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35期【人物特写】栏目
一生如此戏剧性的和柏林墙联系在一起的，大概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年轻英挺的科赫，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站在柏林佛里德里希大街中央，这里是东西柏林的交界处。那时还没有柏林墙，也没有铁丝网，只有几个检查站检查通关人的护照。
科赫就站在查理检查站旁边，一只脚踏在西柏林的土地上，一只脚在东柏林。用德国人的严谨，科赫仔细地在地上画下了一条白线，标明了日后的柏林墙的位置。当年廿岁的科赫已经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的专职绘图员，东德国家安全部绘图办公室主任了。从东西德合并后解密的东德文件看，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并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一个监视和镇压自己人民的暴力工具。
一九九九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纪念日时，科赫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原柏林墙所在地接受记者采访。（科赫提供）
廿八年后，脸上已经刻上了岁月风霜的科赫，又一次站在东西柏林交界的查理检查站，他的护照上盖上了一个东西柏林边境通行章，这是最后一个边境通行章，之后柏林墙廿八年的历史和与它相关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也随之落下帷幕。科赫当时的职务是政府任命的负责拆除柏林墙的特派员。
左：东德工人正在搭盖柏林墙，摄于一九六一年。（法新社） 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西德民众聚集在柏林墙前见证东德警卫将围墙推倒。（法新社）
妻子有西德亲属 遭党强烈反对
就在一九六一年，就在科赫跟在昂纳克身后走过每一寸东西柏林的边界，并用图纸记录下来的那一年，就在他为建造柏林墙而画下那条白线的那一年，科赫心中的柏林墙已经隐约开始出现了一条细微的裂痕。
昂纳克的专职绘图员科赫。（科赫提供）
那一年，他，一个被“党”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前途无限光明的年轻人，不顾他工作单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强烈反对，和“有政治问题”的女孩爱尔柯结了婚，“有政治问题”指的是：有亲属在西德，在西德上小学和中学。
科赫伉俪结婚照。（科赫提供）
“有时候，一些很小的承诺比国际政治形势更重要。”科赫自己评论道。
这个“很小的承诺”就是一份对家庭的责任，对他的妻子，还有后来出生的一个孩子的责任。
幼儿成人质 无奈下离婚又复婚
这个没有得到“党”的祝福的小小的家庭维持起来并不容易，虽然科赫和夫人感情甚笃，而且也一起承担了结婚之前和之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在他们结婚五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当时我想离开国家安全部，但他们不同意，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科赫说，他那和西德有联系的妻子被认为要为科赫的离经叛道负责。于是在他们结婚五年、儿子一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迫于安全部的压力，和科赫离婚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气愤，质问她为什么背叛我？！但是你想一想，一个母亲，如果你跟她说，她不离婚的话，就把她的一岁幼儿从她身边带走，她会怎么做呢？”科赫停顿了一下，仿佛给听者留下几秒思考的空间，然后接着说：“她当然会要她的儿子。”
一年后，他们又顶着上面来的压力复婚了。他们当时的复婚合影上，科赫侧过脸，带着笑意深情凝视着妻子，与其说他原谅了妻子的背叛，不如说他明白了，一个小小的人在共产党这个强迫暴力的体制下的无奈。
为爱险遭报复 戏剧性逃过一劫
“自从我提出来要离开安全部，我一直直线上升的政治生涯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科赫作了一个从高处急速下落的手势。
“国家安全部已经决定要惩罚我，第一步就是不再于任何场合提到我，不再让我作为代表出席任何一个会议、任何一个公共活动。但是在这同时，有一件事，让我在下落的过程中来了个急刹车，就像这样……”科赫已经滑到了最低点的手又向上一翻，停止在了空中。
让科赫直线下降的政治生涯有了意外转机的传单。上面的大字：“我们维护和保卫和平”。左面是小科赫的照片，照片右边写道，科赫同志自豪的说：“这是我儿子（哈根‧科赫），他已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部门服役一年了。为了保卫和平，为了保卫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他还将服役五年，他给了我们的敌人一个正确的回答。”下面照片上的年轻人则向所有的年轻人呼吁（见下面的大字）：向我们的榜样学习！（科赫提供）
这个急刹车完全是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在他们决定对我全面封杀的时候，安全部的另外一个部门正在制作一个有关青年人的传单，他们又把我的照片放在左上角最显眼的地方，而且已经分发出去。安全部太庞大了，经常是一只手不知道另外一只手在干什么。”
一个又一次被作为偶像捧出来的年轻人，当然不能一下子又变成了“革命敌人”了。这样科赫逃过了本来几乎要成为事实的安全部对他的报复。
仔细端详当年传单上的科赫，不难想像他的照片当初为什么被东德共产党当局当成了招牌一般到处“悬挂”：光洁圆润的面颊白里透红，清澈明亮的眼睛透出孩子般无辜的神色——一个让人一眼看去就有认同感的小伙子。
但从他几次顶住安全部的压力，宁愿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娶自己喜欢的人这一点看，他也是一个没有完全被党性驯化的人。他结婚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奠定了他日后的方向。
因儿子而离职 安全部监控骚扰
虽然风光日子一去不复返，不再于各种场合、各种各样的印刷品上出头露面，科赫转而做文化方面的工作，但平淡无奇的日子倒也过得安全无忧，直到一九八五年，他再一次提出离开国安部。这次让他下定决心的是比“国际政治形势”更重要的“很小的承诺”，对家庭的承诺，对孩子的承诺。
他的儿子因为一些“资产阶级情调”，比如穿牛仔裤、留长头发等而被关进监狱。如果他是个一般家庭的孩子，顶多会在学校受到一些惩罚，但就是因为他是安全部官员的孩子，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他们这样对我的孩子，我对他们说，我再也不会为他们工作了！”想起他的这个非寻常的决定，科赫仍然是不悔当初。
这次安全部让他离开了，但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当他得到一份工作，安全部就找他的老板谈话，一个工作就丢了，下一个工作又是这样。这样在他尝试了从脑力到体力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后，一个朋友帮助他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得以糊口。
抢救柏林墙史料 总结专制特点
四年后，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曾经做了多年文化工作的科赫应征负责拆除柏林墙的特派员的职位。在那段一切秩序重新安排的混乱阶段，居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就是那个当年在查理检查站旁画下那道白线的小伙子。他得到了这个职务。
查理检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摄于一九六五年三月。（法新社）
柏林墙超过一五五公里长，约三～四米高，有十六层防线：（一）三○二座瞭望台；（二）约三米半高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栏和警报器；（三）钢制拒马；（四）二米高的铁丝围栏；（五）音响警报缆；（六）铁丝网；（七）碉堡（共廿二个）；（八）用来引导警犬（共六百只）的缆线；（九）六～十五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十）三～五米深的反车辆壕沟；（十一）五米高的路灯；（十二）武装警卫（共一万四千人）；（十三）二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十四）空地；（十五）第二道水泥墙，三米半～四米二高、十五釐米厚，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十六）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
在大量东德的资料被销毁的时候，科赫不停地奔波在各个部门的废纸篓之间，抢救出了大批珍贵的关于柏林墙的文件。他的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柏林墙博物馆，书房的四壁、走廊里，处处都是张贴的画和一架架的关于柏林墙的书。他也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柏林墙的专家。
“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强大的宣传把谎言重复一千遍，第二个就是暴力。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共产党，都是用这个方法欺骗人民的。”在柏林墙倒塌十八年的今天，科赫精炼地总结了共产专制的特点。
“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六十岁的人还相信共产主义，那么他没有理智。”科赫说：“我今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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