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

我們有一種假設是很靠不住的，所謂革命一定是暴力、無序，而所謂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實際在歷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無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轉型要推進，快慢看時宜，暴力/無序應力避。

總之，南非是靠欺負黑人實現的經濟高增長。但這種狀況到上世紀80年代以後，就難以為繼了。一方面是維護這種狀態的成本越來越高，包括黑人家園的建設都是非常花錢的，效果也不好。二是這種制度安排的成本越來越高，國際社會對這種事情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而且這種用「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化經濟中增加「競爭力」的體制，本身也會帶來嚴重問題，這就使該國的消費市場極其狹窄，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非常高。

我這裡要講的第二點就是，所謂"由於土地是農民的最後保障，因此土地不能交給農民，只有控制在政府手裡"，我覺得這個說法尤其不能成立。道理很簡單，如果說土地無關緊要，那麼它在不在農民手裡還不是很嚴重的問題。正是因為它是農民的命根子——假定是這樣，當然是不是我們是可以討論的——如果土地真是命根子，那農民不是更有必要把土地控制在手裡嗎？不是更有必要制約當官的為所慾為嗎？現在你說土地是農民的最後保障，那它保障了什麼？哪一次征地說因為它是農民的最終保障他就不征了呢？根本不可能。

所謂的集體，是老百姓要組織的，如果老百姓是被組織的，那就不叫集體。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奧斯威辛算不算集體？要這麼說，奧斯威辛集中營是最大的集體！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過程，給人的感覺是「極左」和「極右」都很可能導致災難。正常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有時叫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有時叫保守主義)互補，就是溫和的左派和溫和的右派的互補，或者說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補。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這句名言歷來被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守夜人國家」等主張的經典表述。

所謂第三條道路對中國人來講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們講得道路，其實既不是第一條，也不是第二條，也不是第三條，就是人家條條道路都需要有的那麼一個基礎，或者說不管是什麼左的道路右的道路，第一條、第二條乃至第三條道路，都是要建立在大地上的，我們恐怕缺乏的就是這個大地。

英國《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克利斯蒂婭弗裡蘭所著《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是一部關於俄羅斯私有化歷程的精彩著作。

這些天來國內國際輿論都在關注一系列巨富涉案的新聞：福布斯中國首富排行榜上有名的上海房地產巨頭周正毅、錢永偉以及許培新等人大搞權錢勾結，瘋狂聚斂，陸續落入法網。這些人的手段真是驚人：以周正毅為例，他可以「根據滬城建(2001)第0068號文的規定,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為零，」不掏一個大子兒就讓官家把上海市中心的黃金地皮「批」給自己，然後以這白撿的地皮為「抵押」運動關係貸款數十（或說上百）億，再倚權仗勢趕走原住居民不許討價還價——「上海首富」於是橫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