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這遺言，變成對我誕生的詛咒」
「中國文化是什麼？」這問題貌似清晰，卻令我越想越不著邊際。是否中國人的文化就都是「中國文化」？或凡發生在中國的都叫「中國文化」？有沒有一個哪怕只由中國人所共有的「中國文化」？誰來決定什麼「是」、而什麼「不是」中國文化？一旦決定了，這「中國文化」還有沒有演變甚至超越自身的可能？如果有，我們怎麼去見證它的活力？如果沒有，那個固定的「中國文化公式」，豈不在先天抹煞一代代鮮活的生命？它究竟該被稱為「偉大的傳統」？或只該被實事求是地被叫做一個「過去」？
本節的小標題，引自我寫於一九七七年的第一首詩《自白》。它有個副標題：「給一座廢墟」。這裡的「廢墟」既具體又像征。具體之處在北京的圓明園，彷彿命中注定，我從兩歲起就住在這座被八國聯軍洗劫一空的滿清皇家園林附近；而它的象徵意義，則來自文革終於結束後，整個中國驚醒時，赫然發現幾十年的「革命」已把一個民族、一個文化變成了自身歷史上最黑暗的版本。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徘徊在那片亂石、枯草、殘雪之間，「死亡」如此觸目，猶如灰暗天空下大塊裸露的黃土；「末日」如此刺骨，正像毫無遮掩的地平線上咆哮而來的寒風。我這一代人，無知得甚至不懂，那幾根被我們當作不屈和抗爭標誌的石柱，恰恰是與中國文化無關的「西洋樓」的殘餘。僅僅因為它們羅可可風格的雕花不符合「社會主義」的需要，才免遭五十年代建設人民公社時大拆遷的厄運。我目不轉睛注視著，一片預設進我們生命起點的荒涼，一種從開始就擺在燒焦的土地上的處境。那些默默的石柱，「彷彿垂死的掙扎被固定／手臂痙攣地伸向天空／彷彿最後一次／給歲月留下遺言。。。」我們的誕生，直接是死者遺言的最恐怖、最殘忍的形式。
這構成了我對今天「中國文化」認識的起點：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為「建設」起來的斷壁殘垣，霸佔著土地，連清除也無法進行。我這一代人，可以簡稱為「沒有文化的一代」，或在「反文化」中成長的一代。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都不僅僅被忽略，更被徹底否定。我第一次面對「孔夫子」，是在七三年「批林批孔」政治運動中。孔夫子與毛要打倒的林彪被並列為「階級敵人」。如果說，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始，中國的思想主題可以概括為「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型」的話，那麼四九年後，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怪胎——既毀了數千年中國文化自成一體的結構、又引進不了西方文化結構，最終兩面雙雙失控，中、西之「惡」組合出人性黑暗之集大成！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毛澤東借西方歷史進化論的空洞邏輯，遮掩—縱容其肆無忌憚的專制暴行了。大躍進式的公開謊言、文革中的濫殺無辜，只要誰也不懂的「歷史唯物主義」一詞出口，就立刻變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與「共朝」暴君的絕對獨裁相比，兩千年前漢儒們立「天道」以制約「皇權」的努力，實在顯得太富「民主」氣息了。而與中國古代士大夫對自己的人格道德要求比，當代中國專制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摧毀，堪稱殘酷之最！而且，不僅儒家的「進取」被壓制，連道家式的「退隱」、佛家式的「出世」也被斷絕，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無所不在！歸根結底，所謂「砸碎私有制」，砸碎的是古老常識對人性作惡本能的限制；所謂「實現社會主義」，實現的是從官方內部權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體化污染：無精神原則的徹底實用（「唯」物，多麼絕妙的翻譯！），導致徹底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甚至我的中文，當五花八門的「主義」、「口號」充斥其中，使用這種一無感覺二無意義的「大詞」，就等於自動跳入它的陷阱。