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明輝:成都,你在哪里?

殷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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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5日訊】成都,你在哪里?成都你在哪里?我多次帶著這個問題去問別人,也問自己。但要想把這個問題回答清楚解釋明白卻又感到頗不容易。有人說,你常年居住的那個地方,你現在站立的那片土地不就是成都么,這還需用問來問去的嗎?假如這就是標准答案的話,未免太簡單化了。确乎如此,我常年居住的這個地方,我現在站立的這片土地就是成都。然而,我認為這僅是地理概念上的成都,而非實質意義上的成都。什么是實質意義上的成都呢?那就是具有丰厚歷史文化遺產,博大精深的文化積淀,有著2300多年建城歷史,有著千條以上的街衢閭巷,有著百余座寺廟,而与北京、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同享華夏七大古都盛名的歷史文化名城。

古往今來,從這里跨進來走出去的碩學通儒、騷人墨客多不胜舉,他們揮動如椽之筆,給這片膏腴之地留下無數大气磅礡、天机云錦般的文化遺產,使成都修聲遠播,名著寰區。贏得洛陽紙貴盛譽的大文豪左思對成都推崇備至,他在《蜀都賦》中寫道:“夫蜀都者,蓋兆基于上世,開國于中古,廓靈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丰蔚所盛,茂八區而掩藹焉……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万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玄服靚裝……”。李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 其一》:“九天開出一成都,万戶千門入畫圖。 草樹云山如錦繡,秦川能及此間無”。杜甫《成都府》:“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晚唐詩人雍陶曾用這樣的詩句贊美成都:“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 唐人盧求《成都記· 序》謂:“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侈,技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妙要,揚不足侔其半”。陸游《梅花絕句· 其一》:“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通過歷代文化名人對成都的稱頌,足見成都宮室之富,文物之盛,田園之饒,山川之美确系天下少有,“揚一益二”洵非虛言。成都的所有官衙、祠堂、會館、公所、街巷、院落、橋梁、水井、樓台亭閣、館榭苑囿、學堂院校、宮觀寺廟、雕塑碑刻、匾額楹聯等等都是歷史文化的見證和載體,而世世代代蕃息蓄藏往來其間的老幼婦孺士農工商僧道醫卜乃至引車賣漿者流都是同這座城市血肉相聯的有机組成部分。

元朝初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 波羅在他的《馬可· 波羅游記》第四十四章里,對成都作了如下描述:“成都是一座美麗的大城,座落在一片平川上,方圓32公里。成都有很多河流,有的環繞城市,有的穿城而過。這些河流都發源于遠處的高山,為成都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河川有寬有窄,有的寬800米,有的寬200步,都相當深。市內一條河上,有一座大橋。橋上,兩排大理石柱支撐著木質屋頂,頂部裝飾著紅色的圖畫,頂上蓋著瓦片,可以遮避風雨。整個橋面上,排列著工整的房間和鋪子,經營著各种生意……”馬可· 波羅算得上是最早向海外介紹成都的外國人。自秦筑成都城后,歷經興廢。据清末簡陽學者傅崇矩《成都通覽》謂:“今之成都城,非漢唐之舊。舊城早皆毀圯,故城亦較大。”“因明城之舊,重修于皇朝康熙初年,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四千一十四丈,女牆五千五百三十八,東南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總督福康安、李世杰二公重修之,令遍种芙蓉,以复五代之舊,符錦城之名,有种芙蓉碑記”。其后成都省垣遂成大城包皇城和少城三城并立的格局。大城道路基本上沿襲明代街道順應河川地勢修建,形成棋盤方格式布局,街面鋪以石板,街巷之間,曲陌相通,有的街道還建有牌坊柵門,兩旁遍植桃杏榆柳,梧桐銀杏,樹影婆娑,綠陰可人。成都的城市繁榮和文化傳承,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氛圍之中。

西漢文翁興學使經濟發達、文化滯后的成都很快得到同步增長。景帝以前,四川沒有官辦學校。景帝任文翁為蜀郡守,文翁在成都設置學官,創建官學,以石頭修筑校舍,稱為“石室”,又稱“玉堂”。由于文翁的大力提倡,蜀郡的教育事業迅速發展,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准逐漸赶上全國最先進的地區。其后,蜀學始終能夠同北京、江浙學派成鼎足并立的局面,這与文翁興學有著直接因果關系。

