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八:我的九舅公范新懷(下)

作者:謝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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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11月12日訊】在那血腥的「毛三十年」中,許多親友皆命運多舛,九舅公范新懷就是其中一位。

九舅公是家中長子,在我母親的成長歲月中是她的主要「靠山」之一,在親情上,她本就相當依賴這位舅舅的。當范新懷得知甥女在北平遭他姐夫﹝我的繼外公﹞冷落時,立即挺身而出,表態願意供她一直到讀完大學。所以我母親在北師大女附中讀完高一之後,立即奔赴青島,在自己外公、外婆與九舅之照應下,畢業於青島女中高中部。

我的父母是「緣訂青島」的,當我父親謝肇齊由南京趕赴青島去相親時,母親的外公、外婆與九舅三位,都是女方的當然「裁判」,握有關鍵之「取決權」,我的老外公范岱雲一眼就相中這未來的孫女婿,直誇他氣宇不凡,乃亟力促成這段姻緣,這之間趣事不少,以後再寫吧。

父母於1936年7月4日在南京成婚,母親於次年考上金陵女大,但學校尚未開學,中日就已正式開戰,接下來的是那八年顛沛流離的日子,母親就此失去讀大學之唯一機會。

抗戰末期的1944年初,青島還在日寇佔領下,九舅公本就是位「熱血」人士,一向對東洋鬼子厭惡至極,早就想到「大後方」去「共赴國難」,加上我父親已在貴州札佐的「軍政部陸軍札佐演習場」擔任場長﹝師長銜﹞,屬下有十幾位歸國的軍事留學生們協助他耕耘了四年多,培育出大批﹝數以二、三十萬計﹞抗日精兵。當地生活環境雖清苦,但至少安全無虞,況且我母親也十分掛念住在青島的家人,積極地鼓動他們搬到貴州避難。我母親當時身體不好,青島家人全是她的至親長輩,當然也非常關心她,這雙重的相互考量,促成了他們長途逃難之決心。

抗戰時期的交通工具不是有聯貫性的,以致他們由青島到貴州札佐的旅程,許多路段是要靠兩條腿走的。我的老外婆﹝彭氏﹞幼時遭纏足,那兒能長途跋涉,這段旅程竟然是她兒子,我的九舅公揹她老人家走到貴州的,全程少說也有數百﹝近千﹞英里,現在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這是何等的孝心與毅力。

就是因為老外婆幼時受夠了纏足之苦,所以她的四位十九世紀末出生的女兒,包括我的外婆在內,不但沒有遭纏足,還接受了新式學堂教育,成績出眾的,更是有出國留學的機會。舉兩個現成的例子,我的外婆范新懿就是去日本習醫,姨外婆范新瓊則到法國習畫,在當時的中國,這是突破舊社會保守「規範」的。君不見,號稱是世界民主模範的美國,其白人婦女也直到1920年8月18日才獲得投票權的,足見百年前對婦女之歧視是世界性的。我那可憐的老外婆生長在極端保守封閉的年代,是典型的受害纏足婦女之一。

圖:這是我手中僅存的老外婆﹝范彭氏﹞照片,攝於1953年6月25日﹝端午次日﹞地點是湖南岳麓山。站立者左二是繼外公劉侃元,右三是我外婆范新懿,右二是我姨外婆范新瑾,她倆都是老外婆的親生女兒,左一與右一的年輕女性,有可能都是我的表姐。坐在椅子上的老外婆時年87,在照片中可以清晰見到她纏過足的小腳。老外婆於1962年去世,享年96。(作者提供)

當我九舅公一行經過長沙時,或許是受我母親之託,順便在長沙郊區的農家找來一位家庭褓姆,一路帶到貴州札佐,她就是曾悉心照顧過我們兄弟倆的「張嫂」。

張嫂比我母親年長約兩、三歲,粗識字,結過婚,也至少有過一個孩子,為了家計而出外謀生,在我們家前後工作了四年多, 操持家務帶孩子之外,還兼照應家中兩位老人家,但她通常不需下廚,也不幹粗活,與我們一家相處融洽,直到那兵荒馬亂的1949年才離開我們。