我們簡直分辨不清了，那毒素究竟來自外界、還是乾脆儲存在自己內部？當我們一廂情願地繼續使用「語言」、「傳統」這些詞彙，卻幾乎沒注意到：我們其實既無「語言」又無「傳統」。民族虛榮者鼓吹的「古老輝煌」，已經永久性地成了一堆碎片；而把賺錢等同於「現代」，更是一派自欺欺人。我們所在之處，那瀰漫在空氣中、被吸入肺腑、融進血液週身循環的，根本不是什麼「中國文化」，強名之，只能叫「共產黨文化」。它造出的人性廢墟，比一切外在廢墟觸目驚心千萬倍。很殘酷嗎？但更殘酷的是——迴避它，我們的「思考」就根本碰不到想談論的現實！
二，「從不可能開始」
「人在行為上毫無選擇時，精神上卻可能獲得最徹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獨》一文中寫道。作為一位年輕詩人，我已經知道，我面對著一種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說，現實在不停提供「噩夢的靈感」，我們的寫作跟隨著它，劃出的正是一條向自己親歷的痛苦經驗深處探尋的軌跡。一個輪廓清晰的「追問的歷程」。每抵達一個「形而下下」的現實深度，也同時獲得一種「形而上」的對存在的理解。或許出於直覺，或許是對中國災難歷史的「怪圈」式循環有所自覺，或許冥冥中被中文動詞的「非時態性」所啟示，我所體會的困境，自始就直指一種剝去了「時間幻象」的處境。一種「不可能」，揭露出「進化」深處人性黑暗的深淵。它遠不止是「時間的痛苦」，更是「沒有時間的痛苦」。正因為這，杜甫寫於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詩句「萬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才跨時空地與我心心相契，成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銘。
中國古話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同理，當意大利電視台問我「詩對你意味著什麼？」我的回答是：「從不可能開始。」是的，必須有對處境之「不可能」的自覺，還必須像生命一樣不顧一切的「開始」。我們自七十年代末由現實而歷史、又從歷史切入文化的層層「反思」，才顯得加倍寶貴。
我這一代人的最大噩夢就是文革。自它結束後，一個質問「誰該對那場大災難負責？」一直錐刺著中國人。北京西單「民主牆」曾帶來短暫的希望。就在那兒，後來寫進當代中國文學史的名字們匯聚到一起。我們在美學上的區別，凸顯了一個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感覺，」那正是文學最低、也最高的標準。只這一句話，就足以刺穿周圍強加的謊言了：文革甚至不是「傷痕」，因為淌血的傷口從未癒合。毛死了，而鄧自己的文革版本「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令知識分子眼睜睜看著噩夢又還原成現實。
一代代獨裁者，以及與他們配套的愚民、順民，不停上演著一個早已寫進中國歷史的戲劇腳本。在靈魂的刺痛中，時間就像幾千年更換的面孔和名字一樣沒有意義。由此，大雁塔、長城、故宮、易經「自然而然地」進入我們的詩；甚至「六四」的鮮血，也無非那龐大的死亡之虛無的一部分。那麼，每個人在這場歷史悲劇中扮演什麼角色？整體的黑暗中，誰敢宣稱自己是清白無辜的？當數億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誰是迫害者？難道現實竟荒誕至此，有災難而沒有迫害者？貫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其實恰與美國黑人的「尋根」反義——我們的「根」就在自己腳下，但那個兩千年來滲透了中國人潛意識的「大一統」的傳統思維方式，先天切除了個人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致使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只剩一個集體弱智的事實。這或許該稱為我真正的「傳統文化教育」：課本是深入我血肉和靈魂的痛楚，課堂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而要學習的是如果喪失對一個傳統「反省的能力」，會給一個民族帶來何等的災難！我曾站在陝西臨潼兵馬俑坑邊，目睹黃土掀開一角，那個近在咫尺、又常常慘遭忽略的死亡世界，突然暴露出來。「怪圈」原來一點不怪，因為根本沒有「圈」。我們無非都是死者，面面相覷著，從未離開此地。
