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煉:追尋更徹底的困境

——我的「中國文化」之思
楊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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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這遺言,變成對我誕生的詛咒」

  「中國文化是什麼?」這問題貌似清晰,卻令我越想越不著邊際。是否中國人的文化就都是「中國文化」?或凡發生在中國的都叫「中國文化」?有沒有一個哪怕只由中國人所共有的「中國文化」?誰來決定什麼「是」、而什麼「不是」中國文化?一旦決定了,這「中國文化」還有沒有演變甚至超越自身的可能?如果有,我們怎麼去見證它的活力?如果沒有,那個固定的「中國文化公式」,豈不在先天抹煞一代代鮮活的生命?它究竟該被稱為「偉大的傳統」?或只該被實事求是地被叫做一個「過去」?

  本節的小標題,引自我寫於一九七七年的第一首詩《自白》。它有個副標題:「給一座廢墟」。這裡的「廢墟」既具體又像征。具體之處在北京的圓明園,彷彿命中注定,我從兩歲起就住在這座被八國聯軍洗劫一空的滿清皇家園林附近;而它的象徵意義,則來自文革終於結束後,整個中國驚醒時,赫然發現幾十年的「革命」已把一個民族、一個文化變成了自身歷史上最黑暗的版本。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徘徊在那片亂石、枯草、殘雪之間,「死亡」如此觸目,猶如灰暗天空下大塊裸露的黃土;「末日」如此刺骨,正像毫無遮掩的地平線上咆哮而來的寒風。我這一代人,無知得甚至不懂,那幾根被我們當作不屈和抗爭標誌的石柱,恰恰是與中國文化無關的「西洋樓」的殘餘。僅僅因為它們羅可可風格的雕花不符合「社會主義」的需要,才免遭五十年代建設人民公社時大拆遷的厄運。我目不轉睛注視著,一片預設進我們生命起點的荒涼,一種從開始就擺在燒焦的土地上的處境。那些默默的石柱,「彷彿垂死的掙扎被固定/手臂痙攣地伸向天空/彷彿最後一次/給歲月留下遺言。。。」我們的誕生,直接是死者遺言的最恐怖、最殘忍的形式。

  這構成了我對今天「中國文化」認識的起點: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為「建設」起來的斷壁殘垣,霸佔著土地,連清除也無法進行。我這一代人,可以簡稱為「沒有文化的一代」,或在「反文化」中成長的一代。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都不僅僅被忽略,更被徹底否定。我第一次面對「孔夫子」,是在七三年「批林批孔」政治運動中。孔夫子與毛要打倒的林彪被並列為「階級敵人」。如果說,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始,中國的思想主題可以概括為「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型」的話,那麼四九年後,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怪胎——既毀了數千年中國文化自成一體的結構、又引進不了西方文化結構,最終兩面雙雙失控,中、西之「惡」組合出人性黑暗之集大成!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毛澤東借西方歷史進化論的空洞邏輯,遮掩—縱容其肆無忌憚的專制暴行了。大躍進式的公開謊言、文革中的濫殺無辜,只要誰也不懂的「歷史唯物主義」一詞出口,就立刻變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與「共朝」暴君的絕對獨裁相比,兩千年前漢儒們立「天道」以制約「皇權」的努力,實在顯得太富「民主」氣息了。而與中國古代士大夫對自己的人格道德要求比,當代中國專制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摧毀,堪稱殘酷之最!而且,不僅儒家的「進取」被壓制,連道家式的「退隱」、佛家式的「出世」也被斷絕,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無所不在!歸根結底,所謂「砸碎私有制」,砸碎的是古老常識對人性作惡本能的限制;所謂「實現社會主義」,實現的是從官方內部權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體化污染:無精神原則的徹底實用(「唯」物,多麼絕妙的翻譯!),導致徹底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甚至我的中文,當五花八門的「主義」、「口號」充斥其中,使用這種一無感覺二無意義的「大詞」,就等於自動跳入它的陷阱。我們簡直分辨不清了,那毒素究竟來自外界、還是乾脆儲存在自己內部?當我們一廂情願地繼續使用「語言」、「傳統」這些詞彙,卻幾乎沒注意到:我們其實既無「語言」又無「傳統」。民族虛榮者鼓吹的「古老輝煌」,已經永久性地成了一堆碎片;而把賺錢等同於「現代」,更是一派自欺欺人。我們所在之處,那瀰漫在空氣中、被吸入肺腑、融進血液週身循環的,根本不是什麼「中國文化」,強名之,只能叫「共產黨文化」。它造出的人性廢墟,比一切外在廢墟觸目驚心千萬倍。很殘酷嗎?但更殘酷的是——迴避它,我們的「思考」就根本碰不到想談論的現實!