很遺憾的是,張嫂的原名已遺忘在漫漫的歲月中,她的形象我也完全沒有記憶,因為我當時實在太年幼,但張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我母親也十分倚靠她,把她當自家人,吃飯時更是同桌一起吃的。

如今回想起來,母親如此倚重張嫂,與她童年時痛失幼弟﹝日生舅﹞應該有關。母親生下我之後身體極差,只剩下「皮包骨」,還經常虛弱得起不了床,我哥哥當時尚不滿四歲,也正是日生舅遇溺的年紀,我父親抗日軍務繁忙,經常不在家﹝我出生於獨山戰役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如今遠方近親們又都來貴州札佐避難﹝連繼外公的一家六口,也於1944年4月由長沙徒步抵達﹞,家中確實需要添個幫手。

我自出生離開醫院,就在張嫂的懷裡成長,幾個月後,鬼子們吃了兩粒原子彈,自晚清以來就欺辱中國人達半世紀之久的日寇,終於屈膝投降。我們一家人,連同已如家人般的張嫂,就隨國民政府復原南京,父親當時在陸軍總部第五署任職﹝掌管陸軍訓練的機構﹞。

八成是因天生魯鈍,此時我已一歲多,都已搖搖晃晃地可以走幾步路了,但居然還不會講話。有一天我被放在有高欄杆的幼兒床上睡午覺,張嫂與我母親則在客廳裡話家常,兩人的閒聊突然被我的「喊叫聲」打斷;

「XX!」我在喊。

嗐!我居然第一次喊出聲啦,張嫂與我母親都十分驚喜,不過「XX!」實在有點兒「語焉不詳」,兩人趕緊躲在門後靜聲聆聽。

「XX!」我站在幼兒床上兩手緊抓欄杆,又連喊了好幾聲。這下子她們終於確定了,那「XX」是「張嫂」,而且是湘音的「張嫂」!

張嫂連忙進房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盛讚我是個「有良心」的「芽子」。我母親則是憂喜參半,我會「開口」固然是好事,但喊出的第一聲居然不是「媽媽」,也確實讓她抱憾終生。哦,「芽子」是湘語中的「小崽子」,是「小孩子」的暱稱。

我父親於1947年9月,被陸軍總部與美軍遠東區總部共同遴選,遠赴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受訓﹝此行總共只有三位國軍軍官,其中一位是何應欽將軍之女婿汪敬熙,他日後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的上將警備總司令﹞,直到1948年11月才返國。這一年多期間,我們母子三人連同張嫂,都被送到青島,因為那時不但我的九舅公已回到青島電信局的原工作單位,七舅公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學院紡織系畢業﹞也在青島,擔任炙手可熱的中紡青島分公司十三個紡織廠的總經理,我們四人﹝包括張嫂﹞就借住在七舅公的金口一路十四號中紡宿舍裡。

當時繼外公全家也在青島,劉侃元以其流利日語,協助七舅公范新度接收原屬日系的紡織廠設備。當時年僅十五、六歲的梅姨﹝就讀於青島聖功女中﹞,常帶著我去中紡宿舍﹝在海邊﹞旁的海灘戲水,這兒時情景還一直存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返國後,我們全家遷回南京,父親在領陸軍三十二師﹝屬第四軍團七十軍﹞由江蘇移防至江西瑞金時,張嫂還在我們家裡,此時我母親與她已有近五年的相處,倆人在情感上也十分融洽,但時局大亂之下,人心惶惶,張嫂擔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在七十軍奉令移駐廣州之前夕,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我們。日後兵荒馬亂之際,我們母子三人從廣州倉惶出逃到九龍,就再也沒有張嫂的消息了。

一甲子後,躺在松街療養院的母親追憶,在江西瑞金時,我們若是能拿出約一百銀元給張嫂寄回家鄉作「安家費」,或許可以留得住她,但是之前我父母親已將積蓄中的大部份﹝四百銀元﹞,轉交給我在福建武平老家的奶奶﹝我在2012年母親過世後的一篇文章中曾詳述其經過﹞,沒有什麼餘款可以留住張嫂了。

