲁迅仍然是响当当的革命作家，他的话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我这才知道，当年受胡风事件牵连的，远远不止报纸上点名批判的那些“胡风分子”。全国各地都在深挖“胡风分子”。许多人，包括不少青年学生，因为读过胡风分子的书，或者说过他们好话的，都被打入政治另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陆续读到相关报导。他们的痛苦遭遇，匪夷所思。
但我的“屁股”却擦得很干净。无论是在反右中对我的历次批判，或是1976年6月的刑事判决书，都没有提到我在1955年曾经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叫屈。显然，我前面提到的那份“检讨”没有列入档案像影子似地跟着我一辈子。这当然和我在高三时的班主任孙云鸿老师不无关系。
我母亲有一个经常往来的女朋友叫张蕴，在我考入上海中学后对我说，她有一个中央大学的同学在该校任教，我若有什么事可找他帮忙。我入学后，张蕴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封了口的，要我面交孙云鸿老师，并代她向孙老师问好。当时上海中学的老师绝大部分都住在校内，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孙老师的家。孙老师是一个高个子，四十多岁，两颊凹陷，但眼睛很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精明的人。他接过了信并没有立即拆开，而是询问我和张蕴是什么关系。我完成了任务就告退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找过他。到了高三，我吃惊地发现班主任老师就是孙云鸿。他讲授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他在课堂上开口闭口都是革命，声嘶力竭地宣传马列主义，“左”得令人讨厌。我很不愿意听他的课，觉得除了抽像的革命口号毫无收获。同班还有几个“落后分子”也在私下议论他，说他言不由衷。因为他表现非常“左”，倒是受到了学校当局的信任，担任高中历史教研组组长。我高中毕业以后过了若干年，有一次从一名同学那里获悉，孙云鸿老师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送去劳改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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