成都之為成都,是因為這片土地孕育出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嚴君平這樣一批大師級人物;成都之為成都,是因為這里出過常璩這樣的著名史學家,是因為李白、杜甫、薛濤、蘇東坡、陸游曾在這里留下大量傳誦千古的詩篇。以成都為活動中心,以溫庭筠、韋庄、黃甫松、歐陽炯等人為代表的花間詞派亦不失為文學史上的一大亮點;成都之為成都,是因為這里曾經出過黃筌這樣的丹青妙手,唐慎微這樣杰出的醫學家,魏了翁這樣的鴻儒,楊升庵、劉鑒泉這樣的一流學者;成都之為成都,是因為何紹基、宋育仁、王壬秋、廖平曾經在這里講過學;成都之為成都是因為唐玄奘、張船山、李調元、楊銳、張大千、南怀瑾、巴金、是從這里走出去的;成都之為成都,是因為馬一浮、陳寅恪、吳宓、錢穆,朱自清、葉圣陶、俞平伯等大師曾經來這里傳道授業解惑,華西壩鐘樓荷塘邊曾經留下過大師們的足跡……陳寅恪大師把成都當成他的第二故鄉,他在《詠成都華西壩》詩中寫道:“淺草方場廣陌通,小渠高柳思無窮。雷車乍過浮香霧,電笑微聞送遠風。酒醉不妨胡舞亂,花羞翻訝漢妝紅。誰知万國同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按:此詩作于1945年,當時日本尚未宣布投降)而扎根于本土的“五老七賢”諸宿彥曷莫而非傳統文化的守護者乎?成都有著如此沉博絕麗的文化內涵,含華佩實的精神倉儲,成都人真應引以為榮,為之自豪。

最能體現成都文化積淀及實物見證的皇城位于成都的中心地帶,它的歷史可上溯至戰國時期,系明蜀王府遺跡。明洪武11年(1378年),朱元璋封十一子朱椿為蜀王,于后蜀皇宮舊址興建蜀王府,占地38万平方米,蜀王府宮殿巍峨,園林精致,頗具皇家气派。進入清季,蜀王府改為“貢院”,用作全省考試舉人之地,極盛時期可同時容納1万多名士子參考。民國時期,“貢院”雖然先后被用作軍政府、學校及其它民政辦事机构,然其建筑毫發無損,貢院內的“菊井秋香”為舊時成都八景之一。皇城外的寬敞空壩則是小販、江湖藝人和普通市民自由活動的天地,一年四季熱鬧非常。成都人習慣稱這里為“皇城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 “皇城壩”似乎便是老成都的代名詞。“文革”初期,在市民惊駭的目光中,有著600年歷史的皇城慘遭拆毀,皇城外那一對碩大無朋造型精美的石獅在一陣硝煙過后化為一堆碎礫。此外,全川規模最大的文廟及建筑精美,香火旺盛的北門城隍廟俱毀于五十年代,由于年湮代遠,現今的成都人對此已覺依稀仿佛。

另一頗能體現成都獨一無二名城風韻的實物見證為劫后余生的少城,少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秦漢時期,唐代杜甫寫有歌詠少城的絕句“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怜。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一)今日少城的格局為清朝初年所建,蓋因清朝實行八旗兵駐防制,八旗兵除了駐守京師外,亦要分派全國各重要城市駐扎,成都乃西南重鎮,故有一支八旗兵駐防。根据“旗漢分治”原則,八旗兵駐地須与當地居民嚴格分開,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在成都大城西面修筑了專供旗人兵丁及隨軍家屬居住的城,城牆4里5分,高1丈3尺,辟有5座城門,頗為壯觀。城內以今之長順街為中線,辟出官街8條,每旗1條,大小胡同數十條分供數千兵丁駐扎,加上其他滿人,極盛時期居住在城內的人口達二万余眾,故少城又稱滿城。滿城以將軍衙門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北至八寶街、小北街,東自半邊橋至東城根街,方圓約10里。為進行民族隔离,滿城各城門設有盤查所,由八旗兵丁日夜警戒,這种狀況一直維持到清朝滅亡。滿城居于成都上風上水之地,金河穿城而過,街道平直,花木繁茂,環境比大城為优。將軍衙門位于長順街頂端,乃滿城最重要的署衙,其門首高懸 “望重西南”、“控馭岩疆”等匾額,衙門內還有演武廳,軍器庫、火藥局等軍事設施。將軍衙門遺跡俱歿,作為地名,老百姓仍將其挂在嘴邊。滿城形似一條蜈蚣,將軍衙門猶如蜈蚣之首,長順街猶如蜈蚣之身,長順街兩旁的几十條胡同猶如蜈蚣之爪。辛亥革命以后有人提出胡同是滿洲名詞,應予廢除,其后少城街巷遂啟用新名。從金河街口的長順上街起算至長順下街的八寶街口止,右邊依次為將軍街、東胜街、斌升街、桂花巷、仁厚街、多子巷、商業街、商業后街、黃瓦街、長發街、東門街、東馬棚街、紅牆巷、過街樓街、半節巷、東二道街;左邊依次為柿子巷、西胜街、井巷子、窄巷子、寬巷子、支磯石街、泡桐樹街、實業街、柵子街、小通巷、奎星樓街、吉祥街、槐樹街、西馬棚街、焦家巷、竹葉巷、四道街、三道街、西二道街。少城每一條街都是一幅成都民俗風情畫卷,少城每一條巷都是一首百讀不厭余韻無窮的詩篇。滿清滅亡后,滿城不再是禁區,普通市民均可自由出入。許多外地商人乘机在滿城附近開起了典當鋪,大肆收購沒落旗人家產。一些軍閥富商、外州縣豪紳也紛紛住進了滿城,其中也夾雜著一些為躲匪患,另覓栖所的鄉下土老肥。隨著社會結构的改變和入住漢人的增多,滿城成為成都文化發達、名流集中的优雅住宅區,市民逐漸將這一地區改稱少城。