兩個宛如讖語般的詞句，預示了我的流亡生涯：八七年，我和朋友們在北京組織了「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八八年，我出國前寫下的詩句「回不去時回到故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讓我們親眼目睹了歷史的背道而馳。東歐流亡作家回家之日，正是我們去國之時。但甚至這，也從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現實非如此不足以證實詩的深度：「天空從未開始／這斷壁殘垣」、「以死亡的形式誕生才真的誕生」（摘自我寫作五年的長詩《YI》，總標題為一個我自造的篆體漢字）。文革後「人的自覺」喚醒了「詩的自覺」，而現在，則是「詩的自覺」在引領「人的自覺」。我在那首長詩中，通過大規模拼貼不同時代和人物，刻意敞開「中文性」內涵的非時間因素，以「取消時間」的詩歌意識，觸摸千載不移的人之命運。「每一隻鳥兒逃到哪兒 死亡的峽谷／就延伸到哪兒 此時此地／無所不在。。。」這些寫於中國的句子，已經涵蓋了我被禁止和銷毀的作品、流亡中漏雨的小屋、被自己的母語變成隱身人的悲哀。還遠不止那些呢，我海外寫作的冷靜，得有場大喧囂作對比：九十年代後席捲整個中國的「金錢文化大革命」；「共產—黑手黨」公然進行的權／錢交易；北京、上海五光十色的摩天大樓下，被難以置信的不公平經濟結構無限盤剝的近十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新官方文化」的金錢收買下，國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放棄良知、對暴政的沉默與臣服；在戴著意識形態枷鎖的「市場」中，和官方「盛世」宣傳相配套的，瀰漫於畸形「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喧囂和文化商標式的「身份遊戲」（Identity Games）；也別忘了由西方政府和大投資商們蓄意營造的「中國市場神話」，同一個徹底實用的利益原則，竟能把「共產專制」變成西方投資的最佳保護者。中國，既是今天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博物館」，又當之無愧於「國際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現實荒誕得超乎任何想像時，頗像一個獨具創意的文學概念——「現實魔幻主義」！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個詞，畫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當每個人都面對著世界性的困境，哪裡是「中國文化」的位置？它含義的模糊，似乎正與它的被濫用成正比：那些對儒、道、釋的談論，大多只和書本上的「過去」相關，卻與我們每天的生存現實絕緣；那些因招財進寶而香火鼎盛的廟宇、靠避凶免災才大行其道的「風水」、以假弄真坑蒙世人的古董贗品，乾脆該直呼為人性劣質的張揚！那些為國際政治、經濟交易佐餐的舞龍舞獅式的「文化觀光」呢，撲鼻一股淺薄、實用的銅臭氣！
那麼，還有沒有出路？一連串否定之後，還找得到肯定嗎？回答是：找得到。這裡有個必須明確的前提：沒有任何一種「現成的」理論，能「套得上」今日中國的現實。我們的困境和我們的活力同樣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挪出一條路來。以詩歌為例，中國古詩精美絕倫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語言相去太遠了，它們提供的是一個中文詩曾經發育得多麼成熟充分的範本。但同時，僅把西方詩歌視為模特也是「不夠的」。且不說經過中文翻譯的「變異」，我們讀到的，只是某些視覺意象和觀念的縮寫與改寫（這正解釋了大批翻譯味兒十足的「中文詩」之淵源），更可悲的是，儲存在「中文性」內部、對我們自己必需且對他人有益的那些啟示，也因為從未存在在西方詩歌中而一併遭到了忽略。於是，「中文詩」永遠只不過是用中文寫成的（更差的）西方詩！不，我們的思想必須是「原創」的，必須不依賴任何一個已有的文化「模式」。它不得不「新」的意識結構，必須「為我所用」地自由取捨一切人類思想資源。
