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非常重視為人誠信。誠信觀的形成離不開教化。探索中國古代誠信教化的有效做法，不無現實借鑑價值。
* 學前誠信教化
從嬰幼兒抓起，是中國古代誠信教化的第一個環節。學前誠信教化的措施主要有：
（1）胎教。胎教最早可上溯到西周時期。《列女傳-周室三母》：「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實質上是從懷胎之始即對孕嬰進行誠信薰陶。
（2）父范母儀。學前小孩最會模仿，作為孩子第一任老師的父母，其誠信與否對小孩誠信觀的形成至關緊要。中國古代父范母儀，以身立信的例子不少，父范如曾子，母儀如孟母，可謂盡人皆知。《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有曾子取信於子的故事：曾子之妻適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汝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3）耳提面命。誠信品德的養成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需要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正確引導。據宋邵博《聞見後錄》記載，司馬光五六歲時偶得一核桃，不會剝殼而食。其姐欲助之，卻始終不肯。後姐姐因事稍離，一婢女幫他去掉外殼。姐回來後問是誰去掉了外殼，司馬光隨口道：「吾自去。」其父司馬池目睹了吃核桃的全過程，見子撒謊，乃厲聲訓道：「小子安得謾語？」並教導說：「誠，為人之本也，人當取信於人。」
（4）講故事。中國古代的誠信故事比比皆是，有心者常信手拈來，用以教育子女，如公沙穆賣豬、管鮑之誼、範式守信、商鞅立木、季札贈劍、劉備三顧茅廬誠邀諸葛亮出山等等。有些因不守信用而致敗亡的歷史典故，如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等，其警戒作用頗為明顯；牧童「狼來了」的謊言最終使自己葬身狼腹也極具震撼性。
儘早進行誠信教化是很有道理的，這是因為嬰幼兒初來人世，童心絕假純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范；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心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大學衍義補》引劉彝之語）。
*「小學」誠信教化
中國古代兒童長到七八歲時「出就外傅」，入「小學」接受「蒙養」教育，一般至十五六歲。蒙養教育的載體是散布各地的鄉校、村學、義學以及少數富人家中的家塾，以識字、寫字、背書為主，著重基本文化知識的灌輸和初步的道德行為訓練。
小學誠信教化主要通過各種蒙學教材進行。中國古代十分重視蒙學教材的編寫，這些教材大致分為五類，第一類是綜合性的字書，如《急就篇》、《千字文》、《開蒙要訓》、《太公家教》、《百家姓》、《三字經》等；第二類是專門進行倫理教育的教材，如朱熹的《小學》、呂本中的《童蒙訓》、呂德勝的《小兒語》等；第三類是歷史故事書，如李瀚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敘古千文》、陳標的《歷代蒙求》等；第四類是詩歌或辭賦類的教材，如《神童詩》、《千家詩》、《訓蒙詩》、《小學詩禮》等；第五類是專講名物制度、實用知識的教材，如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等。
中國古代通過蒙學教材對少兒進行誠信教化，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一是著名學者直接或間接參與教材編寫，提高了蒙學教材的權威性，確保了教材的高質量。以宋代為例，當時著名學者朱熹、呂本中、呂祖謙、王應麟等都曾親自編寫蒙學教材，如流傳非常廣遠、被譽為「千古一奇書」、「袖裡通鑑綱目」的中國古代啟蒙教材《三字經》即為南宋大學者王應麟所編。二是在內容上，蒙學教材把識字與培養誠信等倫理道德規範緊密結合起來。如南朝周光嗣編寫的《千字文》寓誠信教化於識字之中，其云：「信可使覆，器欲難量」，「篤初誠美，慎終宜令」。清人李毓秀編纂的《訓蒙文》（後改名《弟子規》）提出：「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笠翁對韻》則推崇：「管鮑相知，能交忘形膠漆友；藺廉有隙，終為刎頸死生交」。