少城几十條街巷,風貌各异,絕無雷同,無論走到哪條街哪條巷,不看門牌也不會說錯,這是因為构成街巷的建筑物各具特色,個性鮮明,既适宜居家,又具較強的觀賞性,穿行于少城街巷內,很難見到造型相同的門庭。少城建筑既保留有北方胡同的厚重粗獷,又呈現出南方庭院的玲瓏精巧,櫛次鱗比的民居院落自成體系,互相呼應,渾然一體,儼然一座其大無比的天然民俗建筑博物館。有的門庭雖經后來入住的房主修葺,然其恪守明清舊制的基本風貌未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基本如此。少城里較大的庭院稱公館,較小的庭院稱獨院,不論公館、獨院,院內必有一口水井,那時,成都地下水極為丰富,又少污染,故城中之民皆是鑿井而飲。有的公館具有几重天井,真是 “庭院深深深几許”,有的院落還遺留有水塘,旁置亭榭,內种蓮荷,納涼滌暑,賞心悅目,差同仙境。而每一座院落都保留著前代遺留下來的參天古木,如銀杏、松、楠、樟樹、榕樹、皂角、女貞、丹桂、橘柚之類。少城之民,尤喜种花,無論哪座庭院,一年四季都是鳥語花香相伴,令人心曠神怡。許多院落的牆體還遮覆著薔薇、荼蘼等香气馥郁的藤科植物,少城的空气清新極了,以至于多少年后仍讓人難以忘怀。

