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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革命與復辟
四 民主革命的歷史范疇
第一、就時間而論
革命既然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則民主革命便決不僅僅具有一個歷史事件或一次歷史事變的意義，無疑應該是有始有終，並有過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不過是法國民主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而已。
同時，既然在民主革命爆發後，尚存在著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這樣一個普遍、艱難、復雜和激烈的過程，所以，各國民主革命也只有經歷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主體歷程」，才可能走向最後的成功，即民主對專制的最後戰勝 —— 她的標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確認與確立。由是，我們就應該將民主革命自爆發到革命的反覆較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過程，即全范疇。從而對民主革命的歷史范疇有一個甚為科學的界定。這樣，我們也才可能對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起始與終結，尤其是她的復雜歷程，有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才能使那些身處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狀態中的國家或民族，避免將階段性的專制復辟當作民主革命已經失敗的標志，從而樹立民主革命必將走向最後成功的信念。因為，英國民主革命並未因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而走向失敗。法國民主革命更未因波龐王朝的復辟而未獲最後的成功。希特勒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所煽動起來的復辟熾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國於短命的必然。蘇俄與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雖然奪取了反撲民主革命和顛覆民主政體的成功，但是，他們一個已經自我崩解，一個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決心就必然要面臨覆滅的命運，無疑已經昭示了：以二月革命勝利為始的俄國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將一定會走向最後成功的歷史前途。
第二、就內容而論
在政治革命領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專制的政治制度，並建立一個民主和法制的新社會制度，以確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貫徹與實行。所以，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就是建立和反對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較量。因此，也只有為建立這個新制度而奮斗，並最終地確認和確立了這個新制度，才可視為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
在思想革命領域，鑒於不能最終地推倒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分，削弱它對於世道人心的鉗制與影響，便不僅會給民主革命的發動帶來困難，甚至能為專制勢力的卷土重來，造成先聲奪人的局面。可以說，任何一家專制王朝，在臨死前都要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如滿清王朝崩解前對「三綱五常」的推崇。同樣，任何一股專制復辟勢力，要復辟就必定要獨尊專制的思想和文化，猶如「尊孔」便是袁氏復辟帝制的先聲。因此，革命前的思想發動，即宣傳和張揚民主共和的理念，並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後的思想建設，即一方面是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揚棄，一方面則是積極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擊退舊思想、舊文化的反攻；也就成為民主革命之極為重要的思想內容了。
在經濟革命領域，由於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對專制權力經濟和要求突破傳統農業經濟的一個結果；由於傳統農業社會解體的速度和程度，與自由經濟形成的規模和成效，乃是民主與專制之較量往復的重要社會基礎；因此，努力推動自由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迅速解決農民的問題，即解決土地的問題，就成為攸關民主革命成敗，尤其是革命與復辟誰勝誰負的重大環節。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在革命爆發後，能否立即著手解決之，將無疑對保衛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農民在專制勢力的誘逼與發動下實行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便實在是不能稍稍等閑視之的。法國農民對於法國民主政權的全面叛亂，西班牙農民對於王朝復辟勢力的廣泛支持，辛亥之後因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所帶來的慘重後果，和五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正因為在台灣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才鞏固了中華民國台北政權，並終於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訓和經驗，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鑒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論
顯然，在我們一談及革命的形式問題時，我們立即就會聯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結束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帶有迅速推進、甚至強行推進變革進程的意義，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來推動之和進行之。更何況歷史也從未給革命規定某種必須的形式。但是在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發展中，民主革命確實是過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說道：「迄今為止，各民族的編年史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應當作出犧牲的人，總是不肯犧牲，要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總要強迫人家犧牲。好事和壞事一樣，也要通過篡奪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還未曾有過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為「應當作出犧牲的人和強迫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的沖突」，並由此將革命之所以採取暴力的責任，平分秋色地套在這兩種人身上。再次，他顯然是無意地抹殺了是與非的界限，而且視革命為一個碟子並不響的把戲，恰恰忘記了由他自己所敘述的法國革命史，已實實在在地把法國民主革命之所以採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採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質，敘述得那樣準確。
他說：「在錢的問題上，王朝政府並不排斥按人數表決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決。而在政治上，則贊成按等級表決，因為這樣做，十分有利於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達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稅，而不是讓人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璽大臣巴朗）把三級會議之任務局限在下列范圍內：討論稅收問題，並進行表決；討論一項新聞出版的法律，以便給以種種限制；討論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則一概排除。」07