           二,「從不可能開始」

  「人在行為上毫無選擇時,精神上卻可能獲得最徹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獨》一文中寫道。作為一位年輕詩人,我已經知道,我面對著一種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說,現實在不停提供「噩夢的靈感」,我們的寫作跟隨著它,劃出的正是一條向自己親歷的痛苦經驗深處探尋的軌跡。一個輪廓清晰的「追問的歷程」。每抵達一個「形而下下」的現實深度,也同時獲得一種「形而上」的對存在的理解。或許出於直覺,或許是對中國災難歷史的「怪圈」式循環有所自覺,或許冥冥中被中文動詞的「非時態性」所啟示,我所體會的困境,自始就直指一種剝去了「時間幻象」的處境。一種「不可能」,揭露出「進化」深處人性黑暗的深淵。它遠不止是「時間的痛苦」,更是「沒有時間的痛苦」。正因為這,杜甫寫於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詩句「萬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才跨時空地與我心心相契,成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銘。

  中國古話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同理,當意大利電視台問我「詩對你意味著什麼?」我的回答是:「從不可能開始。」是的,必須有對處境之「不可能」的自覺,還必須像生命一樣不顧一切的「開始」。我們自七十年代末由現實而歷史、又從歷史切入文化的層層「反思」,才顯得加倍寶貴。

  我這一代人的最大噩夢就是文革。自它結束後,一個質問「誰該對那場大災難負責?」一直錐刺著中國人。北京西單「民主牆」曾帶來短暫的希望。就在那兒,後來寫進當代中國文學史的名字們匯聚到一起。我們在美學上的區別,凸顯了一個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感覺,」那正是文學最低、也最高的標準。只這一句話,就足以刺穿周圍強加的謊言了:文革甚至不是「傷痕」,因為淌血的傷口從未癒合。毛死了,而鄧自己的文革版本「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令知識分子眼睜睜看著噩夢又還原成現實。

一代代獨裁者,以及與他們配套的愚民、順民,不停上演著一個早已寫進中國歷史的戲劇腳本。在靈魂的刺痛中,時間就像幾千年更換的面孔和名字一樣沒有意義。由此,大雁塔、長城、故宮、易經「自然而然地」進入我們的詩;甚至「六四」的鮮血,也無非那龐大的死亡之虛無的一部分。那麼,每個人在這場歷史悲劇中扮演什麼角色?整體的黑暗中,誰敢宣稱自己是清白無辜的?當數億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誰是迫害者?難道現實竟荒誕至此,有災難而沒有迫害者?貫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其實恰與美國黑人的「尋根」反義——我們的「根」就在自己腳下,但那個兩千年來滲透了中國人潛意識的「大一統」的傳統思維方式,先天切除了個人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致使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只剩一個集體弱智的事實。這或許該稱為我真正的「傳統文化教育」:課本是深入我血肉和靈魂的痛楚,課堂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而要學習的是如果喪失對一個傳統「反省的能力」,會給一個民族帶來何等的災難!我曾站在陝西臨潼兵馬俑坑邊,目睹黃土掀開一角,那個近在咫尺、又常常慘遭忽略的死亡世界,突然暴露出來。「怪圈」原來一點不怪,因為根本沒有「圈」。我們無非都是死者,面面相覷著,從未離開此地。