少城如秀色可餐的美女,雍容矜持的貴婦,風流蘊籍的雅士,豪放不拘的名流,不須打造,本身就是一張魅力無窮的城市名片,不論怎樣禮贊少城,都不會顯得過分。總之,成都的神韻就在少城,少城是濃縮了的成都。我的人生曾經融入這片空間,在遷离少城多年之后,我的心仍在少城里,只有少城里的那些院落,那些名木古井,衣香人影,鳥語花光才能永遠系住我的心。在潛意識中,只有少城才是我真正的家園和心靈港灣。如今這一切全都煙消云散了,只給人留下無限悵惘之情……在我12歲那年,我家從南門外遷入寬巷子背面的支磯石街33號居住,這是一座中等規模的典型川西四合院民居,臨街“朝門”呈八字形,大門兩邊安放了一對形狀乖巧的石獅子。兩扇大木門厚重牢實,門檻也較高,進入朝門“門道”,一道繪有圖案儼似屏風的裙板擋住視線,“門道”兩側設有內門,進出頗方便。轉過“門道”側門,就算進入呈長方形狀的庭院了,庭院兩側各有三間廂房,正中那間是雕花雙扇木門,兩邊為花格木窗,房間內各有小門相通,天井很大,几乎就是一個花園,花園正中為青石板鋪就的過道,過道兩邊是泥土和花台,花台內种滿了花草,花園左上方有一棵高大挺拔的銀杏樹,熱天能蔭庇半個院子,秋熟之際,樹上每天都要自行掉下一些果實來。花園右上方是一口古井,井周全用石板鑲成,全院6戶人家共飲一井水。庭院上方稱上房,地勢亦略高,要上三步台階,正中為堂屋,左右各有居室二間,我家就住在堂屋左邊那間屋子里。穿過堂屋是后天井,春暮夏初,在后天井小憩,還可分享隔牆寬巷子后院飄過來的淡淡花香。前院空地還栽有女貞、紫薇、美人蕉,每天都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鳥飛到院中來喈喈鳴叫,聲音十分悅耳,住在里邊,感覺到的是一派祥和景象。上房主人何域藩老先生是川北鹽亭人,喪妻無子嗣,其續弦夫人亦無出,老夫少妻相依為命,日子過得很清苦。何老先生是謝無量的舊交,曾同謝先生共過患難。何先生雖然名不見經傳,卻也是一位篤學慎思的讀書人,同輩老先生都說他是位詞章客,可惜他的詩文我當時看不大懂,只記得他的吊古詩中的一句“傷心一片秦淮水”,何老先生晚年有幸進了省文史館,倘非文史館按月供給的那點微薄薪俸,真要饔?不繼了。曾經在民國末期當過成都市市長,擅長書法,后被禮聘為文史館研究員的余中英先生(號興公)就住在支磯石街靠近同仁路段的一座公館里,我經常跟隨父親拜訪余老,在我印象中,余興公生活簡朴,自律甚嚴,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他的案頭壁上貼著一幅自書的我所知道要算最簡短的座右銘,曰:“有事即辦”。現在位于支磯石和下同仁路交匯處的成都畫院系后來入主的外來戶,由于畫院擴充地盤,便征占了余老故居。余老已仙逝多年,我偶爾經過余老故居,竟連“望廬思其人”都不可能了。而我曾經住過的那個四合院早已棟折榱崩,春夢無痕。早些時候,支磯石街還發生過一段凄婉的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蜀派著名古琴藝術家藍橋生和他的年輕妻子將家中珍藏的兩張唐代名琴“大雷、小雷”擊碎后,雙雙仰藥自盡。其后曾緘教授感其事而賦《雙雷引》長調,以紀其事。其中有句云“支磯石畔深深院,銅漏丁丁催曉箭。夫妻相對悄無言,玉繩低共回腸轉。已過三更又五更,絲桐切切吐悲聲。清商變徵千般響,死別生离万种情……”同支机石街相對的那條小街叫仁厚街,仁厚街是一條非常整洁幽靜的街道,兩旁公館院宅對峙,花木扶疏,有的公館經過改建,還融入了一些西洋建筑風格,有的院牆上還嵌有做工精致的拴馬石,頗能表明宅院主人的身份。生前寂寞,死后名顯的國畫家陳子庄先生就住在這條街上的一所獨院里。与仁厚街相鄰的多子巷住著一位我父親的老友易學專家伍劍禪先生,伍先生是蓬安人,畢業于中央大學,后留學日本,曾与國學泰斗章太炎先生信使往來討論易經,引起學界矚目,伍先生還工詩,其《春日游青衣山福禪院題壁》詩云“問竹穿幽徑,尋詩過野亭。人隨春漸老,山借佛為靈。世事風中絮,生涯水上萍。云岩聊小憩,一笑万峰青。”此詩第三聯被詩界譽為名句,流傳頗廣。少時,伍先生欲招我為入門弟子,后因种种原因未果,我見到伍先生總是恭恭敬敬地行個鞠躬禮。抗日將領、四川省主席劉湘(號甫澄)的公館也在多子巷,將軍街還曾是民國前期四川省省長、軍閥楊森府邸所在地,國民党元老戴季陶亦曾卜宅于吉祥街。距多子巷不遠的桂花巷口住著一位我的老友民間琴師趙胡琴,趙事母至孝,年長未婚,他的胡琴拉得極好,琴是自產自銷,邊走邊拉,琴聲時而瀟洒,時而激昂,時而悲愴……只有在成都只有在少城才能听到這樣動人的琴聲,隨著桂花巷的不斷“變臉”,我這位老朋友也音訊杳無,我再也听不到那樣优美動听的琴聲了。東門街原是少城東門城門所在位置,這條街上住著一位道貌岸然、鶴發童顏的老者鐘傳義先生,他是趙胡琴的業師,以教授琵琶二胡為生,五、六十年代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常能見到他自己手書的招生廣告。他書齋里挂著一幅單條上書“最偉大的人就是最孤獨的人,最孤獨的人就是最偉大的人。“文革”初起,紅衛兵闖入他家,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把他這條幅扯下撕碎丟入茅坑,誰知他竟拍手叫好說:這就對了,消滅罪證了。紅衛兵听了大為光火,對他一陣推搡之后又指著他鼻尖罵道:看你這副長相就像階級敵人。誰知他又滿臉不屑地回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紅衛兵听不懂他說的是些什么,認為反正是反動話,于是把他斗至天黑了事。趙胡琴不僅對母親孝順,也很尊敬老師,他們倆師徒都是恪守傳統的人物,成都的少城里似乎應該有這樣的人物存在才夠韻味。東門街還住著一位號叫涵真法師的怪人,他當過某座小廟的住持,后又進過勞改隊,最后進了街道生產組當打雜工。“文革”運動爆發前夕,涵真大約預感不祥,便把家中所有物品變賣一空,只剩下一間單人床,過了一段時間,他干脆把床也賣了,真正做到家徒四壁了。有了這几個錢,他便天天到廟里去消度時光。涵真喜談詩,把我視為忘年知交,他還寫得一手被人稱為“孩儿體”的書法,雖非上品,卻也涉筆成趣,他曾送過我一幅他寫的寒山拾得詩句的書法作品,由于几度拆遷搬家,竟被我丟失了,涵真年事已高想已不在人世矣。柵子街是位于長順中街的一條小街,這條小街首尾在前清及民國初期設有柵欄,故名。柵子街10號是一座規模不大也不甚起眼的四合院。我父親的一位老友吳瑋樓(號望雪老人)先生便住在這所院子上房左側的一間屋子里。吳老極有學問,工詩工書知醫亦擅丹青,他寫得一手正宗王字,倘在今日,定要賣大价錢,可惜吳老不遇其時,潦倒以終。吳老同我父親有著60年的交誼,其生平著述散失頗多,殊為可惜!他的遺詩估計有200首左右,其中不乏傳世之作,如他的《六十自壽》“冷暖人間六十秋,偏勞日月轉云頭。草玄識字老何用,拄杖看山壯負游。曾從仙洞觀棋局,又來塵海泛虛舟。惜花蓄石無錐地,心上巍巍望雪樓。” 吳老同謝無量先生私交甚好,我親眼見過謝無量先生复他的信函及酬唱詩作,可惜均在“文革”抄家時丟失,吳老頗痛惜。吳老曾送我一把折扇,上面題有他親筆書撰的《寄謝無量先生》詩:“詩史風徽重草堂,眉山异代接靈光。后來揚子工才調,獨有先生蹈大方。錦里傳詩成聚散,都門倚席費平章。修書欲問京塵事,已覺春陰上指涼。”詩后附有這樣一段文字:時先生應中央大學聘居北京鐵獅子胡同紅樓五號數有詩扎往來多已散失。我家在少城一住三年,后因故搬往東門珠市街。

