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1日讯】清朝取代明朝后，仍旧以我为首都，除了外城的住宅区块略有更动，此外并没有多做改变。清廷为了安置八旗兵士与王公贵族，将原本居住在内城的居民迁移到外城，而将空出来的土地区块作为旗兵的营地，以及王公贵族的府邸。
从雍正、乾隆开始，皇帝兴起造园之风，在西郊大兴土木，建造内有宫殿的广阔园林，例如圆明园、畅春园等。皇帝常住其中，并在此处理朝政。官员们为上朝方便，便也聚集至城西居住。城东则由于大运河的连接而成为贸易运输之地，聚集着富商豪门，所以就有“贵西城、富东城”的说法。
红朝到 面目皆非
自从清末展开数次的改革维新，陆续引进西方发明的事物后，我的外貌有了巨大的改变。铁路、电灯、有轨电车、教堂、洋房、洋医院、洋学堂……许多带着“洋”字头的东西，如雨后春笋地在我头上冒了出来，忽然间，我变得洋味儿十足，一时间还真有点适应不良。
然后又是战乱与动荡的岁月，我又在各方轮番的占领下遭受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后来红朝夺到了天下，说是要创造人间天堂，给人们幸福的日子，轰轰烈烈、而且冠冕堂皇地拆毁破坏不合已意的旧东西，以“建设新中国”、“赶美超英”、“破四旧”、“改革开放”……，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折腾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在我脸上身上胡涂乱抹，或整形美容，虽然结果在我看来是适得其反，但推究其目的，无非想让我看起来更加年轻，符合时代的潮流与需求，也算是情有可原，所以我也就不去计较。但这一连串的改造所带来的后遗症，对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让我不得不愤怒。
我清楚自己的状况，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不仅整个肉体都已中毒已深——尤其是我的呼吸和内分泌系统，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是严重，这点不用我解释，看过我的人都心知肚明；更令我悲哀的是，我的心灵在这短短的五十年内，被极端扭曲，使我几乎失去作为城市应遵循的原则与道德。也许你们会说：“城市也有身体，在你的解释下，我们现在承认了，但城市怎么有心灵、有喜怒哀乐、会思考？”我告诉你们，万物皆有物质与精神，这是千真万确的，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
北京的心灵世界
人有脾气、秉性、个性，城市也有；人有喜怒哀乐，城市同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会表现出来。一个城市的个性与其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和我同时出生的曲阜，个性温文儒雅，因为他是周公的封地，虽然周公因为辅佐成王没有前往封地居住，而是由他的儿子代替，不过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自然也使鲁国的国风文而好礼，所以后来才会出现孔子这般的人物。
说起我的个性，其实我是当局者迷，自己也不是很了然，只能偶尔从旁人口中略知一二。我小时候是属于平凡普通的城市，习惯跟着大家一起走，众城流行什么，我也跟着照做，即使受伤生病（就是你们说的战争）也不例外。所以当大家都遵守礼制时，我也循规蹈矩；当大家开始问鼎中原时，我也蠢蠢欲动，经常遍体鳞伤。
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惨痛的教训使我逐渐长大，懂得思考，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立志做个举足轻重的大城市，我评估自己的条件，认为发展商业贸易会是最可行的方法，因为我位于三大平原的交汇处，又扼守长城关隘，是附近地区往来必经之地，正适合发展商业。我立下目标后，朝此前进，果然逐渐成为关内外各个民族交换物品的首选之地。由于民族的混杂，我感染了北方民族的豪迈，为原本精细的汉文化性格，添加一丝大气之风。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将三十岁作为人类壮年期的开始，而下一个十年则是人生的全盛时期。我的而立，始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也就是与二宋对立的辽、金时期；元朝、明朝，乃至清朝初期时则是我的黄金年代，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放下华丽 找回真我
而立的我，个性仍未固定下来，刚开始质朴无文，后来走极端，又偏于浮华夸饰，虽然这与统治者的性格有关，但我也不想文过饰非，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因为我有能力，却没做任何努力去改变这个情况，反而随着统治者起舞。不知是否因此受到天谴，蒙古攻破金都后，纵火夷城，大火延烧月余，华丽浮夸的我付之一炬，成为废墟。
但幸运的是，我遭此大难，心灵反而清醒过来，洗尽铅华，不再追求表面的光彩绚丽。我沉潜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该何去何从？我回顾自己走过的痕迹，发现原来最初的我——那个依照礼制设计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小时候会觉得那样的我平凡普通，是因为其他的城市也是同样的规划，我跟所有人一样，所以才觉得这样的设计没什么特色。但现在想来，其实这种天人合一的中道格局，才是最适合我的个性。（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142期【城市的瞬间】栏目 (2009/10/08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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