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为原则做人，正直诚实，不说假话，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人视此为立身立国之本。为人能够清廉不贪，宽恕大度，畏天敬佛，多行善举，这是君子之风，以此为官为人都必将积德享福报。
高允，字伯恭，南北朝时期渤海（今河北景县）人，是北魏名臣。其为人崇信佛道，少年时便气度不凡，十多岁时曾将财产让给两个弟弟而出家为僧，后还俗求学，博通经史和天文数术。
他一生以正直诚实而闻名，即使面临性命攸关之事，也决不说假话，德行操守很好。
高允原先为郡府功曹，后被北魏世祖皇帝召任为侍郎，兼任著作郎，命他和司徒崔浩一起撰写《国书》。崔浩为人狂傲、甚至喜欢谤佛谤法，而且沽名钓誉，在两个亲信的怂恿下，他别出心裁将撰写的《国书》刻在石碑上，并摆放在祭祀重地，想使它流传百世而不朽，以此显示他自己秉笔直书、无所避忌的业绩。
高允知道这件事后，预料此事可能会让崔家遭灭门之祸，一起共事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将遭牵连。
不久祸患果然发生，皇帝为此恼怒，崔浩因此被拘捕。当时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太子想要救高允，于是特地将他召去在宫内留宿。第二天，太子去进见皇帝，让高允陪乘，到了宫门，太子对高允说：“进去要拜见皇上，我会引导你。如果皇上问你话，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高允问为什么事，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去拜见皇帝后，太子上奏说：“中书侍郎高允在我宫中，我和他同处多年，他为人小心谨慎，我非常了解他，他虽然和崔浩一同共事，但职位低微，受崔浩的控制，请赦免他。”
皇帝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所着的吗？”高允实话实说回答道：“《太祖记》是以前的著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合写的，但崔浩治理事务繁多，他只是总裁决而已。至于注疏，我撰写的多于崔浩。”
皇帝大怒道：“这比崔浩还要严重，哪还有生路！”太子说：“皇上威严庄重，高允是个小臣，他这是昏乱失常了。我以前详细问过他，都说是崔浩所作。”
皇帝问：“是像太子所说的那样吗？”高允说：“我以低下的才能，错误的参与了著作，冒犯皇上的威严，罪应灭族，已料定必死无疑，不敢说假话。太子殿下因为我在他身边侍讲的时间长了，为我乞求活命而已。他实在是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实情作答，并没有昏乱。”
皇帝对太子说：“真是正直坦率啊！这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他能临死不改变，不也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吗？况且以实情回答皇帝，这是忠贞的大臣啊！像这样，难道因为一次罪过就失去这样的忠臣吗？应该赦免他。”高允就这样得以免罪。
皇帝后来又责问崔浩，崔浩语无伦次，皇帝非常愤怒，命令高允起草诏书，将自崔浩至僮吏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五族。高允犹豫不写，皇帝频频下诏催促。高允请求再次拜见皇帝，然后再写诏书。
皇帝又召见他，高允说：“崔浩如果还犯有其它的罪行，我不敢知道，如果只是触犯之罪，那罪不至死。”皇帝很生气，命令武士将高允抓起来。太子再次下拜为他求情，皇帝说：“如果没有这个人阻拦我，应当死几千人了。”崔浩最终被灭族，其实这也是他谤佛谤法的报应。
事后太子责备高允说：“人应当知道见机行事，不知道这个，学问有什么用？你进宫时，我将事情的原委都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话，使皇上如此愤怒？每次想起这事，都让人心有余悸。”
高允告诉太子，崔浩虽然有罪，但是记录朝廷日常行迹，评论政策得失，这是撰写史书的大致内容，他并没有太多违背之处。最后说道：“我与崔浩确实是共同负责这事，死生荣辱，按理不应当有特殊待遇。如果真的蒙殿下大恩，违心的苟且活命，这不是我所情愿做的事。”太子听后深为感动，对高允的正直诚实大为赞叹。
