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特納克「見證」些甚麼？寫下些甚麼呢？
首先，他認為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和俄羅斯本身最嚴重的錯誤和罪行。他藉著他筆下的日瓦哥醫生之口說：「我不知道有甚麼思想比馬克思主義更武斷、更脫離事實。」
他說：「十月革命以來，人們所瞭解的促進社會進步的觀念，並不能使我信服。沒有任何實際的改善，只是談談就已經弄得血流成渠了。我不相信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改造生活」？說這話的人根本就不懂得生活是甚麼。他們把生命看成一塊原料，需要他們來加工精製。可是生命決不是原料，它有自我綿延的原則；它經常地對它自己加以延長、重造、改變、轉化；它決不是我們對它使用任何理論所能限定的。」
他說：「在『共產革命』中，生活彷彿中斷了。個人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世界上除了屠殺、死亡，甚麼活動都停頓了。」
巴斯特納克對於狂妄無知而又以「救世主」自居的共產黨徒，曾有最恰當描繪與評價。他說：「這些革命者除了摧毀和搗亂之外，甚麼都不行，因為這些人並沒有真正才幹，他們是低能的。」而「這些作威作福的革命分子之所以可怕，並不因為他們為所欲為，無惡不作，而是因為他們好像失去了控制的機器一樣，橫衝直撞。」
但是，巴氏對於被迫害的俄國人民，卻充滿著悲天憫人的關懷與愛心。他深刻地意識到：共產黨的統治，是對每個人的人性的虐殺；是使每個人精神分裂的根源。他正確地寫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俄國人民的慘狀和知識份子的痛苦。他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時代病。我想它的根源是精神性的。我們絕大多數人民都過著一種有系統的雙重生活。如果你天天如此，經常發著違心之論，匐伏在你所厭惡的東西之前，慶祝一些只能給自己帶來災難的事情，你的健康一定要受影響。一個人的靈魂不斷受到侵犯，而要他不受損害，那是不可能的。」
很明顯：巴斯特納克的思想，不是來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與托爾斯泰同出一源，濫觴於基督教思想。因此，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和辯證法唯物論者絕對不能相容。而他對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和人生的解悟，亦就和陷於物質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完全不同。一九五八年冬，他在答覆斯德哥爾摩大學尼爾森教授訪問時的談話中說：「人們對於人生觀正走向一個新的態度。在這個世界戰爭的新時代，在這個原子時代，人類本身的價值觀念已經改變了。我們已經明白我們只是存在事物中的過客。我們必須在我們之間尋求安全。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拋開十九世紀的唯物觀念。這乃是精神世界和我們內心生活與宗教信仰的再覺悟——所謂宗教，並不指它僅是一種重要的感覺。」
這就是巴斯特納克憑他詩人的智慧、良知和氣質，深入他的祖國的「黑暗時代」親身感受所作的見證和有力的控訴，以及他對這一代人類的精神生活的明確指引。
共產黨是最不喜歡說真話亦最怕聽真話的。當巴斯特納克被瑞典皇家學院宣佈為一九五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人時，赫魯雪夫眼見巴氏的代表作《日瓦哥醫生》行將風靡全球，而蘇俄四十年來的暴虐罪行亦將因而暴露於全人類之前；馬列主義思想，即將遭受一次嚴重的打擊。因而，他迫不及待的給巴氏羅織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誣衊巴氏「在精神上早已是叛國分子」，「現在又朝祖國臉上吐糞」等等。並且指使御用的蘇俄「作家協會」開除巴氏會籍。但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七十年來，帝俄、蘇俄的兇神惡煞，巴氏全都見過，共產黨所慣用的籠絡、收買、利用；或者是打擊、清算、鬥爭的卑污手段和毒辣政策，他久經體驗，知之深矣。過去，他對史達林所加於他的迫害尚且置之不顧，又何況赫魯雪夫，以至在他生命行程中的最後兩年，成為反共的「罪犯」，但這對巴氏而言，已不是新鮮的事了。所以他泰然而無所畏懼。因為他始終堅信：「既使是未被武裝的真理，亦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善良的精神，戰勝邪惡醜行的日子將會到來。」憑此信念，他堅強地「生活到生命的盡頭」。
五
巴斯特納克的一生，也許是不幸的，但卻是光榮的。他生前受盡了蘇俄共產黨的凌辱、迫害；他逝世，自由世界同聲悲悼，但蘇俄卻等到第三天才發佈他病逝的消息。
十分明顯，不論是史達林還是赫魯雪夫，或者勃列日涅夫，都是妄圖以冷淡來奚落他，或以篡改他的著作來削減他的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些愚昧的暴君們忘記了：當北極的風雪，仍然封凍西伯利亞的時候，地球上的其他地區，早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了。因此，巴斯特納克，雖然在他的俄羅斯祖國，生前失去尊敬，死後沒有悼辭，但卻在全世界贏得了衷心的敬意。
作為一個詩人、作家，巴斯特納克的生命，較瑪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也更加光輝，更具永恆意義。他的精神，永遠是一面飄揚在鐵幕心臟的反抗共產極權、反抗專制暴政的鮮明旗幟。
巴斯特納克雖死猶生，他將永遠活在人類的心中。（全文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