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籌委會）日前在澳大利亞成立﹐召集人孫立勇的經歷和為人我比較了解。他1979年考入北京市公安學校﹐1980年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工作﹐做過派出所民警﹐也做過預審員。後因深知警察系統的黑暗﹐轉行到某公司保衛部門工作。六四期間他帶人在木樨地阻擋入城軍車﹐六四後與朋友一起創辦《民主中國》（後改名《鐘聲》）雜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目前﹐他已寫成記述中國監獄實況的書《走過冰山》﹐不久將可出版。
立勇出國時﹐國內朋友介紹他與我認識﹐來澳後幾個夜晚的長談﹐使我對中國監獄裡良心犯﹑政治犯的境況有了更為詳實的了解。我們一起為他那些仍在獄中和已出獄的獄友以及中國其他獄裡的政治犯的艱難處境悲憤﹑着急。他多次表示要組織一個後援會﹐為中國因政治宗教受迫害的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於是有了今天由幾位原監獄裡的“政治犯”共同發起的“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籌委會）。
一般人會以為這只不過是海外又多了一個有名無實只能瞎嚷嚷的“會”﹐某些人自封個會長或主席什麼的就很快“于無聲處”﹐而我卻看好這個暫時只有“七八條槍”的小組織。因為我知道﹐他們未掛名時已幹了許多實事﹐而且是在他們自身尚未立足安穩時就已為中國政治受難者做出了幾次經濟援助。
一般剛到國外且英文不好的人﹐正常的願望是趕快安頓自己的生活﹐為稻粱謀。而他們卻在搬家﹑魚店﹑建築的艱難勞作之際仍把責任和道義扛在肩上﹐辛苦掙到不多的錢除去應付房租吃用﹐幾乎全都寄到了十幾位中國政治受難者的手上。
有一次我打電話去﹐以為他下班了可聊聊天﹐那知他告訴我他正跟一些人在酒巴﹑俱樂部撿啤酒瓶子去賣錢。當時我心一酸話語都哽住了﹐我知道他那時的腿正因搬大鋼琴時壓腫了一大塊。
有幾百萬美金的“中國人權”做了不少改善中國人權的工作﹐卻也鬧出了不小的風波﹐我不知詳情不想對此說三道四。我想說的是人心和人格有時比金錢更有價值更有力量﹐孫立勇他們的存在和作為是一證明。洋人的資助當然重要﹐做好中國的事情卻首先是要靠一大批正直和有責任心的中國人以“撿瓶子”的精神來盡心盡力。
我認同秦暉先生所論的自由主義者人生觀﹕一是維護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隸﹔二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隸主﹔三是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堅持廢奴主義。在物欲橫流﹐犬儒主義盛行﹐他人之間的強制仍普遍存在的今天﹐稀缺的正是第三個層次的自由主義人生觀。
為數不少的海外華人﹐由於生活的艱辛﹐其人生大都停留在上述第一層面上。一些人自以為告別了專制社會與文化卻對潛移默化于腦際心底的專制統治者的思維邏輯以及一些極權文化的積淀﹐習焉不察﹐為其所愚而不自知。由於“狼奶”﹑“馬毒”的作祟﹐“民主斗士”不能包容尊重他人異見而引發互罵相殘的醜聞不絕于耳。有心在第三層次上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者不少人也由於大步難邁小步不願邁而乾脆停步不前﹐只剩下喊喊簡單的口號罵罵娘的氣力。
立勇幾次對我說﹐他不是幹大事的人﹐但他要做小事做實事﹐他不想與什麼黨派敵對﹐只想為推動中國向民主自由社會轉型做些他所能做的事﹐從一點一滴做起。援助政治受難者﹐正是他實踐自由主義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的自然表現。
後極權中國社會不盡如人意的事很多﹐許多人都恨不能一日將中國民主化﹐但誠如李慎之先生所說﹐對諾大中國的一些事只能“慢慢地着急”。一步到位“將軍”當然好﹐為了“將軍”卻須先“拱卒”。更多人“無一日不拱卒”﹐“邁小步﹐不停步”﹐中國向民主自由社會轉型的實現就指日可待。
我不是主張大家都去撿瓶子﹐能寫文章的寫文章﹐支撐近半個世紀中國極權主義的舊意識形態仍未完全過氣退場﹐書齋裡也還需要革命﹔包括海外的華人社會目前組織化程度尚低﹐“中國人權”的風波至少表明﹕中國人至今尚未有一個真正好的組織﹐有組織才能和領袖資質者也應當仁不讓﹐致力于改變中國人的“單子化”現狀。我只是推崇“撿瓶子”的精神﹐並期望有心推進中國民主進程的人不管從事什麼工作﹐持怎樣的觀點主張都以“撿瓶子”的幹勁和韌性去展開自己的工作。每個人以合適自己的方式去推進中國的民主化﹐同時﹐對其他人的方式多一些理解。推動中國向民主自由社會轉型需要多方合力﹐多元並存﹐道不同可相為謀（真小人偽君子暴徒除外）﹐本來就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內涵。
中國監獄裡一日有一個良心犯政治犯﹐中國的政治就一日是不文明。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不久將訪問中國﹐“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籌委會）已向他提交了一份要中國政府釋放的政治受難者名單。為中國監獄裡沒有一個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那一日的到來﹐讓我們都來支持“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籌委會）的工作。
就從類似“撿瓶子”這樣的工作做起。
2005-4-6于悉尼
《觀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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