从高允的直言进谏，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和诚实。
高允曾经上疏八篇文章，借古论今，谈论天文灾异现象是上天对人的报应，其中他谈到：“我听说箕子献谋而有《洪范》，孔子叙述历史而有《春秋》，这些都是用来彰显众君主，揣度上天的著作。因此在他们善恶表现出来之前，用天象的灾异来检验，随他们的得失而用祸福来证明，天人之间固然相距遥远，而报应如回声，令人畏惧。自古帝王没有不尊崇天道而考证它的规律，作为自身修养整治的依据。这之后的史官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作为借鉴和告诫。”以此来劝诫皇帝顺应天命，通达明鉴，尊崇古训。皇帝看后非常高兴，对其内容大为赞叹。
高宗皇帝即位后，高允曾进谏制止大规模营造宫室，劝谏朝廷遵从恢复礼教等等。高宗待他非常礼貌和尊敬，总是从容的听他谈论。
有一次，高宗对大臣说：“像高允这样才是真正的忠臣啊！我做得不好的地方，他都用正直的话当面谈论，连我不愿听的，都侃侃而谈，从不回避……，你们在我身边，我却从来没听过一句正直规谏的话，只是趁我高兴时乞求官职。你们手持武器在我身边服侍，只不过有侍立的功劳罢了，却都官至王公。此人执笔辅佐国家，才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自己不觉得惭愧吗？”于是授高允为中书令，像以前一样著书立说。
高允的一生还非常清廉、谦让、淡泊名利，从不邀功请赏。
高宗即位时，高允对他辅佐很多，但并没有受到褒奖，一些无功的大臣反而受到重赏。高允对此终身都没有表示不满，仍旧尽职尽责的辅佐。
后来高宗器重高允，不直呼其姓名，尊称其为“令公”。听人说高允虽然蒙受恩宠，但他的所有家人都是平民，非常贫穷，妻子儿女连立身之物都没有。
一天，高宗亲自来到他的家中，发现只有几间草屋，粗布被，旧麻衣，厨房中只有咸菜而已。高宗叹息道：“古人的清贫也不至于这样吧！”当即赏赐给他很多的丝绸和粮食，授予其长子绥远将军、长乐太守之职。高允为此多次上表，坚决推辞，而高宗始终不答应。
当初，与高允一起被征召的人大都已官位显达，封为王侯，连高允属下的一百多官吏也已官至刺史，食禄二千石，显贵臣子家中都有许多人做高官，只有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高允做了二十七年郎官却没有升迁，有时没有俸禄，他经常让几个儿子出去打柴卖来维持生计。
高允后来升任中书监，加散骑常侍（在皇帝身边规谏过失），虽然掌管著述史书之事，但从不独断专行，时常与人商议讨论，虚心听取他人意见。从高宗到显祖的军事文书，大多出自高允之手。晚年时，他推荐高闾来代替自己。
太和二年，高允上表十多次请求退休回家，皇帝没有批准，他便以有病为由回到家乡。皇帝于是下诏用可以坐乘的小车征召他，命令州郡派人迎接。接到京城后，授其为镇军大将军，兼中书监，高允坚决推辞，皇帝不答应，搀扶着将他领入内宫，又下诏高允可以乘车入殿，朝贺时可以不拜。
此时高允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他精神矍铄，仍然尽职尽责，披览史书。皇帝见他年事已高，而且家境贫寒，赏赐他许多衣物、膳食，但他都分给亲戚朋友，很多贫寒的士人也都受到他的接济、帮助，高允对他们照顾十分周到，而且还经常上表推荐其中那些有才能的人。
高允为人还很有度量，宽恕大度，他的朋友说从来没有见到他发怒。
在一次祭祀活动时，高祖皇帝下诏用御马车迎接年事已高的高允前来观看，谁知马突然受惊奔跑起来，车子翻了，导致高允眉部三处受伤，皇帝和太后立即派人治疗、慰问。驾车的人将要被处以重罪，高允上奏说自己没有事，请求赦免驾车人的罪过。
还有一次，皇帝曾让中黄门苏兴寿搀扶高允，结果高允在雪中遇狗受惊而跌倒，搀扶的人十分恐惧，高允安慰他，没有让皇帝知道这件事。苏兴寿曾说，他和高允共事三年，从没有见过高允发怒。好友游雅也曾评论高允，说与他相处四十年，从没有见他表现出发怒的神色。
高允早先就经常对人说：“我在中书省时积了阴德，救济民命。如果报应不错，我应该能活到一百岁。”太和十一年正月，在临去世前十几天，他稍微感觉不舒服，但他不卧床休息，不请医、不吃药、出入行动、吟咏诗文，都像往常一样。
皇帝和太后赏赐他很多东西以示慰问，大臣们也不断前来慰问。几天后，高允在夜间安详去世，家人都没有发觉，享高寿九十八岁。
皇帝下诏厚赐给高允家人很多绸缎、粮食，帮助他办理丧事。魏初以来，因去世而受周济的没有人比得上他，朝廷以此为荣，并为他追赠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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