我家再次從東門搬回少城是 “文革”期中的事,我家遷入柿子巷5號的一所院子里居住,距我家不遠的10號院宅就是中醫骨科圣手杜自明先生的故居。目前,杜家院子已經身陷重圍,岌岌可危了。同在少城居住,又同我家淵源較深長期保持著來往的先輩還有:住在過街樓92號的我的業師楊慶治教授,寄住在寬巷子24號鄧澤生老人院宅的學者、詩人張圣奘博士,住在窄巷子對佛學研究有著極深造詣的學者、詩人韓老(韓文畦),住在奎星街的著名學者魏老(魏時珍)和王維明教授等。此外,居住在少城內的高人雅士、詩禮之家尚多有之,少城真是一座文化積淀無比深厚的人文寶庫。隨著少城几十條优雅街巷的不斷拆毀搬遷,改造更新,少城的人文色彩日趨暗淡,所有雕欄畫棟、丹楹刻桷、公館庭院、樓台亭閣都被水泥預制塊构成的現代樓房取代,少城成了各路“房地產諸侯”逐鹿爭雄的風水寶地。少城主心骨長順街及其東西兩翼東城根街、同仁路的拓寬取直工程的如期告竣,正式宣告少城的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

寬巷子、窄巷子、井巷子是少城几十條街巷最后幸存下來的三條老成都胡同,僅憑這三條已經殘缺不全的胡同,如何承載得起歷史文化名城的重量?最近,打造這三條胡同的戰鼓已經擂響,如何打造是政府的事,老百姓無權也不可能進行干預。但我總擔心老成都唯一的三條尚存原始風貌的滿城胡同會不會又被打造成類似文君街那樣的“假古董”呢?為什么非要把這里的原住居民通通遷走呢?原住居民才是這里的真正主人,才是這里歷史文化的真實見證,才是這里的生動气韻和靈魂,任何偏离以人為本的思路都是荒唐錯誤短視的。前車之鑒,不可不察,否則,是要落下千古罵名的。

我再次搬离少城之后,就再也沒有重返舊里的机會了……但是,我對少城的眷顧之情無時或已。每當我經過同仁路時,就會產生一种特殊的感情,這不僅因為這里是我的出生之地,還要令我想起當年那位滿腹經綸怀才不遇的老朋友李灝先生,他就在這條街上的一家街道生產組當門衛和鍋爐工。每當我經過焦家巷口,就會想起同我有過交往的畫家馮石甫先生就住在這條巷內。每當我經過將軍街時,就會停下腳步目測一下青年時代的好友書法家舒炯一家原先所在的位置。每當我經過金河街的時候,就會情不自禁地望著原金河對岸的“楊柳百柱樓”舊址浮想聯翩,那是我應該稱為太老師的近代大學問家朱青長的故居。還有一位晚清大名士杜柴扉也隱居在金河對岸一處綠楊掩映的院落里。我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長順上街桂花巷口那家名叫“枕流茶社”的茶館和長順下街那家名叫“竹園”的茶館,這兩家茶館曾經是我的課堂,業師楊慶治先生在這里為我講授了許多文章和做人的道理。我還有一位親姊尚住在少城紅牆巷的一所小院里,我的親姊是啞巴,任何人若要找她,只要在街頭巷尾一問便知。后來啞姊住的院子也被拆遷,啞姊一家也被遷往离城中心較遠的地方去了。伴隨著整個老成都的消失,少城亦難逃厄運,這本是一樁可以避免應該避免最終卻未能幸免的千古遺憾啊!