張嫂是貧戶出身,但願她能在老毛的血腥三十年統治下苟且偷安,但把張嫂帶進我家的九舅公范新懷與繼外公劉侃元可就慘啦,他們是老毛扭曲人性的階級鬥爭中,必須鬥垮鬥臭的右派知識份子,是遭老毛迫害的億萬黑五類民眾之一。

話說從頭罷,繼外公劉侃元在日本留學時,就已被共產主義的謬論洗過腦,是日本中國留學生中的左派領導人之一。返國後還曾應周恩來之邀,成為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之一,您看倌總不該忘記,在國共尚未分裂時,周恩來曾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吧?繼外公劉侃元一生從未加入共產黨,但卻是個徹頭徹尾的馬克思、列寧的共產思想信奉者。

毛朝開張之日﹝1949年10月1日﹞,老毛在天安門上趾高氣昂地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啦」,事實上「倒下去」的比「站起來」的還多,「地主們」人頭落地後,騎在農民頭上的「新地主」,正是共產黨自己,被「解放」後的農民是沒有土地擁有權的,其他的血腥階級鬥爭也立即展開,鬥爭對象居然是敵我不分的。

三年後的1952年,繼外公劉侃元這「非共產黨員」就開始被老毛清算,遭誣指為反動的共黨「托派」,剝奪了他在湖南大學的教授資格,讓這極左派書生頓時生活無著。之後老毛再施「大鳴大放」之詭計「引蛇出洞」,繼外公就是那群天真地,被引出洞的近六十萬「知識蛇」之一,慘遭抄家不說,還惡整他必須日日以掃街清廁維生。老毛如「地痞流氓」般欺辱知識份子之行徑,在「大鳴大放」運動中表露無遺,當年奮力捧毛的眾多天真左派知識份子,這才如大夢初醒,後悔莫及。

1966年文革開始,我外婆范新懿親見夫婿遭紅衛兵無數次暴力地毆辱與批鬥,氣急之下不幸中風,導致全身癱瘓且喪失語言能力,纏綿床第足足七年之久,終於在1973年含恨而逝。

繼外公則含冤掃了25年的街,直到老毛赴閻羅殿報到後的第三年,才得以「平反」,不再被「強迫勞動」,但是歷經30年來花樣百出的各種毛式階級鬥爭「運動」,全家老小早已被打成了「黑五類」,所有家中成員皆受到非常不人道之殘暴迫害,簡直生不如死。好在梅姨自幼就已過繼給親戚,得保無恙。最慘的是劉侃元的繼子﹝我母親的親弟弟余怡生﹞,他是在公審後,遭共產匪徒們就地活埋的!

九舅公范新懷在神州變色時,是長沙市電信局局長﹝或是擔任總工程師﹞,1952年的第一次「反右」,他這知識份子就遭下放到農村去勞改,兩年後才被遣返長沙。也像他姐夫﹝我的繼外公劉侃元﹞一般,遭罰以掃街清廁維生,此刻的范家宅院已被抄家,也不知他老人家每晚在那兒落腳﹝因為親戚們怕惹禍,都不敢收容他這黑五類﹞。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九舅公死於1959年初的隆冬某日﹝也就是俗稱的三九天裏﹞,在饑寒交迫之下,孤獨地倒斃於他每天必須「工作」的長沙街頭,遺體遭大雪掩蓋,數日後才被路人發現。孝子竟然沒得善終,嗚呼哀哉!

在松街療養院裡陪母親的最後半年裡,聽她老人家講了許多家族成員的故事,她的「人生列車」起站是湖南長沙,終站在美國舊金山,一生歷經了數不清的車站,在這「大時代」裡,她是億萬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之一,所以在人生每一站所發生的「故事」,經常是「甜少苦多」,直聽得我淚眼滂沱。至於歷經了更多車站的父親,他在福建老家之親人所受到的極嚴重迫害,就不是我三言兩語就可以帶過的,以後找機會再寫吧。

唉,難過歸難過,眼淚也就任它淌吧,至少這半年隨侍母親的日子,在我的生命中不但具有特殊意義,也是非常溫馨的。

謝行昌2021年十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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