  兩個宛如讖語般的詞句,預示了我的流亡生涯:八七年,我和朋友們在北京組織了「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八八年,我出國前寫下的詩句「回不去時回到故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讓我們親眼目睹了歷史的背道而馳。東歐流亡作家回家之日,正是我們去國之時。但甚至這,也從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現實非如此不足以證實詩的深度:「天空從未開始/這斷壁殘垣」、「以死亡的形式誕生才真的誕生」(摘自我寫作五年的長詩《YI》,總標題為一個我自造的篆體漢字)。文革後「人的自覺」喚醒了「詩的自覺」,而現在,則是「詩的自覺」在引領「人的自覺」。我在那首長詩中,通過大規模拼貼不同時代和人物,刻意敞開「中文性」內涵的非時間因素,以「取消時間」的詩歌意識,觸摸千載不移的人之命運。「每一隻鳥兒逃到哪兒 死亡的峽谷/就延伸到哪兒 此時此地/無所不在。。。」這些寫於中國的句子,已經涵蓋了我被禁止和銷毀的作品、流亡中漏雨的小屋、被自己的母語變成隱身人的悲哀。還遠不止那些呢,我海外寫作的冷靜,得有場大喧囂作對比:九十年代後席捲整個中國的「金錢文化大革命」;「共產—黑手黨」公然進行的權/錢交易;北京、上海五光十色的摩天大樓下,被難以置信的不公平經濟結構無限盤剝的近十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新官方文化」的金錢收買下,國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放棄良知、對暴政的沉默與臣服;在戴著意識形態枷鎖的「市場」中,和官方「盛世」宣傳相配套的,瀰漫於畸形「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喧囂和文化商標式的「身份遊戲」(Identity Games);也別忘了由西方政府和大投資商們蓄意營造的「中國市場神話」,同一個徹底實用的利益原則,竟能把「共產專制」變成西方投資的最佳保護者。中國,既是今天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博物館」,又當之無愧於「國際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現實荒誕得超乎任何想像時,頗像一個獨具創意的文學概念——「現實魔幻主義」!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個詞,畫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當每個人都面對著世界性的困境,哪裡是「中國文化」的位置?它含義的模糊,似乎正與它的被濫用成正比:那些對儒、道、釋的談論,大多只和書本上的「過去」相關,卻與我們每天的生存現實絕緣;那些因招財進寶而香火鼎盛的廟宇、靠避凶免災才大行其道的「風水」、以假弄真坑蒙世人的古董贗品,乾脆該直呼為人性劣質的張揚!那些為國際政治、經濟交易佐餐的舞龍舞獅式的「文化觀光」呢,撲鼻一股淺薄、實用的銅臭氣!

  那麼,還有沒有出路?一連串否定之後,還找得到肯定嗎?回答是:找得到。這裡有個必須明確的前提:沒有任何一種「現成的」理論,能「套得上」今日中國的現實。我們的困境和我們的活力同樣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挪出一條路來。以詩歌為例,中國古詩精美絕倫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語言相去太遠了,它們提供的是一個中文詩曾經發育得多麼成熟充分的範本。但同時,僅把西方詩歌視為模特也是「不夠的」。且不說經過中文翻譯的「變異」,我們讀到的,只是某些視覺意象和觀念的縮寫與改寫(這正解釋了大批翻譯味兒十足的「中文詩」之淵源),更可悲的是,儲存在「中文性」內部、對我們自己必需且對他人有益的那些啟示,也因為從未存在在西方詩歌中而一併遭到了忽略。於是,「中文詩」永遠只不過是用中文寫成的(更差的)西方詩!不,我們的思想必須是「原創」的,必須不依賴任何一個已有的文化「模式」。它不得不「新」的意識結構,必須「為我所用」地自由取捨一切人類思想資源。