爭論已久的「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其實全無意義。這裡，唯一的「體」是活著、感受著、提問著、思考著的個人。他／她沒有任何鎖定的來源或去向。既然「純粹的」中國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種虛構，而「共產黨文化」只是中、西劣質混血的結果。那我們所能做的，也就是尋求一種另類的、良性的「雜交」——基於人性的、個性的追問，讓世界在我們的思想之內四通八達！我們取捨的標準，與是否「中國的」無關，僅僅與是否對思想「有效」有關。一切有助於建構思想更深層次的就「用」，否則不「用」。
當我們肯定思想的「個人性」，就直接溝通了一切文化傳統的原動力。想想透徹語言極限的老子、風塵僕僕周遊列國傳播自己政治主張的孔子、悲憤「天問」投江自盡的屈原吧，那是對「自我」和「自由」怎樣的張揚！返回中國文化傳統的源頭，我們既繼續著儒家的人格修煉和社會關注，又不放棄道家的「精神超越」，甚至佛家對整個生命虛無的體悟，也是更高層次上的「開始」。當每個人面對著這樣的「標準」，誰說「個性解放」只屬於西方？
當我們肯定有一個「中文文學傳統」在，那其實是在談論一個到來太晚的、對自己語言和思維的「自覺」。過去一個世紀，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到文革的「破四舊」，再到今天潮水般掃過的各種「後學」，中國人對自己寶藏的無知和對外來時髦「理論」的一窩蜂追逐同樣觸目！但其實，與只有西方文化單一資源的思想者比，我們本來多麼富有：一個綿延數千年、自成一體且被無數古典傑作證實過的傳統，在在提供著比較、對話、互動的可能。只要我們明確一點：思想首先是「個人的」，然後才由於它與中文資源的深刻聯繫而成為「傳統的」。這種良性對話的結果，甚至凸現出把中文建成一個（或許是這世界上唯一一個）與歐美相媲美的傳統的可能性。
當我們肯定「中文性」的哲學與美學內涵，特別是通過「取消時間」來把握人之處境，其目的也並非尋找一個與「西方」相對立的「東方」。這裡，恰恰是在對西方哲學「時間性」的反思中，推出更深一層的「時間意識」：解除了「時間迷信」才暴露出每個人——並不只是中國人——腳下的絕境。對於我，這個建立「非時間的」詩歌空間的意識，既可以說是自《易經》的啟示引申而來，也可以說完全基於我對當代生存狀況的理解。它們互相「推進」到了彼此的深處。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的「沒有出路」，且「從不可能開始」。
我的詩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也是一種肯定——對背叛一切群體的、既定的「模式」之肯定。當代中國文化上的「無依無靠」，實在是獨一無二的「機遇」。不管樂意與否，我們就站在諸多文化的匯合點上。雜交反正在進行。它的「成功」與否，只能由造成的「品種」——每個個人的質量——去衡量。也正因此，「國家」、「文化」、「政治正確」等等都不再是判斷的標準，反而成了被判斷之物。我們的社會態度也因此清晰無誤了：誰尊重自身的「自由」，就不能容忍任何對他人的迫害；誰希望自己被公平對待，就必須反抗其他所有的「不公」——無論那來自號稱「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政府，還是明顯持雙重標準的、不顧中國扭曲的社會結構而一心和中共分贓的西方資本！「背叛」是一種自信。它意味著，一個人敢於在自己腳下反抗醜陋的世界。
兩千五百年前的詩人屈原，用他羅列數百問題而無一回答的《天問》，開創了一個「追尋更徹底的困境」的思想傳統。他的意義，決不止限於中文文學史，而是給了整個人類一個機會：用我們對自己發出的小小「天問」，和他建立「創造性的聯繫」。這是否還叫「中國文化」？用什麼名字去總稱這個當代的「諸子百家」又有什麼關係？今天的中國，畢竟在無數個人的「背叛」中，一點一點移出被共產黨文化顛倒的價值觀了。這，正是令我感動之處。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