即使是專講名物常識的蒙童讀物，也往往融進誠信教育的內容，如《名物蒙求》即有「人生而群，不可無教……信而有朋」之語。三是在形式上，蒙學教材切合兒童個性特點，善於將深奧的思想學說與兒童的生活日用相結合，言簡意賅，通俗易曉，便於記誦。如呂得勝編寫的《小兒語》「以立身要務，諧之音聲，如其鄙俚，使童子樂聞而易曉焉，名曰小兒語，是歡呼戲笑之間，莫非義現身心之孚。」（《小兒語-序》）歷史類蒙養教材融誠信教化於歷史故事之中，極富感染力。《東坡志林》記載：「王彭嘗雲，途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一些蒙學讀物還帶有圖畫，如陶贊廷的《蒙養圖說》與現今的「連環圖畫」或「小人書」頗似，形象生動。詩歌或辭賦類的教材，往往選擇適合兒童特點和水平的詩歌辭賦，或五言，或七言，參為對偶，聯以音韻，讀來琅琅上口，好誦好記。
* 官學誠信教化
官學誠信教化主要通過學習書目的選定以及科舉科目的安排來體現。
自西漢武帝以後，儒學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學典籍成了官學的必修課程。以儒學經典作為官學教材，最容易灌輸誠信思想。因為儒家學說特別注重人的道德修養，「信」作為「五常」之一，備受關注。一部《論語》，論「誠」、「信」者多矣。以儒家典籍作為必修課，使學子在熟讀四書、五經等儒家著作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誠信教化，養成誠實守信的君子人格。
將儒家經典列入科舉考試內容，從而強化儒家思想對學子的薰陶作用，是官學誠信教化的又一制度化做法。將儒家經典列為必考範圍，既是儒家經典作為教學內容的邏輯必然，又可通過考試這一硬約束保障教育內容的理解和掌握，從而使誠信規範在學生心目中反覆強化，成為人生的道德支柱。
* 書院誠信教化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後期新型的教育組織。書院重視道德修養，往往將誠信教育列入教規之中，上升到制度的高度。
《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洞規》），是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於淳熙六年（1179年）為重建廬山白鹿洞書院而寫的學規，亦為後世學規之範本。該學規先立「五教之目」，再立「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其中有「朋友有信」、「言忠信，行篤敬」等誠信戒條。明人胡居仁掌教白鹿洞書院訂有學規6條，其中第二條為「主誠敬以存其心」，要求師生誠敬無妄。
中國古代學規眾多，將誠信要求寫入教規，以教規規範誠信教育，這是書院誠信教化的高明之處。
* 社會誠信教化
在聚族而居、安土重遷的古代，與人們關係最密切的就是鄉里、宗族和家庭。通過這些社會組織灌輸誠信理念，從而將誠信教化延伸至社會的最基層，是中國古代的一貫做法。
在鄉里誠信教化中，早在先秦就設有「三老」，專掌教化。宋代，鄉約成為鄉里教化的重要形式，其核心內容是「德業相勸」、「禮欲相交」、「患難相恤」。凡入約者各人進修，互相勸勉。明王守仁的《南贛鄉約》要求入約者「講信修睦，成為良善之民」。
宗族及宗規、族約也是進行誠信教化的重要載體。宋朝人真德秀制訂《家塾常儀》強調「古今孝悌、忠信、長厚、退讓」等道德教育。（《谷詒匯》卷十一，明崇禎七年刻本）宗規、族約常於宗祠內集會講習。明人王孟箕所訂《宗約會規》規定，宗族成員每月聚會兩次，專門講解誠信等倫常以及《大學》「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寫誡子書是我國古代家庭誠信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如嵇康在《家誡》中叮嚀兒子「守之無貳」，「堅執所守」，「慎言語」。顏之推《顏氏家訓-名實篇》專講誠信，通過「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的典故告訴子孫「巧偽不如拙誠」之理，認為伯石、王莽「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他告誡子孫：「以一偽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
重視誠信教化是我國古代教育的優良傳統之一，可看看今天的社會，這樣的美德卻在退化。呼籲重建我們的誠信教育，這是立人之本，而最終也是立國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