成都在患上商貿高熱病的同時,也患上了文化貧血症,可以肯定地說,改造城市的號角吹響之時就是成都文化開始丟失之日。如果僅僅把“道路暢通、通訊發達、功能齊全”當作建設和經營一個城市的最高主導思想,必然會畸輕畸重,顧此失彼,對于久享盛譽的文化古都尤其如此,甚至會帶來巨大災難和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因為這种觀念傾向于強調“物”和“景”而忽略了“人”。一個城市只有景,沒有人,是空心的城市,沒有靈魂的城市;只有人,而無可歌可詠可書之事,也是一個品味甚低、缺少情趣的城市。成都确乎變大了,通訊也發達多了,稱得上功能齊全了,但同時成都似乎又變成了一座“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缺乏深度,整體平面化或曰充滿銅臭的商業气息特濃的城市,不是嗎?你在成都市區游逛,除了感受到強烈的商業氛圍還能感受到別的什么呢?倘若重新給成都定位的話,“西部特大新興商貿城”倒是值得首先考慮的名號。作為商貿大城和現代化都市的成都每天都在昂首挺胸,闊步前進。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成都每天都在嚶嚶啜泣,黯然褪色,那些曾經讓歷代文人墨客歌詠不絕的文物景點,那些作為老成都顯著標記的老城牆、城隍廟、清真寺、皇城、少城、金河、御河、拱背橋、會館公所、祠堂照壁、老街小巷、民居獨院、公館豪宅、教堂鐘樓、舊式茶鋪、城門洞、鐘鼓樓……還有深巷的梆聲、水碾的轆轆聲、十家院壩內的圍鼓聲,都成了遙遠的絕響,永遠留存于老成都人的夢中……

成都雖然喧囂鬧嚷無比,其實卻是一座缺少高雅音樂缺少优美歌聲的城市,不是嗎?成都的歌舞團、京劇院都已名存實亡,銷聲匿跡,你上那儿去欣賞它們的藝術呢?就連本土藝術——川劇也難覓芳蹤,几近斷流,在川劇王國的中心卻難欣賞到川劇,這該是一件令人尷尬和悲哀的事情吧。“文革”前,從城里出來,只要走近東門城門洞,就能听到高亢入云,鼓樂喧天的川劇樂鼓聲,其中不時夾雜著悠揚宛轉長聲吆吆的領唱和幫腔之聲,走過東門大橋,步入水津街,那鼓樂唱腔就更加清晰可聞了。那時,望江川劇院就在水津街口,“文革”前,以演出古裝戲為主,每天兩場,場場客滿。有許多囊中羞澀的鐵杆戲迷便斜靠在劇院門邊或坐在街沿邊閉目靜听或跟著調子哼哼唧唧地唱……

眼下,我獨自站在東門大橋河邊,對著被橡皮壩擋住去路渾濁發臭近乎不流的府河水出神。過去,我在這一帶的熟人多得數不清,如今這一帶沒有任何人認識我,我也不認識這一帶的任何人,隔岸的望江川劇院早已人去樓空,不知所終。面對府河兩岸林立的高樓和川流不息的車輛,我腦子是一片空白,我心中是一片茫然……先前,我家就在府河邊的珠市街上,現在,我不僅說不出我家老屋子的准确位置,我甚至也說不出伴我度過青少年時期的老街的走向,我印象中十分清晰的老街故里早已被連根鏟除徹底注銷了。改造后的府河兩岸東門段,依我個人的看法,反而不如原先那個老樣子好,我是在否定之否定之后,大力宣傳本土文化的今日來說這番話的。當年的東門大橋兩側全是傳統的磚木結构的清代及民國時期的建筑,府河兩岸還保留著為數不少濤聲依舊的吊腳樓,河中尚有渡船,河水猶可浣衣淘菜,与今日又黑又臭,不時泛著气泡的府河水簡直是兩重天地。故有人戲言,現在跳河,淹不死也要毒死。我家所住的珠市街全是青瓦屋面,整條街上并無破爛房屋,街面也挺干淨,同珠市街連界的大安街有一部份是半邊街,站在臨河的空地上可以眺望府南河兩江相匯的情景,也可瞭望對岸東門上河壩街的街景,上河壩街也有很大一部份半邊街。現在回想起來,彼時這一帶的景致真是美妙極了,稱得上是一幅局部的成都“清明上河圖”。我當然把逝去的歷史拉不回來,但是我一直在想,假使當年整治府南河時具有同當前差不多的社會氛圍,政府當局能夠象保護恢复大慈寺那樣將珠市街、大安街、青蓮街及府河對岸的水津街、上河壩、黃傘巷、錦官驛等老街民居保留下來,則僅這一片區即完全可以同閬中古城比美而毫不遜色,可惜,這只不過是一位普通市民的一廂情愿而已。