於是，米涅又說道：「這完全是對國民願望的無知，或者可以說是公開的對抗。」08 然而，正是這一無知與公開對抗（公開對抗更準確 ），才激起了第三等級的強烈不滿，並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後才第一次召開的三級會議流產，同時醞釀了革命的發生：第三等級被迫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便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遂冒雨到達網球場宣誓：「在制定法蘭西憲法前，絕不解散國民大會」，並且吸引了第二等級自由貴族代表的積極參加；六月三十日，國王派兵鎮壓群眾遊行，無奈士兵竟以高呼國王萬歲為手段，拒絕接受命令，國王遂向凡爾塞和巴黎調集軍隊，決心鎮壓；七月十一日，國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財政總監內克爾的職務，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七月十二日晚，國王調集的軍隊與巴黎的群眾發生沖突，暴力鎮壓終於開始；七月十三日，群眾被迫拿起武器准備起義；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殘酷鎮壓而狂怒的群眾終於攻占巴士底獄 —— 於是，偉大的法國革命，不僅無可奈何，也無從避免地被迫採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過來，如果我們再將歷史的事實進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級會議上，國王同意以人數而不是按等級表決政治問題，那麼，第三等級便不會自行召開國民會議；如果第三等級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不曾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便不會在群情激憤之下冒雨去網球場宣誓；如果國王同意國民會議制定法蘭西憲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爾塞調集軍隊試圖鎮壓，並且不在此時此刻解除內克爾的職務，其後，更未造成國王與軍隊的沖突和群眾與軍隊的沖突，則群眾絕不會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獄。如是，法國革命便既不會採取暴力形式，更不會沿著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個法國革命的歷程與暴力形式再也脫不開干係。同樣，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憲和君主立憲的憲法制定以後，能夠安於他們已得的權力，而不是陽奉陰違，密謀與歐洲專制勢力聯合，以拚命摧毀法國革命，並決心反攻倒算，國王和王后也不會被送上斷頭台。
應該說，近現代各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無一不是專制統治者「逼上梁山」的結果。並且，更應該說，近現代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爆發，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無一不是被專制統治者們有預謀、有計劃，和寸步不讓、步步緊逼的暴力鎮壓陰謀及暴力鎮壓行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發，除掉極少數是在正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響下，並在被迫革命的形勢形成之後終於發生以外，常常都是群眾在毫無准備和毫無動機的狀態下，因為遭受暴力鎮壓而群情激憤所致。歷史的事實是，如果沒有菜市口的刀光劍影和人頭落地，孫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棄」；如果沒有那個「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沒有俄國共產暴力革命發動的藉口；09 同樣，如果沒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殺，則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以及其後的大陸民眾，便絕不會「暴動和暴亂」，而只可能繼續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力。這，便是近現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這個真理，才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動輒指責革命、尤其是指責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場，建立一個分辯的事實基礎。只有明燎了這個真理，我們才能夠為堅持理性而追求和平與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並敢於在專制統治者的殘酷暴力鎮壓面前，同樣能夠為堅持理性而維護人民正當的暴力反抗權力。因為在不應該採用暴力革命手段時而採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應該、並且在不得不採用暴力革命形式時卻不敢採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則同樣是不理性的。
這樣說，自然不是志在號召要用暴力革命來推倒現存的專制制度與專制政權。因為自古「變革天命」便有過種種非暴力的形式。在當代，波蘭團結工會堅持長期合法斗爭以結束波共一黨專制的歷史，東歐共產國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權更替的經驗，尤其是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交接棒式地和平解決蘇俄共產制度向民主制度轉換、即過渡的初步成功，這一切無不說明，在我們的時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演變的形式，來解決從專制向民主的最後過渡，和解決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最後較量，藉以將變革時期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已經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具前景的了。它不僅是當代人民民主意識、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養得以提高的一個重大成果，而且是當代專制政治與專制制度已經日益不得人心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也正是這樣兩個原因，才造成了專制政體自身的分崩離析局面，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某些權力人物民主意識的覺醒，或民主素養的提高。戈爾巴喬夫作為當代和歷史上一個偉大人物的全部意義，即在於他寧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權力，卻願意將民主與自由從共產專制極權制度下解救出來，並還給了自己優秀的人民。因此，我們無須鼓吹暴力，更無須把暴力革命當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們只需要堅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堅定民主制度必將取代專制制度的信念，堅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同樣不採取欺騙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動、甚至是迫動下，願意逐步完成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我們都應該在不求激進與不算舊賬的總前提下，為了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福祉，而採用非暴力的形式，將偉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如果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其對暴力鎮壓、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撲的迷信仍然冥頑不靈，則來自人民非自願的暴力，即被迫產生的、並且同樣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會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標緊密連接在一起，為民主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而犧牲奮斗，並且在所不惜。齊奧塞斯庫身上的九十九個彈孔，便是最透徹的證明。因為專制必敗，民主必勝。因為人民必定是革命與復辟之反覆較量的最後勝利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