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哭許良英先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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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02月27日訊】編者按:許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生於浙江省臨海市,畢業於浙江大學,為中國知名科學史家,中國大陸第一位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譯者。長期專於愛因斯坦的著作翻譯與研究工作。

許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東望神州,仰對蒼天,撫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歷歷在目,諄諄囑托,言猶在耳,如何想像,如何接受,這世上就再也沒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親友中,有不多的人影響了我的生活。許先生是我作為生命在這個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跡的少數的幾個人之一。他對我的器重與關心也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所以儘管在他一生最後的十年中因為不能夠容忍我的經驗主義立場,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不妥協、不留情的批評,而和我斷絕了聯繫,但是對我的關心卻從來不曾,也不會斷絕。對此,我深信不疑。

最早知道許良英先生應該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長子,許成剛,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動去了東北建設兵團,這引起了我的關切。我是一個晚熟的人。雖然比許成剛大兩三歲,可是卻一直充滿孩子的玩心。雖然從六六年四月幹部子弟的怪異刺激了我,而積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卻都是憑著直覺,憑著對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的正義衝動及興趣參加的。雖然先天那種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撓的性格使我參與很多,但是對未來和人生的規劃卻從來沒有過。直到六八年春天,如許成剛這些同一派的朋友「先知先覺」地走上了「充滿未來大志」的人生之路,我才開始積極認真地思考自己的未來。
我之所以走向今天的這條道路除了六八年當時的氣氛,也就是我從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感到社會和自己的未來問題的所謂的嚴重性:連毛澤東都不能夠自己決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走資派還在走是個永遠要警惕並且威脅我們的題目。或許我自己應該對未來有所承擔。而在這方面應該有所承擔應該說和清華附中及包括許成剛在內的很多朋友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我是一個不服輸,英雄主義氣質很強烈的人。從來覺得有抱負是自己責無旁貸的特徵。我喜歡鮮明,而厭惡「溫吞水」。當時在我們這個群體最早走向這條路的就是許成剛們,還有我那時的朋友陳淮子等人。所以大約六八年夏天我開始越來越自覺地走向現在這條道路。
一九六八年我聽說許良英先生,是作為許成剛的背景。只知道許良英是他的父親,一位大知識份子。「不凡」的許成剛給他寫去絕交信,還畫了一把手槍,要他徹底接受改造。而對許成剛的「支邊」他卻是非常支持。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決心走上這條革命之路,到農村去。我的這條路是革命和傳統混合體。革命豪情的同時還混雜著傳統的有志者要在年輕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銘言。我是獨子,不願意蹲在父母身旁,而希望先飛出去歷練幾年。六九年初我拒絕了分配在第三建築公司的工作而在四月到東北白城插隊。
第二次再聽到許先生的名字的時候,許成剛已經成了「反革命」。開始的時候他不敢和我們聯繫,回北京也是悄悄的。但是到了七二年後,他希望得到幫助,而那個時候我已經徹底完成了思想的反叛,有條不紊的開始自己的追求。我對於社會的禁錮及這個社會的名譽地位已經不屑一顧,經常會有很多出乎周圍人想像的主意和出格的行為。所以許成剛在成為反革命後再次和我聯繫,並且希望得到幫助。
第二次聽到許先生的名字也已經和許先生的個人內容相聯繫。這次我知道他在農村,但是還在堅持翻譯等學術工作,對國家未來非常關心,非常關心並且支持許成剛。
大約在七四年,社會的形勢起伏變幻,鄧小平復出,批林批孔。我那時對此已經毫不關心。因為我已經徹底看清共產黨,用鄧小平的話說黑貓白貓共產黨都是貓。當時我嘲笑那些關心這些的朋友們,「新地主,老地主,都是地主。」綽號「烏鴉」的朋友則嘲笑我的這句名言說,「這是甚麼話,莫名其妙。」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我知道鄧小平主導反右,並且五六年對於匈牙利事件主張堅決鎮壓,所以我對鄧小平從來沒有好感,包括七十年代後他的復出和推行所謂改革政策時,我從來沒說過他一句好話。那是一個真正殺人不眨眼的機會主義者,一個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共產黨人!

