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南征北讨的过程中，对内也做了许多措施，如屯田积谷，以恢复经济发展；主张唯才是举，以纠正“征辟制”所衍生的弊端；打击豪强势力，以缓解社会的矛盾；开创“建安文学”，使学术得以蓬勃发展。这些措施使北方在战乱中还能保持一定的繁荣，故他被称为“治世之能臣”，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统一北方后，曹操是可以代汉称帝的，可是他始终以东汉为正统，纵使后来孙权上书请曹操代汉，他仍不肯称帝，并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从此话中，可知他有效法周文王统一中原的大志，但因为全国尚未统一，使他认为称帝没有实质意义，反而容易落人口实，所以一直不肯称帝。反过来说，如果全国统一，可发挥他治世的理想，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周朝的历史最悠久，国运最昌盛，而周朝的建立，正是周文王所打下的基础，尤其他寻访姜子牙的故事，更是千古传颂。从曹操礼贤下士、实施屯田、开创文学及精研兵法等作为，都可看出他确有建立长治久安国家的雄心大志。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在＜短歌行＞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样招揽人才，建立一番丰功伟业。
东汉的选才是采用征辟制，然而要得到辟举须先获得乡里的认同，此一制度后来衍生了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等弊端，很难选拔真正的人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表示不论身份贵贱，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拔擢为官。
他又陆续颁布“求贤令”、“求言令”等，以吸引大批有才之士前来投效。因为善于招揽人才与听取建言，他有很多政策都是得自属下的意见，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听从荀彧的建议；屯田许下是听从枣祗的建议。
另外，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粮草所剩无几，苦思仍无良策，他写封信问荀彧：该如何是好？荀彧回信说：袁绍军力虽然强大，但用人不善，建议曹操应该死守并伺机而动，等袁营有变就有机会获胜。
正如荀彧所言，袁绍不善用人，给了他许多可趁之机。不久，许攸建议袁绍派轻骑趁夜突袭许昌，袁绍不予采纳，此时恰好许攸家中有人犯法，被审判扣押。许攸一怒之下，连夜投奔曹营，曹操闻讯大喜，并“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许攸献计奇袭袁绍的粮仓乌巢．结果一举成功。袁军失了粮草，军心散漫，最后被曹操打败了。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
东汉末年连年混战，农业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军队也不例外，袁术的军队曾以蒲蠃为食；袁绍的士兵也曾靠桑树的果实充饥。
曹操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曹操创立以军队屯田的政策，又在各地设置“典农部”，将农业全权交由专职的官员管理。
此外，当时豪族地主兼并土地，组织武力控制乡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导致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针对豪强兼并及租赋不均的情况，他实施“重豪强兼并之法”，禁止豪强转嫁租赋，并颁布《收田租令》，制定较轻的租赋，使农民能够安心耕种。
为了避免士兵与民争利，他规定不能在军营中宰杀卖肉，也不许任意摘取果树或损伤麦苗等。这一连串的措施，不仅确保粮食的供给，也安定了百姓的生活。
建安文学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纵使人在军旅，也经常手不释卷。他的诗文气魄沉雄，慷慨悲，如《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臣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写出了生灵涂炭的苦况，也展现他悲天悯人的一面。
曹操主张“外定武功，内定文学”，他用自己创造性的才华，开创文学的新风气，即所谓的“建安文学”。建安时代是个乱世，而文学上在曹操的刻意经营下，却蓬勃发展。“建安文学”也是历代文人称许和学习的对象。
曹操的文笔简要、鲜明，也很有创造性，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他用来描述时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描述人生须及时行乐的曲调，他用来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
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四言诗自《诗经》后已衰落，而曹操却用以抒发情感，使四言诗再放异彩，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他的文学风格，也影响到后世的杜甫、白居易等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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