春熙路是成都商業最為繁盛的街道,在重新打造之先,多少還保留了一點文化韻味。孫中山銅像應該算是頗能體現名城風韻的一處所在,兩株蒼勁的百年銀杏,數株挺拔如蓋的大雪松相与掩映其間,銅像座基側是一家花店,四時鮮花不斷,稍有教養的人走到這里都不免停下腳步瞻望片刻,方才离去。銅像兩邊是兩幢風貌不同樓層都不甚高与中山銅像極為協調的建筑,一邊是由本地著名書法家梁伯言老先生題寫招牌,專門經營景德鎮瓷器的商店;一邊是成都唯一幸存的古籍書店,招牌是由本地著名書法家劉東父老先生題寫的,我看見這塊木刻匾額已經在那里懸挂好几十年了。所有這一切給中山銅像景點營造出一种肅穆溫馨的气氛,使這里成為無可爭議的城市標記之一。孫中山銅像背面是一條与春熙路主街回環相通的道路,“文革”時期,這里一度成為地下書市,每天人頭攢動,我便是這里的常客。改革開放后,這一帶曾被政府辟為圖書市場,這种流動的人文景觀与中山銅像周邊氛圍極為合拍,并能體現出市民的精神風貌。改造后的春熙路,最大敗筆就是徹底破坏了中山銅像的原始景觀和人文氛圍,寸土寸金的春熙路偏要搞出一個沒有必要并不需要名實不符的廣場,真是勞民傷財,“帶起兌窩唱戲——吃力不討好”的蠢事一樁。移了位的中山銅像,被放置在廣場中央空地上,孤零零地似乎与周圍環境与整個城市沒有任何聯系,四周高大建筑將中山銅像映襯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擺設,我們怀疑當初的設計師們是否具備最基本的美學常識。現在的中山銅像前成了各路商家搭台造勢,進行商業炒作和各類時尚明星登台亮相、怪吼亂叫的露天大舞台,說得不好听,簡直烏煙瘴气,除了是對革命先賢的大不敬,同時也將文化名城的聲譽和認知程度降至零點,這不知引起過多少老成都人的憤怒和文化人的感傷!這實際上僅是一种提升商業、降低文化的極端世儈浮躁的表現,最終得不償失。現在的春熙路仿佛變成了大型露天霓虹燈具展銷一條街,原先僅存的那一點文化韻味蕩然無存。那鑲嵌在地上和牆上的急就章似的浮雕猶如在表述著膚淺和別扭,在令人頭暈目眩的“光污染”重災區和絕對物化的商業漩窩中,似乎并未能吸引住涌潮一般高度亢奮的人們的目光。原先那兩家名叫“飲濤”、“漱泉”的具有濃濃的成都味的在這條街上存在了半個世紀以上的茶館,也在一夜之間壽終正寢。一言以蔽之,改造后的春熙路過于洋化,過于商化,脂粉气過濃,盡失本土情調,這樣的商業步行街在任何城市都能見到,即在本城之內亦隨處可見,不覺為奇,只是所處位置不同而已。

成都好像并沒有真正認准自己在中國乃至世界的位置,成都被徹底誤讀,誤讀成都的并非成都老百姓,而恰恰是所謂城市經營者們,他們汲汲于要把成都打造為國際大都會,汲汲于提升成都的城市形象,汲汲于快速提高成都的知名度。城市經營者們過于趨向實用主義,過于急功近利,其結果是,前所未有聲勢浩大片瓦不留的拆遷運動,恰恰破坏了成都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及其固有的光輝形象,晝夜轟鳴的推土机將“歷史文化名城”這塊熠熠閃光的金字招牌徹底埋葬在轟然倒塌的瓦礫堆中。在政績為先,豪言壯語甚囂塵上,在大手筆漫天揮舞,在“打造”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的城市熱病流行階段,誰如果站出來為捍衛文化說几句話,誰如果當眾潑一盆冷水,便會立即被目為异類而被淘汰出局,這是文化古都最大的不幸,也是成都人最大的悲劇。

建筑大師梁思成先生有一句名言“如果城市里蓋同樣的房子,孩子就會哭著找不到家門”。非常遺憾,成都正在熱火朝天全方位地步入這种誤區。千人一面的雷同建筑不僅讓人生厭,還會讓人難于辨別方向。成都人在成都要迷路,老成都上街得求人指點迷津,這無論如何也不能算城市建設的成功之作吧,相反,只能算銘刻在成都人臉上的一种無奈和挂在嘴邊的一聲深沉的嘆息。成都猶如經受了一場洪水的洗禮,大多數標識被沖刷得干干淨淨……成都成了一座失去記憶的城市,原本异常清晰的文化脈絡變得完全模糊無法触摸了,成都人的心靈家園不知寄存何處。与其說在建設成都,毋宁說在糟塌成都,強奸成都。人文內涵丰富、文化積淀深厚的成都有必要亦步亦趨地去摹仿上海、廣州、深圳、大連、香港、悉尼、紐約、東京嗎?人們穿行于新城區內,不論走到哪一街區,得到的都是一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當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青磚青瓦、飛檐翹角,千姿百態,凝重典雅的庭院式建筑消失殆盡之后,平庸的缺乏想像力抄襲成病的設計師們就只能給社會貢獻出非驢非馬,千篇一律,沒有靈气,沒有個性的建筑作品,讓城市徹底失掉個性,此風遍及全國。雷同的城市,雷同的建筑,雷同的街道,雷同成為城市難以擺脫難以違抗的宿命,城市与城市之間的雷同,城市街區之間的雷同,清一色的寬闊大道,完全割斷了与歷史相連的文化根脈,僅剩下鋼筋水泥的堆砌物,能不產生出雷同嗎?假如把一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蒙上眼睛帶往成都任何一個街區,他能說出這是哪座城市嗎?相同的大道,形似的建筑,构成了城市的主色調。這真是劣作大比拼,糟糕透頂!有時,我真想當面質問城市經營者們:是誰讓你們把城市打造成這种膚淺低俗,不倫不類的模樣?