一九七五年,許良英先生到北京商務印書館做臨時工編選他的愛因斯坦文集。許成剛對我說他父親擔憂國家的前途,很希望能認識一些有志氣有思想的年輕人,準備從事一些艱苦的工作,他向許先生推薦了我。那時我身患嚴重肝炎在家養病,轉氨酶五六百以上近一年。儘管如此,我去了商務印書館,和許先生談了一下午。
那天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屋子中的繩子上晾著幾件許先生自己洗好的襯衫,許先生穿著也很簡單,是個不修邊幅和隨便的人,一切都很簡單。現在回想,那年許先生其實才五十四歲。可臉上已經佈滿滄桑。
我和許先生的談話極為激烈,直率但是愉快。我們是兩代人,兩個世界的人。我談到我的經歷。由於六六年到六八年跟著毛澤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讓我非常痛心,為此我認為是自己的思想方法出了問題,而專心於認識論問題。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在認識論問題上是錯誤的,所以最終導致它成為一門專制學說,成為極權主義的革命理論。要說清馬克思主義就要弄清楚認識論問題。為此我除了自學哲學外,還在自學數學、物理。對此許先生給予堅決的否定和反對,他認為政治是政治,專制政治和認識論無關。
那次見面我以自己經歷也對他那一代人提出質問,你們讀過愛因斯坦等人的作品,為甚麼會跟隨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兒出了問題。
這些問題都和我六九年後的讀書生活有著密切關係。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已經在我們這群文革的中學生中流傳這個觀點,那就是一個人二十歲的時候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血性,一個人三十歲如果還信仰馬克思主義那是他沒有思想。與此同時,我也在書中讀到,當年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時候,年輕一代起來問老一代,你們當時幹甚麼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和許先生見面談的很多問題都溶有那幾年讀書的痕跡。
概述那一次我們的爭論:第一,我明確地推崇經驗主義,他堅持有一種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第二,我對共產黨是徹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觀點,只有徹底拋棄。他則認為毛澤東是暴政,但是認為共產黨能夠改變,支持鄧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後的知識份子,針對那種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卻依然對鄧小平抱有希望我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啟蒙,而非反左。啟蒙的對象是知識份子,共產黨需要拋棄,而非啟蒙、改良。
從那次開始,在其後幾年我們的多次對話中,我的中心問題就是,你們這代人讀過那麼多西方思想家、科學家的著作,為甚麼會和我們這代人一樣,如此愚昧地跟著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這是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此外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問題上根本是錯誤的,所以決定了它的教條性、專制性。由於許先生毫不諱言地堅持他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對這個觀點尤為憤怒。他一直對我堅持強調認識論問題表示堅決的排斥和憤怒。
我記得在我之後,我清華附中的朋友戴建中也去見了他。在言談中戴建中對列寧極不恭敬,這使得許先生對他十分反感。其實我比戴建中的觀點更為激烈徹底,但是大約我談的是思想,所以並沒有引起許先生那麼強烈的反感。
第一次見面以後,由於形勢變化,他又回到浙江,而我則一直陷於重病之中。再聽到許先生消息的時候已經粉粹了四人幫,他回到了北京。我不時從許成剛處聽到他的消息,如他非常看重一個叫做CTY的學生,這位CTY報考他的研究生但是因為發生了《紅與黑》式的事件,被稱為於連式的利用了N業部副部長的女兒而未被錄取。由於那個時候我早已經反叛出這個社會及其精神知識領域,所以我對CTY這些人從心底是不屑一顧的。因為我確信一個有思想的人,能夠提出問題的人,一定不會還在馬克思主義的籠子中。
這種思想讓我敵視中國四九年以後的知識界,我聲稱絕對不買一本中國知識份子的書。我甚至誤以為,四九年後的知識界的情況是四九年以前的延續,因此中國知識界是膚淺的。當然這種思想也是因為我當時無法讀到更多的四九年以前的著述,前人的探索研究,也讀不到當代海外如余英時先生等人的文章。那十年我能讀的只有些許的翻譯的內部讀物,以及能夠找到的各種古典作品。我不過是依靠搜遍這少許書籍的角落,拚命吸吮其中的營養長大的。
