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雍正(系列之四)

把腐虫逐出狮身
小童子

着蒙古服的雍正帝画像。(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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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6日讯】雍正帝为何以天子之位不惜与僧侣辩论佛法真谛?他真该当“好干佛道”的批评吗?一如世界各国介入现实与专制抗争的优秀主教不得不提出道德呼吁,雍正大帝同样勇敢走上修行人的护法路。


素惠绘图

天魔波旬跟释迦牟尼佛说过,虽然它无法破坏释迦牟尼佛的修行,但等到末法时期它要以魔子魔孙盘踞在所有的禅林与道场,亦即要从佛教的内部来摧毁佛教。波旬问道:“到那时你又能奈我何?”释迦牟尼佛悲悯垂视波旬:“到了末法时期,不能奈你何。”

这段对话让佛教徒对于藏身禅林道场之中,却行乱法之实者,称之为“魔”,或者是寄身在雄狮身上的腐虫(因为佛教徒自许应如同雄狮般勇猛精进,并以佛殿为“大雄宝殿”)。

予岂好辩哉?

雍正帝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就是要把腐虫逐出狮身。他以天子之位不惜与僧侣辩论佛法真谛,却被后来的史家讥为“好干佛道”,认为天子应该专注于政事,不该涉入宗教太深。赞成这种论点的人似乎不少,所以本系列文得先花点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有句西谚说:“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这是人们问耶稣基督,要不要遵守罗马的法律时,耶稣基督的答复。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说?

上帝的律法(自然法)高于人的律法,所以才有纳粹军人执行当时的“法律”屠杀犹太人,却在战后被审判的事。良知理性是天赋也就是神的律法,不能因为一时一地人造的法律而被抹灭。杀人偿命,这是天理。

凯撒的法律与上帝的律法并非全部扞格难入,在矛盾发生时,才有选择的必要。选择遵从上帝的律法,走的是神的道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子民,归属于上帝的天国;选择凯撒的法律也许可以暂免祸害,但却是一条背离神的道路,短暂而且mortal,这样的人是个凡人,归属于凡间的帝王邦国。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苦难示现给人们看,祂最终选择了上帝的律法,祂虽被钉上十字架,但祂选择的道路却是永恒而且immortal。

当判断成为必要时

不过耶稣基督的这句话经常被人有意或无意的曲解、误用。后来有人据此主张应该“政教分离”,宗教中人不能干涉政治。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四四年的耶诞节有一段公开广播,题目为“论民主问题”,谈的就是二战局势及宗教与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教会乃“人性尊严及自由的捍卫者”。人类的尊严与自由是上帝所赋予,捍卫它是教会的使命。教宗自己以行动对政治秩序做出道德呼吁。

到了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间,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天主教正式厘清这个问题。根据对《圣经》的教诲“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雅二14)说“教会领袖有责任对政治秩序做出道德判断,当个人基本权利使这种判断成为必要时。”(教宗通谕)

之后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出现不少介入现实、与专制抗争的优秀主教。例如,巴西的阿恩斯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韩国的金主教以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大主教等等。面对中共,香港的陈日君主教,也是一位勇于提出道德呼吁的主教。这些主教面对的都是专制残暴的政权,基于道德判断,他们背负着不得已、不得不为的使命。

“六根清净”何解?

东方虽然没有“政教分离”这样的说法,却有一说认为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所以关切俗事的和尚会被称为“好干世法”,反过来说,以天子之尊修佛修法,则被讽为“好干佛事”。

其实在社会上与人有关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包含了政治与宗教的双重因素。婚丧喜庆、生老病死,哪一件脱离得了?“六根清净”是佛法对于个人修心的要求,而不是要人对民生疾苦、杀人放火的事都束手不顾!如果这么解释“清净”,那佛菩萨不是绝对清净?清净到那样的境界层次上,又何必管人的苦难,下世度人?所以说佛教的教义要求清修,出家人一点都不能干涉政事(即使仅止于批评或劝善),这完全是说不通的。

雪中送炭vs.雪上加霜

香港主权移交十年时有一个佛教法师为当局举行了“吉祥钟”的鸣钟仪式。同一天,主教陈日君则参加了香港七一的民主游行。

对于陈日君主教,中共喉舌大作文章,批评他是神职人员不该干涉政治,甚至以“政治和尚”称之。对于那位鸣钟的法师,中共的媒体与打手们不置一语批评,但网民却提出质疑:佛教何时有“吉祥钟”这回事?法师为何自创仪轨?香港主权移交和佛教教义有何关系?为何不是在六四那一天,不是在浴佛日,或者是在过年时敲钟,而独挑七一这一天?为何中共政协这帮子人都来一起敲钟?这是宗教活动还是政治活动?谁出的钱?

其实对政治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每个人的权利。随便扣上“干涉政治”的大帽子不许人们提出诉求,是一种霸道且无知的歪论。不论他是不是宗教中人,看见众生受苦,挺身而出是因为不得已,是对受苦者的雪中送炭;至于为一个迫害宗教、侵害信仰的极权政府服务,不论他是谁,那都是不应该的作为,是对受害者的雪上加霜。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会不懂。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也是人大代表的傅铁山,对于陈日君主教忧心《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傅铁山说,神职人员无论地位有多高,都应该做到“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姑且不论傅铁山错解了这句话(对此陈日君主教的反应只是一句:我知道他是不得已的),他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会又添上“爱国”二字(这种由强权标榜的“爱国”,其实是“爱党”)。试问,他与陈日君主教哪一位才“政治”?哪一位才真的守住教义,守住耶稣基督的教诲?

回头看看雍正帝,他真的该当“政教不分”、“好干佛道”的批评吗?(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51期【历史新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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