成都似乎只允許寬闊筆直的大馬路高歌猛進,不容許曲折幽深的小巷淺斟低唱……騷人墨客留寓其間,再難品味到陸游“小樓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詩中的意境了,也難重覓戴望舒《雨巷》詩中那种“悠長、悠長……”的韻味了。在成都的大街上行走,你看到的盡是急急忙忙匆匆赶路的行人和單調、枯燥、剌眼、容易引起視覺疲勞的高層玻璃鋼幕建筑。一浪蓋一浪毫發無間的車流,令你血壓升高,心動過速,你哪里還生得出半絲“驀然回首”的那份閑适心情呢……

八車道的大馬路為快速增多的車輛提供了馳騁空間,兩旁大同小异缺乏美感的建筑物像無數倒立的火柴盒,使人容易聯想到:城市,不過就是有建筑的過境路而已。我望著眼前這座曾經非常熟悉,眼下完全陌生的人潮涌涌車流滾滾,高樓林立的城市,真有身在故土,卻不知家在何方之感,啊!成都,你變得太快太突然,讓成都人猝不及防,失去思索余地和改正机會,你變得面目全非,無從辨識,令人難以認同。我從心眼里迸出一句話,成都——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啊!老成都死去了。它死于高熱不退的“打造城市”流行病,它走得太快太快,我只有在老遠的地方為它唱一曲悲傷的挽歌……老成都死于淺薄無知,老成都命喪庸醫之手。

成都已經喪失了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獨立標記和基本气質,沒有理由和顏面繼續享有這個并非依靠炒作就能獲取的崇高稱譽,也許在下一輪中華歷史文化名城評選活動中,這頂桂冠不得不讓四川另一座名實相符的歷史文化名城——閬中去獨享了。這不能不說是成都人的永久之痛!閬中之能承受這個光榮稱號乃因其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載體和眾多實物見證大多存在,而作為古城靈魂古城內涵的鄉親父老街坊居民尚未被“騰籠換鳥”、實施政策性外遷,其不可替代的原汁原味的古城气韻是極為真實和异常鮮活的,你一旦入乎其中它就會扑面而來。這在高度強調“以人為本”之今日,尤其顯得珍貴。其實,作為原本形神兼備名并華夏七大古都之列的成都以其城垣之廣,市郭之大,街巷之多,庭院之繁,士民之眾,誠所謂“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的絕對优勢,東南西北中,隨便划出一個片區并加以科學的具前瞻性的保護措施,恐怕在固有的城區范圍內,隨便能夠盤活几個像閬中古城那种規模的古街區出來。從這一點意義上說,成都無异毀棄了几座或更多蘊藏丰富含金量極高的金礦。物質上的損失通過努力尚可彌補,而文化及人文精神民俗積累方面的損失則如亮星殞落,万劫不返了,這又是令人何其痛心的事啊!

成都,你在哪里?我來哭你吊你,除了哭,我還能怎么樣呢,我能將“干青云而直上”、“騎鶴下揚州”的某一位經營者拖出來咬他几口嗎?啊!老成都死去了,老成都走得太快,他像一位無力抵御病魔的老人噙著眼淚,裹著嘆息,悄悄地走了,竟未能給我們留下几句臨終囑咐……啊!老成都,歷史文化名城的成都,除了難以磨滅的記憶,現在什么都沒有了,成片的完整的文化古都及其載體徹底消亡了,文化名城的靈魂,即世世代代居住在里面的“原住民”紛紛被“重組”外遷,從而徹底割斷了他們与故土千絲万縷的聯系,成都實際上成了一座沒有血肉沒有靈魂,只有表象而少內涵的特大空殼城市。成都只剩下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樓、文殊院和被腰斬過的大慈寺等几個形單影只,失去依托的文化孤島在向遠道而來的文明尋訪者和始終執著地痴愛著這方水土的老成都人訴說著百年風雨千年滄桑和万般無奈……

也許,我們暫時得到了物質方面的滿足,也許我們暫時陶醉在城市建設的輝煌成就之中而興奮不已,也許物質文明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种种方便……但是,我們卻失去了高雅的文化品味和人類永恒的必不可少的心靈撫慰劑及某种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的東西。

假使未來的人文學者將探討“瑪雅文明”是如何消失的那樣的類似命題用于探討文化古都——老成都是如何消失的,并逐漸形成一門學科或熱門話題,則我們這一代人簡直不知荒謬到了何等地步,歷史將會怎樣無情地嘲弄我們呢?

成都似乎已經沒有值得我動情和特別留戀的地方了。那些正在不斷拓寬的大馬路,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樓,同歷史文化名城好象沒有多大的必然的內在聯系,何況這般模樣的城市在哪里都能見到。作為文化古都的成都消失了,作為新興商貿大都會的成都正在強勁崛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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