這種思想第一次受到撞擊是八四年讀了洪謙先生的「論時間與空間」。他那種把握概念,闡述問題的能力,讓我感到驚訝,在中國居然有和艾耶爾、羅素一樣級別的思想人物。後來讀了陳寅恪我才看到,原來中國曾經有過一批這樣的知識份子。而認識齊如山則是更後的事情。

許先生返回北京,住在東廠胡同的時候,我和許先生見面不多,而且匆匆。及至他們搬到海淀黃莊新建的教授樓的時候,再去他那兒就有了一個變化。此前我都是找他兒子許成剛,可那時候逐漸變成每次到他家主要是和他談。我們這些年輕人已經都是他的客人,無形中,許成剛已經退到了次位。這個變化是耐人尋味的,是人格魅力。我想所有因許成剛而拜訪過中關村八一二樓七〇四的他的同學回憶過去,都會發現有類似的體會。
當然我和許先生的爭論並沒有因為那幾年的社會變化和他的變化而減少、減弱。一九八一年夏天的一次見面我和他之間再次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論。我記不清楚具體的爭論細節,但是在那次爭論中,我們都動了情緒。他的激烈的態度和言辭致使王來棣伯母在偶爾旁聽的時候,不斷地在旁邊低聲說,太不像話了,太不像話了。
如以往一樣,我們之間的那次爭論涉及的仍然是根本的經驗論者們曾經提出的哲學問題、啟蒙思想問題,它讓我感到非常痛苦。因為我幾乎只能在一個答案上選擇,要麼我全錯了,也就是從七零年後走向的路根本是錯誤的,要麼是許先生在基本的哲學概念上錯了。
我痛苦至極,因為我的哲學是自學的,並且根本沒有老師可找,可問。我無法通過第三者判斷自己。而所有一切又是根本性的。大約經過兩三週的痛苦彷徨,我只好問我太太,還學文,她當時已經在北大哲學系讀過三年,也看了不少哲學書,我說,現在是我抉擇的時候,人生最重要的抉擇的時候,因為是根本性的分歧,因為涉及未來,我可以轉向,你拋開個人情節判斷一下,是我對還是他對。還學文經過考慮後說,你是對的,他在基本哲學問題上的理解是錯誤的。於是我才走過這個問題,從此決定繼續堅持自己的方向,而不再和他進行爭論。這同時也讓我對於他們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哲學框架,對西方哲學的曲解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七十年代初期後,因為思想的反叛,當然也有馬克思式的狂妄的革命情懷,以及經歷過六十年代徹底的封閉社會後的無知的井底觀天的自大,我對中國知識界極為蔑視,誰也看不上,認為已經沒人能夠當我的導師了。我沒有想到的是,一九八二年初夏,許成剛突然問我,你是否願意報考我父親的研究生,如果你願意報考,他就爭取明年招考一名研究生。你如果不能,他就不計劃了。因為他已經有四名學生,一個導師一般只能夠招收四名。他可以以這四名學生並不都是科學史所的學生,而是和別人合招的為理由,申請明年再招考一名。
這不僅讓我大為驚訝,而且極為感動,因為許先生知道我們的分歧,知道我對共產黨及其知識界的看法。如果能夠進入科學院學習和研究,這對於我來說當然是件好事。因為很多條件都是我在中學當老師所無法比的,我當然願意。
經過一番周折,我所在的中學,北京二十九中居然同意了我報考。在報名後,許先生就拒絕再見我。我再見到許先生的時候是在複試考場上。
我的報考如我一生的命運充滿了戲劇性。我原來的計劃是在哲學史和外語考試上超過別的考生,拿分,理論物理不丟分。但是不料評完卷後,恰好相反,理論物理我得分最高,外語居然五十九分不及格。總成績我是第三。我感到難以接受,因為十幾年刻苦自學哲學,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我甚至讀了中文譯本後,因為聽譯者我的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朋友馬元德先生說,羅素的英文可當作教科書範本閱讀,而又逐字逐句閱讀了英文原本。我根本不相信同代人中有比我對於哲學史把握更好的。外語不及格對於我來說更是難以想像。有朋友提示我說是否判卷、計分有誤,是否可以請許先生要求招考辦公室複查卷子。但是我的確心存疑慮,怎麼會萬里難挑一的事情又讓我碰上?
事實上在我猶豫的時候,許先生已經在得知結果後堅持絕不複查卷子。他並且說仲維光有自學和研究能力,分數不夠就不必上了,不需要複查卷子。然而,事情到這種地步,誰也沒想到的事發生了。
自然科學史所負責招考的朱兵女士在考場注意到我,她看到結果後堅持要複查卷子,並且說,這個專業很少能招收到有能力的人,我在考場看到了這個考生,今年就是不招也要複查卷子。在她的堅持下,所裡重新開封覆核了卷子。結果真的是我的卷子判錯了,被計算錯了分數。外語甚至扣了我兩次,六分的整潔分。哲學史則由於我的答卷沒有完全按照考試的規範,而回答了整整十二張八開紙,闡述對六位哲學家的思想和我的看法,在重新傳看後認為分數給低了。與此同時,那一年科學院下達了通知,所有的研究生錄取都要進行複試,一個名額要有三人複試。就這樣我在曲折中通過了第一關。
在複試中,筆試和口試我的成績是那兩個人的分數總和的兩倍多。這個成績引起所裡人的驚異。為此,許先生毫不掩飾地告訴他們,這個學生是我挑來的,早就認識。有人立即提醒他,你不怕別人說你營私舞弊?許先生則因為他做得正,對於這種可能發生的中傷他連想都沒想過。
在這件事情上,許先生讓我看到他是個公私分明,原則清楚的人。我沒有經歷過類似的事件,不知道自己碰到類似的情況是否能夠做到。身教勝於言教,這將永遠是我做人的一面鏡子。在我命運的路上當然我也永遠不會忘記朱兵女士,她對我有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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