  爭論已久的「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其實全無意義。這裡,唯一的「體」是活著、感受著、提問著、思考著的個人。他/她沒有任何鎖定的來源或去向。既然「純粹的」中國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種虛構,而「共產黨文化」只是中、西劣質混血的結果。那我們所能做的,也就是尋求一種另類的、良性的「雜交」——基於人性的、個性的追問,讓世界在我們的思想之內四通八達!我們取捨的標準,與是否「中國的」無關,僅僅與是否對思想「有效」有關。一切有助於建構思想更深層次的就「用」,否則不「用」。

  當我們肯定思想的「個人性」,就直接溝通了一切文化傳統的原動力。想想透徹語言極限的老子、風塵僕僕周遊列國傳播自己政治主張的孔子、悲憤「天問」投江自盡的屈原吧,那是對「自我」和「自由」怎樣的張揚!返回中國文化傳統的源頭,我們既繼續著儒家的人格修煉和社會關注,又不放棄道家的「精神超越」,甚至佛家對整個生命虛無的體悟,也是更高層次上的「開始」。當每個人面對著這樣的「標準」,誰說「個性解放」只屬於西方?

  當我們肯定有一個「中文文學傳統」在,那其實是在談論一個到來太晚的、對自己語言和思維的「自覺」。過去一個世紀,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到文革的「破四舊」,再到今天潮水般掃過的各種「後學」,中國人對自己寶藏的無知和對外來時髦「理論」的一窩蜂追逐同樣觸目!但其實,與只有西方文化單一資源的思想者比,我們本來多麼富有:一個綿延數千年、自成一體且被無數古典傑作證實過的傳統,在在提供著比較、對話、互動的可能。只要我們明確一點:思想首先是「個人的」,然後才由於它與中文資源的深刻聯繫而成為「傳統的」。這種良性對話的結果,甚至凸現出把中文建成一個(或許是這世界上唯一一個)與歐美相媲美的傳統的可能性。

  當我們肯定「中文性」的哲學與美學內涵,特別是通過「取消時間」來把握人之處境,其目的也並非尋找一個與「西方」相對立的「東方」。這裡,恰恰是在對西方哲學「時間性」的反思中,推出更深一層的「時間意識」:解除了「時間迷信」才暴露出每個人——並不只是中國人——腳下的絕境。對於我,這個建立「非時間的」詩歌空間的意識,既可以說是自《易經》的啟示引申而來,也可以說完全基於我對當代生存狀況的理解。它們互相「推進」到了彼此的深處。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的「沒有出路」,且「從不可能開始」。

  我的詩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也是一種肯定——對背叛一切群體的、既定的「模式」之肯定。當代中國文化上的「無依無靠」,實在是獨一無二的「機遇」。不管樂意與否,我們就站在諸多文化的匯合點上。雜交反正在進行。它的「成功」與否,只能由造成的「品種」——每個個人的質量——去衡量。也正因此,「國家」、「文化」、「政治正確」等等都不再是判斷的標準,反而成了被判斷之物。我們的社會態度也因此清晰無誤了:誰尊重自身的「自由」,就不能容忍任何對他人的迫害;誰希望自己被公平對待,就必須反抗其他所有的「不公」——無論那來自號稱「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政府,還是明顯持雙重標準的、不顧中國扭曲的社會結構而一心和中共分贓的西方資本!「背叛」是一種自信。它意味著,一個人敢於在自己腳下反抗醜陋的世界。

  兩千五百年前的詩人屈原,用他羅列數百問題而無一回答的《天問》,開創了一個「追尋更徹底的困境」的思想傳統。他的意義,決不止限於中文文學史,而是給了整個人類一個機會:用我們對自己發出的小小「天問」,和他建立「創造性的聯繫」。這是否還叫「中國文化」?用什麼名字去總稱這個當代的「諸子百家」又有什麼關係?今天的中國,畢竟在無數個人的「背叛」中,一點一點移出被共產黨文化顛倒的價值觀了。這,正是令我感動之處。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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